為什麽是巴黎？城市成為國際性的文化和藝術中心

巴黎是老歐洲的最後夢幻。19世紀以前的巴黎，擁擠、雜蕪、生機勃勃，卻並非後世人們心目中的藝術之都。海明威所謂的“流動的盛宴”，則已是風流雲散前的最後繁華。巴黎真正成為藝術家一夜成名的天堂、熱愛享樂者趨之若鶩的樂土，還是在19世紀。尤其是1875-1914年之間，被法國人稱做“美好年代”的歲月，美好年代的巴黎正如本雅明所說，是“19世紀的首都”。

為什麽是巴黎

巴黎是近代歐洲超級大都市的先驅和楷模。19世紀初，歐洲大陸上只有一個超級大城市，那就是巴黎。在前工業化時代，君主國的規模決定了首都的規模，而巴黎是整個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法蘭西大君主國的首都。到1815年，巴黎已經是歐洲大陸上最大的城市，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德意志各地的城市都有所擴張，比如柏林在1840年人口達到了32萬9千人，維也納在1848年前後人口突破了43萬，但是德意志地區人口前十二位的城市，人口加在一起才僅僅134萬，而巴黎的人口此時已經突破一百萬了。從規模上說巴黎是當之無愧的歐洲大陸上的第一大城市，但決定一座城市地位的因素裡，人口並不是最重要的。實際上如果只看人口，至少還有一個城市可以和巴黎並駕齊驅，那就是倫敦。但為什麽不是倫敦、而是巴黎成為歐洲文化和藝術的中心呢？

一個城市能夠成為國際性的文化和藝術中心，決定性因素只有一個，那就是文化和藝術消費市場的規模。這一規模說到底是由消費者的數量決定的。而文化和藝術消費者集中到哪個城市，則分別受幾個因素的影響。

首先就是城市的規劃。很多人覺得城市規劃對文化藝術市場影響不大。在21世紀，各個城市的基礎設施水準相差不大的情況下或許如此；但在19世紀，不同城市的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水準有天壤之別。以規模人口不相上下的巴黎和倫敦為例，就能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規劃思想對城市的影響，進而對文化藝術消費市場所產生的影響。

倫敦採用的是典型的自由放任的規劃思想，也就是沒有什麽城市規劃可言，富裕階級的豪華宅邸和窮人的窮街陋巷往往彼此相鄰，工業的發展造就了“霧都”，排汙的最終解決方案就是泰晤士河，所有的下水道最後都匯入河中，而英國人又發明了抽水馬桶，於是泰晤士河臭不可聞。所以英國富裕階級除了議會會期或者談生意，基本上不會住到倫敦，他們都住在自己的鄉下宅邸，只在每年秋天議會開會期間到倫敦度過一個與議會會期長度大體相當的社交季。一旦議會休會，他們就急匆匆地從倫敦四散逃出，回到鄉間。

鄉下的生活除了舞會、宴會、打獵和騎馬之外也沒有什麽別的消遣，所以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上層階級想要過城市生活的時候，往往選擇到巴黎去，而不是倫敦。比如維多利亞女王的寶貝兒子，1900年前後最著名的花花公子，未來的英王、印度大皇帝愛德華七世。他做王太子時期的大部分快活日子都是在巴黎和小女演員一起度過的。愛丁堡當然也不在選擇之列，蘇格蘭的大地主也喜歡去巴黎消費。

人人都愛巴黎，自然有其道理。實際上巴黎的城市規劃和市政建設在19世紀初比倫敦強不了多少，但1789年以來的歷次革命尤其是1848年革命，讓法國的統治者對他們首都的“缺陷”有了深刻的認識。巴黎的運輸依賴塞納河的廉價水運，水運的便利讓在巴黎享受生活掌控權力的上層階級和出賣勞動力勉強維生的下層階級都住在塞納河兩岸（還有“左岸”的那些文人和大學生）。法國最忿忿不平的階層和法國最沾火就著的一群人比鄰而居，而他們還都跟法國最需要保護的上層階級是鄰居。窮人居住的窮街陋巷往往彎曲曲折，私搭亂建猖獗，一旦有人想要發動革命，只要簡單地找些材料，比如一輛馬車甚至一堆家具，就可以構築起簡易的街壘。而進攻一方如果不動用重武器就拿這些簡易街壘沒有辦法。還有什麽比這個更危險的？1848年革命的春天，一個拎著箱子在巴黎火車下車的流亡者就深刻地體驗到了巴黎的這種“革命性”；1851年，已經當了總統的他又騎在馬上率領五萬士兵再次體會到了這一點。

