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銀器對瓷器風格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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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屬於稀有的貴金屬，自古以來就一直被視為財富與身份等級的象徵。商周的金銀製品大多是用於佩戴的首飾，如臂釧、簪、耳飾等。春秋戰國時期，金銀除了製作各種首飾、配飾外，還出現了盤、盆、耳杯、西、杓等生活用品以及軛首、軛角、衡帽等車馬具和鱒、劍柄等兵器(1)。漢魏及南北朝時期，金銀器的品種更加豐富，一些貴族墓葬中還出現了來自中亞粟特地區以及西亞薩珊王朝的製品(2)。到了唐代，隨著國力的強盛，朝廷設定了專門為皇家服務的金銀作坊院和文思院(3)，唐代後期，不少地區還出現了諸多由地方官府控制的金銀作坊以及私營作坊，我國的金銀工藝品進入高度繁榮時期。唐代對外交流非常活躍，通過“絲綢之路”輸入中國的中亞、西亞以及東羅馬等地的金銀器，對本土金銀器的發展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在中西文化的相互交融之中，唐代金銀器形成了既富麗豪華又充滿異域風情的藝術風格，成為當時重要的且最具影響力的手工藝品。（4）

唐代越窯燒造的青瓷與邢窯燒造的白瓷代表了當時南北製瓷業的最高水準，燒瓷歷史較晚的定窯更是後來居上，成為繼邢窯之後北方最重要的白瓷窯場。上述三窯唐、五代時期的製品深受金銀器的影響，出現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穎造型。

瓷器對金銀器的模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模仿造型，尤其是中亞粟特風格與西亞薩珊風格的造型，如帶把杯、長杯、鳳首壺等；二是模仿金銀器加工時特有的工藝特徵，如瓜棱、花口、卷邊等。

瓷器對金銀器造型的模仿

1.帶把杯

帶把杯不屬於中國傳統器物造型，它的原型應當是中亞粟特地區製作的銀帶把杯。圖1上是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兩件帶把杯，左邊的銀鎏金伎樂紋帶把杯呈八棱形，侈口，圈足外撇，環形把手置於杯體上部。杯體上浮雕的人物皆為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折棱處以及圈足邊緣飾聯珠紋。這種帶把銀杯具有濃鬱的異域色彩，屬於典型的粟特藝術風格。右邊的金團花紋帶把杯造型與八棱帶把杯相似，但杯體裝飾已經完全中國化。唐代金銀器中這類杯體瘦高且腹、底相交處呈硬折棱的帶把杯，主要流行於7世紀後半葉至8世紀初，屬於時代較早的杯形。唐代瓷器中所見同類帶把杯多為邢窯燒造，圖1下是陝西西安東郊和河南陝縣出土的兩件邢窯白釉帶把杯，其造型與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團花紋帶把杯幾乎完全一樣。圖2.上是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銀鎏金仕女紋帶把杯，八曲花口，下承外撇的高足。腹部裝飾仕女紋與騎馬狩獵紋，下腹有凸起的蓮瓣，口沿、環形杯把以及圈足邊緣飾連珠紋。圖2下是浙江臨安縣唐天複元年(901 )水邱氏墓出土的定窯白釉帶把杯，整體造型顯然是模仿粟特風格帶把杯，但杯體各個部位都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杯身採用唐代早、中期瓷器中普遍流行的深腹碗造型，下承晚唐風格的寬圈足，環形把手設計成龍形，上端的指墊設計成如意形。“如此巧妙地將中外文化融合在一起，充分顯示了陶瓷藝人的聰明才智以及中國陶瓷模仿、吸收外來文化並逐漸將其中國化的過程。”(5)

2.長杯(海棠式杯)

長杯是西亞薩珊王朝時期流行的一種造型，杯體平面大致為橢圓形,器壁呈多曲瓣狀，一般以八曲或四曲為多，下承高低不等的圈足。由於長杯的造型看，上去像盛開的海棠花，故瓷器中模仿長杯的器物又稱“海棠式杯”。圖3下是水邱氏墓出土的定窯白釉海棠式杯，其造型與英國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收藏的薩珊風格銀八曲長杯(圖3上)如出一轍。晚唐五代越窯燒造的青瓷中也有此類造型(6)(圖4)。

薩珊長杯傳入我國後，“富於變化的優美形態符合一~般人的審美觀，而在實用性上又難以被全部接受。故解決實用與觀賞之間矛盾的辦法，就是進行調整，逐漸揚棄那些不符合中國傳統的部分。”(7)圖5上是西安市太乙路窖藏出土的金摩羯紋長杯，圖5下是定窯模仿這類長杯燒造的海棠式杯，造型與典型薩珊風格八曲長杯相比變化非常明顯。杯體由八曲簡化為四曲，器壁淺斜，分曲處的過渡柔和圓滑。改進後的造型符合中國傳統審美習慣，使用起來也更加方便實用。

