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之後，歐洲的歷史仿佛突然上緊了發條

（圖片來源：壹圖網）

高林/文

一

當十九世紀走完自己一半的歷程的時候，整個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歐洲都仿佛停留在十八世紀的夢境之中而不能自拔。從政治版圖到國際格局，從社會生活到城市面貌。一個十八世紀的人遊走在這個時期的歐洲不會有絲毫陌生感。那麽究竟發生了什麽讓整個歐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究竟是什麽讓耀武揚威的帝國、令人目眩的工業進步和科技奇跡，還有拔地而起的新式大都市，甚至摩天大樓都出現在歐洲的大地上？說到底，究竟是什麽讓十九世紀成為我們心目中的十九世紀？

答案就是1848年革命。邁克·拉波特的《1848：革命之年》是中文領域裡最詳盡、完整的一本1848年革命史。作者在講述1848年革命全過程的同時，還以一種非常深入、清晰的方式討論了1848年革命的爆發成因以及它為什麽會失敗。

二

1848年革命實際上是18世紀中後期興起的產業革命的副產品。隨著拿破侖帝國的滅亡和大陸封鎖令的消失，在英國興起的近代機械化大生產和蒸汽機車橫掃了複辟時期的歐洲。對未來的歐洲來說，這些技術進步意味著經濟的發展、財富的積累、市場的擴大——產業革命的這些影響最終塑造了人們熟悉的那個工廠林立、繁榮富庶的十九世紀歐洲。但在1815-1848年之間的複辟時期，產業革命的這些好處還沒有能夠展現出來。相反，機械化生產的影響首先是對城市手工工匠的衝擊。行會這種古老的制度一方面限制了會員後代選擇職業的自由，另一方面卻也保障了會員能夠免受外來商品的衝擊，保障了他們手工作坊產品的銷售和利潤。

在拿破侖戰爭期間，面對橫掃歐洲的法國的威脅，歐洲各國紛紛救亡圖存、進行改革。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對行會壟斷市場制度的廢除。這項改革當中好的一面是，廢除了身份對個人自主擇業的限制；壞的一面就是隨著商品在整個國家的自由流通，行會“師傅”們的產品不得不面對外來商品的直接衝擊。1815年以前，因為拿破侖強硬地推行他《大陸封鎖令》，禁止歐洲各國和英國進行貿易，所以這種改革的衝擊表現得並不明顯。而拿破侖帝國滅亡後，英國商品隨著和平的降臨而重新出現在歐洲市場上，就直接衝擊了那些失去行會保護的手工工匠們。

產業革命讓歐洲市民階級的下層陷入困境，城市中層階級的處境自然也不會好。英國商品的衝擊讓歐洲大陸的經濟陷入持續的低靡。經濟上的不景氣，又伴隨以1846年的農業歉收，這場真菌引起的土豆絕收，造成了驚人的“愛爾蘭大饑荒”，但事實上土豆絕收並不僅限於愛爾蘭，在整個中歐，原本就已經被迫以土豆充饑的人們，受到這場土豆病害的最大打擊。1846年的土豆絕收之後，還有1847年的金融恐慌。

所有這些接二連三的災禍，把原本忿忿不平的中層階級推入困境，把原本陷入困境的下層階級推向絕望。而此時的歐洲剛好有一個吸引了全部仇恨的靶子——梅特涅和他的維也納體系。從1814年的維也納會議以來，奧地利帝國的這位宰相就以歐洲的領導者自居，他對內無力改革奧地利帝國，重振這個被拿破侖戰爭摧殘到民窮財盡的國家。於是就只好成為意大利和德意志各邦君主“革命恐懼症”的主要醫師，以此掩蓋奧地利帝國和他自己的虛弱無力。