所以從1852年這位流亡歸來的親王總統變成法國人的皇帝以後，帝國就開始對巴黎進行徹底的改造和規劃。巴黎的整個布局被調整，產業被重新配置，鐵路取代塞納河成為巴黎的運輸命脈，這就讓依賴運輸的製造業得以遠離塞納河。製造業退出巴黎核心區域的結果，就是巴黎的核心地帶從過去的多種產業並存向著清一色的高端金融、科技和服務業的方向發展。所有這些產業中最能奪人眼目的就是高端服務業，高端服務業說到底除了吃喝就是玩樂，玩樂中最適合“帝國之都”巴黎的種類，無疑就是文化和藝術。

製造業退出巴黎核心地帶的另一個結果是產業工人也跟著他們的企業一起離開了塞納河岸。窮人遷離市中心的結果是過去巴黎市中心的工人區終於可以被統一規劃了，以前彎曲曲折的街道被拆毀拉直，窮街陋巷的舊址上修築了新的奧斯曼式大道；在大道兩側，配備了近代式暖氣和生活便利設施的新式公寓樓拔地而起。

19世紀末的巴黎依然有窮人，但到世紀末“窮人”這個詞的含義已經和幾十年前有了天壤之別。在馬奈和德加這樣的印象派畫家筆下，巴黎的“窮人”從1870年的公社戰士變成了咖啡館女招待、服裝店的女店員。下層階級的男性正在退出巴黎，取而代之的是下層階級的女性。下層階級的女性在這個時代的巴黎紳士們眼中，其實和巴黎商店裡琳琅滿目的商品一樣都是消費品。

經過第二帝國的改造，巴黎核心地帶在硬體上成了一個秩序井然、街道寬闊，而且天際線明顯的優美場所。以第二帝國街頭景觀的典範——大歌劇院前的寬闊大道來說，巴黎成了全歐洲類似的城市改造項目的楷模。大部分生產性的功能都退出了城市核心地帶，歌劇院、劇院、帶演出的啤酒館和咖啡館、書店、奢侈的餐館和小酒吧，構成了第二帝國以來巴黎風雅生活的舞台。

作為新興的文化、娛樂和消費城市的巴黎，沒有作為貿易城市和殖民地商品集散地的倫敦那樣豐富的商業傳統。新建的臨街店鋪還不足以形成一個與帝國之都相匹配的輝煌景觀時，拱廊街就成為巴黎新式生活的一個象徵。第二帝國時期興起的拱廊街，用透明的遮雨棚把街道兩側的商店融為一體。形成一個閉合的景觀，讓巴黎這座權力支配的城市擁有了自己的消費文化。

這種象徵著新生活的發明，成為眾多文人和藝術家描繪的對象，波德萊爾把它看作是近代生活的象徵，本雅明則把它當作近代生活的標本加以研究和分析。而第二帝國時期的這個偉大發明的最遙遠回聲，其實就是今天幾乎遍布日本各地的商店街。那些被透明遮雨棚覆蓋的商店街在今天的世界裡顯得太不起眼，以至於絕大部分人忽略了它和拱廊街之間從理想到形式上的高度一致性。走在大阪從道頓堀開始延綿幾公里的心齋橋筋商店街中，每個人其實都踏上了第二帝國閑逛者的足跡，但人們都忽略了這一點。

巴黎隨著第二帝國的改造成為興起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典範，成為所有嚮往這種生活方式的人眼中的人工天堂；當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仇恨這種生活的人眼中罪惡的巴比倫，第三共和國時期有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埃米爾·亨利，當他想要用自己製造的炸彈顛覆布爾喬亞的生活方式時，他把他的土炸彈扔進了巴黎的咖啡館。

共和國中的貴族花都

巴黎成為近代歐洲文化和藝術中心的另一個決定性因素是巴黎的貴族色彩。隨著1875年第三共和國憲法的通過，法國貴族就對複辟逐漸絕望。但是退出政治舞台的貴族，卻始終把持著社交活動和文化價值判斷的話語權。在第三共和國的巴黎，社交核心是貴族的沙龍，共和國的新貴們也以能夠進入這樣的沙龍為傲，而貴族和共和國新貴之間最容易互相理解的領域就是藝術。畢竟政治是他們之間最深的鴻溝，而藝術則可以超越於政治之上。結果就是巴黎在帝國滅亡之後得以繼續保持著自己的夢幻之都形象，而貴族則把巴黎的夢幻具體化為藝術之夢。

當時，除了法國以外全歐洲的強國幾乎都是君主國。可想而知，全歐洲的貴族想去巴黎風流快活順便買點藝術品時，他們總不願看到一幫戴著自由帽、圍著自由樹跳“卡馬尼奧拉”舞的雅各賓分子。如果他們看到巴黎依然掌握在一群彬彬有禮的舊貴族手中，依然在追求君主時期的審美和藝術，那麽他們自然就會放下心來。所以法蘭西第二帝國雖然在1870年垮台了，但帝國歡慶並沒有結束，第三共和國繼承了第二帝國的政策，巴黎依然是花都巴黎。