3.帶把壺(鳳首壺)

帶把壺是薩珊、粟特銀器中流行的一種器皿，口部有鴨嘴狀流，細頸，鼓腹，喇叭形高足，肩部至腹部(或口部至腹部)安弧形把。帶把壺奇特的造型極富裝飾性，傳入中國後很快就成為瓷器模仿的對象，邢窯、定窯燒造的白瓷中都有這種造型。由於壺口上的蓋子多做成鳳首形，所以在瓷器中通常稱之為“鳳首壺”。圖6左是內蒙古赤峰敖漢旗李家營子出土的粟特銀帶把壺，把手上端與口緣相接處有一深目高鼻的胡人頭像，這類把手上端直接安在口部的做法，屬於粟特風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白釉鳳首壺(圖6右)，其造型就是模仿這類粟特銀帶把壺。

圖7左是寧夏固原市原州區北周天和四年(569)李賢墓出土的薩珊銀鎏金帶把銀壺，把手上端有一~深目高鼻的胡人頭像，這類把手上端向下彎曲安在頸部的做法，屬於薩珊風格。河北曲陽縣澗磁村唐墓出土的定窯白釉鳳首壺(圖7右)，其造型就是模仿這類薩珊銀帶把壺。但定窯鳳首壺的把手採用了唐代定窯執壺上常用的結帶雙泥條柄(8)，壺腹造型渾圓飽滿，“在保持薩珊銀壺總體風格的基礎上，又融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堪稱中外文化完美結合的典範。”(9)

4.菱形盤

盤的平面呈菱形，菱形的尖角有內凹與外凸兩種，寬沿，沿的內外緣均有凸起的棱線。圖8下是浙江臨安縣唐光化三年(900)錢寬墓出土的定窯白釉菱形盤，造型與江蘇丹徒縣丁卯橋窖藏出土的銀鎏金菱形盤(圖8上)幾乎完全一樣，應當是以銀器為模本仿製的。圖9下是河北內丘縣西永安唐墓出土的邢窯白釉“盈”字款菱形盤，其造型與英國大英博物館收藏的唐代銀菱形盤(圖9上)非常相似，不同處是銀盤保持著寬沿且邊緣凸起棱線的特點，而邢窯白瓷盤為了降低模製成型的難度將寬沿改成侈口。瓷器在模仿金銀器的過程中，會根據自己的工藝特徵進行-些改進，但其總體風格仍與金銀器保持一致。

5.高足杯

高足杯最早源於古羅馬及中亞地區（10）,傳入中國的時間相對較早，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過一件銀高足杯(1)，西安隋大業四年(608)李靜訓墓也出土過金、銀高足杯(圖10左)。瓷器中最早模仿高足杯造型的是邢窯白瓷，太原市西郊沙溝村隋開皇十七年(597 )斛律徹墓出土的白釉高足杯(圖10中)，造型與羅馬—拜佔庭風格的銀高足杯非常接近，與此相類似的還有陝西省歷史博物館收藏的白釉高足杯(圖10右)。唐代金銀器中高足杯的造型有深腹與弧腹，兩類:前者繼承了北朝、隋代深腹、撇口的風格，口徑小於杯高，如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銀狩獵紋高足杯(圖ll左) ;後者器腹變矮，口徑大於杯高，如日本白鶴美術館收藏的銀鎏金狩獵紋高足杯(圖11中)。圖11右是河北內丘縣出土的邢窯白釉高足杯，其造型與唐代金銀器中的弧腹高足杯極為相似。

6.熏爐

金銀器中的熏爐通常由爐蓋、爐身和托盤三部分組成，造型華麗美觀。圖12右是水邱氏墓出土的越窯青釉褐彩五足熏爐，其整體結構以及爐身的五個獸首蹄形足，都與陝西扶風縣法門寺塔基地官出土的銀鎏金五足熏爐(圖12左)相似。瓷器在模仿金銀器造型時並非完全照搬，而是根據自身的工藝特點加以改進。這件越窯熏爐與銀熏爐最大的不同是對托盤進行了改造，五個獨立的高足在燒造時極易變形，改為圓環形後不僅大大降低了燒造難度，同時也具有更好的穩定性。