三

這種同盟既解釋了為什麽革命能夠爆發，也解釋了為什麽革命能夠在初期取得勝利。因為這個時期的歐洲，城市依然主導著整個社會,市民階級的中層和下層這兩個人數最多的階層又聯起手來，反抗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甚至連開明派貴族和高級教士都已經越來越不耐煩的梅特涅體制。在米蘭爆發的起義當中，米蘭大主教高舉意大利的三色旗出現在人們面前，讓整座城市隨之沸騰起來。在洶湧的民意之下，沙皇俄國以西唯一的大君主國法國的國王路易-菲利普都無力抗拒，那麽還停留在碎片化狀態的德意志和意大利，自然也沒有任何一個君主能夠加以抵抗。

但這個同盟也解釋了為什麽1848年革命會走向失敗。因為工人、手工工匠雖然都屬於方興未艾的市民階級，他們也的確在1848年春天與市民階級裡的中層甚至上層，組成了聯盟。但他們對這場革命的需求卻是完全不同的：下層階級需要的是生存，中層階級和開明的上層階級爭取的卻是“自由和統一”。

在技術進步真正造福歐洲以前，這兩種需求是無法同時滿足的。因為社會財富並沒有隨著技術的進步而大量增長，相反技術進步僅僅讓財富從手工工匠手中集中到企業主手裡。這種情況下，下層階級想要爭取生存，就意味著他們要威脅到“神聖的財產權”和“秩序”。於是當1848年夏天革命進入高潮時，原本聯合在一起投身革命的市民階級就不得不面對一個選擇——究竟是為了政治上的自由和民族的解放而甘願放棄財產和秩序？還是為了捍衛自己的財產權而與被打敗但尚未被消滅的傳統的統治者合作以換取秩序。當他們作出這個選擇的時候，1848年革命的命運就已經注定了。

四

1848年革命是19世紀歐洲歷史的一個分水嶺。從地圖就能發現，1848年歐洲的政治版圖，看起來更接近1789年的歐洲，而不是1871年的歐洲。當時的歐洲還維持著那種法國和俄國一東一西兩強並列，它們之間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則邦國林立四分五裂的局面。德意志建立了一個松散的國際組織“德意志邦聯”，而意大利連邦聯也不存在，到1848年，意大利依然是一個地理概念。

但1848年革命之後，歐洲的歷史仿佛突然上緊了發條。1848年革命以後11年的1859年，意大利王國建立；1867年北德意志聯邦憲法通過；1870年意大利王國趁普法戰爭之機佔領羅馬。1871年德意志帝國憲法通過。短短的二十幾年間，持續了幾個世紀的碎片化的中歐被兩個新興的君主國所取代。歐洲發生的這種翻天覆地的改變，原因依然可以從1848年革命失敗的原因裡去找。

為了逃避甚至戰勝這可怕的威脅，1848年的勝利者們，不得不主動站出來回應1848年革命的呼聲。他們依據自己的利益，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比如意大利的薩丁王國，就在1859年的意大利戰爭中，背靠法國這個強大的盟友，重演了1848年春天的戰爭。這一次撒丁王國的軍隊跟在法國軍隊和加裡波第的紅衫軍後邊，把意大利的三色旗插到意大利各地。面對1848年革命者“自由”和“統一”的呼聲。薩伏依王朝一如既往的選擇了統一。

在1867年的德意志，俾斯麥在普奧戰爭之後建立了一個“形式上更接近邦聯”的德意志國家。雖然他不願意在“統一”這個問題上滿足德意志人民的呼聲，但他卻給這個新生的北德意志聯邦，設置了一個由成年男子普選產生的議會。在拉薩爾的啟發下，俾斯麥這位強硬的反對革命的容克貴族，竟然接受了革命者曾經呼籲過的“自由”。

在維也納，1852年開始的“開明專製”終結了革命期間頒布的憲法，為了防止革命再次發生，王朝在維也納被拆除的城牆的舊址上，規劃了一條作為內城的平面防禦工事的寬闊大道。這條道路按照皇家軍隊的要求，必須足夠寬闊以免被街壘所切斷。它的視野還應該是閉合的，每一條匯入大道的道路的入口都應該被宏偉的公共建築所遮擋。這樣才可以讓道路上被追趕的人們找不到逃學生的出口。而這條馬蹄形的大道的兩端，都指向1849年以後相繼建造的兩座兵營，這就是維也納的“環城大道”。

