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如何解讀美國革命？從為了理想逐漸演變

作者：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教授艾倫?布林克利

關於美國革命的淵源，史學家一直進行著長期的辯論，其主要表現為兩大流派的不同詮釋。一派將革命主要看作一場政治和思想運動，認為這場反英革命是為了捍衛理想和原則。另一派把革命看作社會經濟現象，認為追求物質利益是革命的核心目標。

革命時期那一代人將這場革命描述為一場為理想而戰的鬥爭，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這種解釋一直盛行。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1876年寫道，革命“性質非常激進，但卻以如此溫和安靜的方式取得了勝利，連保守主義也不能斷加指責”。他認為，革命的目的是反對英國暴政，“捍衛自由”。

到了20世紀早期，歷史學家受到進步時期改革思潮的影響，開始探究這場反抗運動的社會和經濟因素，認為這些因素在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在1909年對紐約的一項個案研究成果中，卡爾·貝克（Carl Becker）寫道，革命是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內部自治問題，第二是內部由誰來治理的問題。”殖民者不僅僅是在和英國打仗，他們也在進行一場內戰，一場激進派與保守派的權力之爭，最終形成了“美國政治和社會的民主化”。

其他進步主義歷史學家對貝克的觀點進行了更為詳細的闡述。J·富蘭克林·詹姆森（J. Franklin Jameson）在1926年出版的著作《作為社會運動的美國革命》（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 a Social Movement）認為，“革命的溪流一旦開始流淌，就不會隻局限在狹窄的河床之間，而必將衝出堤壩，蔓延至整個大地。政治鬥爭使很多經濟願望、社會理想得以生發，社會在許多方面深受這些力量的影響發生變革。”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在1917年的一部著作中認為，殖民商人希望擺脫英國重商主義政策的限制，這種動力的驅使喚起了18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利堅人的反抗運動。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新一代的學者開始重新強調意識形態的作用，把經濟利益因素置於次要地位。羅伯特·布朗（Robert E. Brown）和埃德蒙·摩根分別在1955年和1956年提出，18世紀的多數美洲白人，不論其地位高低，秉持基本政治原則都是一致的，進步學派所強調的社會和經濟矛盾並不嚴重。他們認為，革命的宣傳不是政治炒作，而是殖民者思想理念的真實反映。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在《美國革命的思想意識淵源》（1967年）一書中闡述了革命背後複雜的思想根源，認為這種精心構建的政治立場不是為了掩蓋經濟利益的目標，而確實是一種意識形態，正是這種意識形態激發了殖民者的行動。他明確指出，革命“首先是一場意識形態的憲政運動，而不是為了改變社會或經濟結構的社會組織之間的矛盾紛爭。”

然而，到20世紀60年代末，一些年輕的歷史學家（其中多數受“新左派”的影響）對意識形態論觀點又提出了質疑，他們闡明了殖民地內部的社會和經濟矛盾，認為這些矛盾促成了革命鬥爭。耶西·雷米什（Jesse Lemisch）和德克·霍爾德（Dirk Hoerder）指出，殖民地城市中民眾的行動表明他們對於美洲和英國精英階層的不滿。約瑟夫·恩斯特（Joseph Ernst）再次強調經濟壓力對商人的重要作用。格雷·納什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城市的考驗》（The Urban Crucible）中強調，在殖民地城市不斷增長的經濟壓力之下形成了一種氣候，在這種氣候之下革命的思想得以蓬勃發展。愛德華·康特裡曼（Edward Countryman）和瑞斯·以撒（Rhys Isaac）都指出，殖民地社會和文化性質的變化以及18世紀美洲各個階層之間關係的改變是革命運動發展的先決條件。

一些對美國革命比較新的社會解釋試圖打破舊的非意識理念，即經濟利益的辯論框架，認為二者並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輔相成的。格雷·納什寫道：“每個人都有經濟利益，每個人也都有思想意識。”歷史學家只有通過探究二者之間的關係才能充分理解這兩個因素。如琳達·克貝爾（Linda Kerber）所說，新的解釋“重新喚起進步主義對各階層之間的社會矛盾的關注，並將其範圍擴大了，不僅僅包括富人和窮人，還包括各種利益集團、邊緣群體和社會局外人”。這種將關注點擴大到鮮受關注群體的研究包括：瑪麗·貝絲·諾頓關於婦女的論著，西爾維亞·弗雷對奴隸的研究，以及科林·卡洛威對土著美洲人的研究。

1992年，戈登·伍德（Gordon Wood）在《美國革命的激進主義》一書中重新提出了近幾十年歷史學家很少同意的解釋：這是一場真正的激進運動，它導致長期以來以順從、父權製、傳統性別關係為特徵的社會模式的瓦解。或許革命不是由階級矛盾和激進目標而引發的，但革命對於社會產生了深刻的甚至是激進的意識形態影響。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桂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