除了上述列舉的數種之外，受金銀器造型影響的還有雙魚壺、皮囊壺、三足罐、四足罐、弦紋碗、四方倭角盤等(圖13)。

瓷器對金銀器工藝特徵的模仿

除了造型之外，金銀器加工過程中出現在器物上的一些工藝痕跡如瓜棱、花口、卷邊等，也被瓷器作為一種時尚因素來模仿。

金銀屬於貴金屬，材料本身就非常昂貴，作為商品時為了降低成本往往會利用金銀延展性強的特點將器壁做得較薄。但是，器物變薄後抗變形能力也隨之降低，於是金銀器皿在設計造型時，常常將器物腹部做成瓜棱形，利用凹棱將較大的面積分隔成小塊，這樣既豐富了造型變化，又能大大加強抗變形能力。盤碗類器物腹部的瓜棱與口沿相交處，採用V形小缺口進行過渡，這樣不但保持了口、腹風格上的一致性，還能掩飾口部的微小變形。”(12(圖14)。

瓷器是以瓷土為原料，瓷土具有良好的可塑性，能夠加工成各種複雜造型，入窯經1200C以上高溫焙燒後就成為堅硬的瓷器。可見瓷器與金銀的質地以及加工工藝完全不同，瓷器上出現的瓜棱、花口純粹是出於對金銀器的模仿，是將金銀器上為抑製變形而留下的工藝痕跡當成一種時髦裝飾。

瓷器上的瓜棱通常是採用壓印方法，用條狀工具在器物腹部壓出凹棱。越窯青瓷與定窯白瓷中都有這類作品。圖15是浙江臨安縣與法門寺塔基地官出土的越窯青釉瓜棱腹花口碗，碗外壁壓出凹棱，然後在凹棱與口沿相交處削出V形缺口。這種手工壓棱的方法簡單方便，只要在坯體未乾時用條狀工具逐-壓印即可。除了盤、碗類圓器外，琢器上也經常採用瓜楞來作為裝飾。圖16是臨安縣錢元瓘王后馬氏康陵出土越窯青釉瓜棱腹罐與水邱氏墓出土的定窯白釉瓜棱腹執壺，腹部採用手工壓棱的技法壓出豎向凹棱。

卷邊也是金銀器加工中應對薄胎易變形所採用的一種變通手段，通常用於薄胎器蓋或外撇的高足上。將造型設計成卷曲的荷葉狀，這樣即便略有變形也不易察覺(圖17)。瓷器上的卷邊多用在盞托上，拉坯成型後將盞托邊緣用手向上輕輕推卷，形成四曲或五曲的荷葉形，這種裝飾手法顯然是受金銀器影響。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定窯白釉“官”字款荷葉形洗，邊緣兩邊向內推卷，裡面用細線劃出荷葉的筋脈，造型簡潔生動，是瓷器模仿金銀器卷邊裝飾的成功范例(圖18)。

薄胎金銀器中有很多都採用外撇或外卷的圈足以及喇叭形高足，這樣處理不僅美觀大方，更重要的是能夠有效防止變形(圖19)。唐代是瓷器全面普及發展的階段，此時多數瓷器的胎體仍偏厚重，因此底足多為平底、玉璧底，晚期雖然也出現了圈足，但圈足通常較寬、較矮。晚唐瓷器中流行的窄而外撇的圈足以及喇叭形高足，明顯是受金銀器的影響。晚唐、五代定窯燒造的白瓷盤、碗有很多都採用窄而外撇的圈足，但很少有喇叭形高足。同一時期越窯青瓷中則既有外撒的圈足，也有外卷的圈足，還有喇叭形高足(圖20)。

唐代金銀器對瓷器的影響

唐代是我國金銀器發展史中最為輝煌的時期，根據藝術風格的演變,相關學者通常將唐代金銀器分為三期或四期(13)，不同階段的金銀器無論流行品種還是造型、裝飾都各有特色，對瓷器的影響也不盡相同。本文重點討論的是金銀器對瓷器的影響，因此以八世紀中葉“安史之亂”為界，將其簡化為前後兩期。

1.唐代前期(618- -755)

這一階段包括初唐、盛唐共一百三十餘年，是唐代金銀器飛速發展的時期。此時金銀器的製作及使用主要由皇室壟斷，據有關史料記載，初唐時期的“掌冶署”與“金銀作坊院”是由宮廷直接管轄的金銀製作機構，負責為皇室製造各種金銀器皿(14）。唐朝立國之後非常注重西部的經營，絲綢之路暢通，對外交流非常活躍。中國的絲綢、瓷器大量運往亞非各國，異域的物產、文明也紛紛傳入。中亞、西亞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區製作的金銀器此時大量輸入長安，在其影響之下，唐代金銀器的藝術風格呈現出繽紛瑰麗的多元色彩。