第三個重要因素是巴黎的寬鬆氣氛。在維多利亞時代，全歐洲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中產階級化。隨著中產階級的興起，他們的倫理觀和道德觀也開始佔據社會主流。貴族那種把婚姻當生意的倫理觀，正在逐漸被中產階級的“婚姻應該建立在感情基礎上”的觀念逼進牆角。既然婚姻的基礎是感情，那麽“緋聞”這種事，就從貴族式的“發乎情止於禮”（尊重婚姻這種風俗和制度，同時滿足自己的感情）變成了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感情上的背叛。一名貴族的“緋聞”從一件無傷大雅的風流韻事，變成了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上的“自殺”。

越是在貴族依然保持著威望和權力的君主國，他們就越不得不在這些私德的領域裡向掌握了越來越大話語權的中產階級讓步，歐洲主要國家的倫理觀都變得越來越“嚴肅方正”，推崇“質樸的道德”。

說到這裡，要順便談一下此時的柏林，德意志帝國的崛起和柏林的大肆擴張，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整齊街道，也帶來了柏林人聞所未聞的新式生活。但新東西往往意味著價格昂貴，而十九世紀末的普魯士，“農業革命”帶給地主階級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在1848年前後風頭無兩的容克貴族們如今在經濟上捉襟見肘。

沒有錢就意味著沒有機會跟上時代的腳步。那些時髦的東西，從遊艇到汽車，從電燈到電話，從風靡一時的幻燈片，到會動的幻燈片電影，再加上賦予電影以聲音的留聲機，這些東西都不是普魯士地主們能享受得起的東西。即使是俾斯麥這樣的締造了德意志帝國的英雄，在這個時代也開始變得越來越謹慎，盡可能避免社交生活。晚年的俾斯麥給人留下一種離群索居的印象，他總是避免參加各種宴會，一找到機會就跑回自己的莊園。其中固然有他不願流俗的一面，但捨不得花錢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貴族沒有錢在柏林跟上時代的腳步，但柏林人口依然在爆發性增長。到20世紀初，柏林人口已經向三百萬邁進。這就意味著在這座新興的帝國之都，社會的話語權已經牢牢地把持在中產階級手中。閱讀這個時期的德語文學作品，尤其是那些反映柏林或者維也納城市生活的小說，會發現婚外戀醜聞對一個中產階級女性來說意味著什麽。比如施尼茨勒的小說《死者無言》就是最好的例子。在這個問題上皇帝也不例外，威廉二世年輕時代是一個典型的皇室花花公子，留下了各種緋聞。因為當時他還只是德意志帝國的“皇太孫”。但1888年他登上皇位以後，他和漂亮的女士們再也沒有被證實的緋聞了。

對比可怕的倫敦和柏林，巴黎簡直就是一方樂土。一個上層階級的女性如果想在婚姻之外找到自己的幸福，甚至可以公然地出雙入對，還不用擔心被道德法庭審判，那就去巴黎咯！如果一個上層階級的男性想要風流快活一番，那就去巴黎咯！

巴黎是少數貴族階級不願意也沒必要在道德和倫理上俯就中產階級的城市。這就意味著巴黎是少數還依然保持著貴族階級寬鬆空氣的城市。因為巴黎不是一個倫敦那樣蒸蒸日上的商業之都，也不是一個柏林式的有著威廉圈（指圍繞柏林舊城在威廉一世統治晚期興起的一圈工人居住區）的工業城市，巴黎是娛樂、消費、享樂的夢幻之都，是一座不事生產的純消費城市。嚴肅方正的那一套市民道德在巴黎不適用。甚至同性戀在法國也已經非罪化，雖然依然為道德所不容，但至少不會身敗名裂也不用坐牢。於是全歐洲想要追求歡樂，想要享受生活的人都集中到巴黎。而巴黎的吃喝玩樂裡最高端的就是玩藝術。從追逐女演員到收集藝術品，形成了一整套消費市場，也形成了一個超級成熟的產業鏈。

一個懷揣藝術夢想的中歐人可以去柏林也可以去維也納，但只要他有足夠的門路和金錢，他們都會想要去巴黎。因為巴黎意味著整個歐洲的文化和藝術市場。就像本雅明說的，也許柏林比巴黎強大，也許倫敦才是歐洲的金融和財富之都，但只有巴黎是整個歐洲的首都，因為整個歐洲的文化和藝術最終都要匯入巴黎，在這裡碰撞與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