1848年革命迫使統治者們行動起來重塑了歐洲的政治版圖，也決定了此後歐洲的政治制度，甚至還深刻的決定了巴黎、柏林和維也納為代表的十九世紀歐洲大都市的市容和形象。從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我們印象中的那個十九世紀，本身就是1848年革命的產物。

五

1848年革命留下的另一個遺產體現在精神上。從啟蒙時代以來，歐洲的知識分子和中上層階級就相信，存在著一個舉世皆然的真理，而且這個真理所昭示的理想的世界可以通過一場決定性的、輝煌的革命來實現。1789年到1848年之間歐洲的一系列革命無不是為了追求這個夢想。

那些投身於革命的知識分子相信，一切曾經束縛著人們的枷鎖，無論是民族的、還是宗教的、甚至語言、文化和血統都可以被普遍的解放和自由所打破。一旦人們掙脫了這些束縛，他們的良知和本能就會讓他們拋棄過去的爭端和仇恨，自由地聯合在一起，組成一個歐洲聯盟或者聯邦。這種信念和理想，就是席勒《歡樂頌》的主題。貝多芬想要用一部交響樂把這種夢想講給全人類，他就把《歡樂頌》寫進了第九交響樂的最後一個樂章，第九交響樂也因此被叫做《合唱交響樂》。

如果歷史給這首交響樂預備一個最合適它的場景，那無疑是1848年。在那一年，薩克森宮廷歌劇院的樂隊指揮理查德·瓦格納和來自俄國的職業革命家巴枯寧坐在一起爭論人類解放之後是否還會保留交響樂。面對宣布音樂為君主之的糟粕的巴枯寧，瓦格納宣布“請您聽完我們的彩排，再考慮這個問題”彩排的曲目就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彩排結束，瓦格納問眼含熱淚的巴庫寧“您還認為音樂應該被消滅麽？”巴枯寧回答“即使音樂是應該消滅的，我也願意用生命去保衛它！”

如果貝多芬和席勒的夢想會實現，那它就應該在1848年實現，在這一年從黑海到大西洋，歐洲大陸上每一座十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都在革命。循規蹈矩的市民，生活優裕的上層階級和開明貴族，艱苦勞作的工人，還有那些只想擁有一個攤位來賣他們的香腸的小商販。整個市民階級都以一種驚人的熱情參與到革命之中。柏林的市民不分男女，也不分身份，無論是衣衫襤褸的窮人還是頭戴高筒禮貌的紳士，都在炮火的轟擊之下以一種相同的熱忱和勇敢去修築街壘；當一座街壘被炮火摧毀，他們就在炮火的轟擊下去修築下一座。這種勇敢和熟練，震驚了那些圍觀的外國使節，他們寫道“這些人看起來就像天生是乾這行的一樣”。

但1848年遠去了，理想的世界卻並未降臨。1848年的春天，一直期盼著革命的詩人海涅最後一次出門，之後的八年他躺在病榻上咒罵德意志人。但也有人不像他這樣沉湎於憤怒，而是試圖找到更實際的理由。1848年革命就像一場遍及歐洲的嘉年華，人們在那個春天對美好時代的來臨翹首以待，但最終卻歸於失望。於是人們紛紛從各自的領域尋找答案。雖然角度不同，但他們卻幾乎選擇了同一個回答。那就是“專業化”。

1889年，作為大革命一百周年的紀念碑，埃菲爾鐵塔在巴黎拔地而起，專業化滲透到了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1848年革命以後，文學和藝術領域裡誕生了唯美主義運動。那個在街壘上高喊“槍斃奧皮克將軍”的詩人波德萊爾，喊出了這個運動的標誌性口號“為藝術而藝術”，和“想做詩人先成為評論家”。科學、藝術都在走向專業化，革命自然也不例外，1848年以前兩個德意志革命者已經發表了他們的宣言，他們的主張在1848年革命中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但卻成為之後歐洲革命的支配性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