這一階段對瓷器影響較大的是來自西方的一些造型特殊的器皿，如帶把杯、高足杯等。影響所及主要是北方的一些重要窯場，品種涉及白瓷、黑瓷以及唐三彩等。邢窯是北方最早燒造白瓷的窯場，隋代就能夠燒造精美的白瓷，太原市西郊沙溝村隋開皇十七年(597 )斛律徹墓出土的白釉高足杯以及陝西省歷史博物館收藏的隋白釉高足杯(圖10)應當都是邢窯產品。到了唐代，邢窯燒造的精品白瓷大量輸往長安，西安以及臨潼都曾出土過數量可觀的白瓷，其中不少還帶有“盈”、“翰林”等邢窯特有的款益識。西安市東郊和河南陝縣湖濱區出土的白釉帶把杯(圖1下)，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白釉帶把杯、河北邢台市糧庫唐墓出土的白釉高足杯以及邢台商都博物館收藏的黑釉高足杯，都是模仿唐代前期金銀器中流行的造型(圖21)。

越窯燒瓷歷史悠久，六朝時期燒造的青瓷已經相當精美，唐代更是代表了南方青瓷的最高水準。但是越窯產品中極少見到唐早期金銀器中流行的高足杯和帶把杯，可見此時金銀器對瓷器的影響主要限於河北、河南等北方窯場，對南方青瓷的影響並不明顯。

2.唐代後期( 756-907 )

持續7年多的“安史之亂”是大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叛亂過後中原地區的經濟遭受重創，之後緊接著是中央集權的衰落和藩鎮割據勢力增大。建中元年( 780)，唐德宗開始推行“兩稅法”，商品市場逐漸走向繁榮，南方地區的經濟發展尤為迅速。從中唐開始，“進奉” 之風愈演愈烈，其中奢侈的金銀器是地方官員進奉的主要物品之一。據《舊唐書·王播傳》載，淮安節度使一次就向皇室進奉“大小銀碗三千四百枚”。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金銀器的生產格局以及藝術風格均出現明顯變化，長期以來皇室壟斷金銀器行業的局面被打破，地方官府以及私營的金銀器作坊大量出現，除了皇室貴族之外，地方官員以及民間富豪也開始普遍擁有金銀器。

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唐代金銀器的加工工藝已經完全成熟，造型及裝飾也逐漸脫離西方藝術風格的影響。前期流行的粟特式帶把杯、拜佔庭式高足杯等特異造型大幅減少，造型由棱線分明、剛健俊朗轉變為圓潤豐滿、穩重大方。器物品種不斷更新，造型變化豐富多彩，盤、碗、盒等多做成多曲花口，長杯、帶把壺等外來器型依然流行，但已經明顯中國化。金銀器的成熟與普及，進一步加大了對瓷器的影響，但此時瓷器對金銀器的模仿已非簡單照搬，而是根據瓷器自身工藝特點在模仿中不斷加以改進和創新。以當時普遍流行的花口盤為例，金銀器中的花口盤主要有菱花形(花瓣為尖角狀)與葵花形(花瓣為圓弧狀)兩類，口部通常為5曲或6曲。瓷器中的花口盤有的與金銀器中的花口盤極為相似(圖22)，但更多的是在模仿基礎.上加以創新的新造型。例如定窯白瓷中“盤類的造型豐富多彩，頗有新意，其中最有特色的當數形式多樣的花口盤。定窯花口盤常見的有3曲、4曲、5曲、6曲等多種，曲口的形式又可分為單脊式和雙脊式。單脊式的曲口一般呈蓮瓣形，瓣尖凸起，瓣口之間的起伏較大;雙脊式的曲口每瓣有兩個並列的弧形瓣脊，瓣口之間的過渡比較圓滑，起伏相對較小。”（15）此外邢窯白瓷、越窯青瓷中也都有此類造型新穎美觀的花口盤(圖23)。

唐代後期，南方地區的金銀作坊迅速發展，“從帶 有刻銘的金銀器看，有越州(今浙江紹興)、宣州(近安徽宣州)、桂州(今廣西桂林)、洪州(今江西南昌)等，表明南方地區一些州設金銀製造作坊。丁卯橋和下莘橋兩處銀器窖藏，許多器物造型一樣，尺寸相同，顯然是訂做或出賣的商品。”（16）南方金銀器的繁榮，對同處南方地區的越窯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民間金銀器作坊與宮廷管轄的金銀製作機構最大的不同是需要進行成本核算，為了降低成本，薄胎器皿大量出現，器物上的裝飾也大為簡略(17)。為了解決薄胎容易變形的問題，工匠們採用了瓜棱、花口、卷邊等多種方法，這些為了防止器物變形而留在器物上的工藝痕跡，被瓷器當做- -種流行時尚大量模仿。這種情況越窯、邢窯、定窯都有，但尤以越窯最為突出。可見晚唐、五代瓷器對金銀器的模仿已不像早期那樣只是仿其獨特的造型，而是將其工藝痕跡作為一種流行元素大量運用在瓷器上。綜上所述，瓷器中帶有瓜棱、花口、卷邊以及底足處理成外撇圈足、喇叭形高足的，均屬模仿金銀器，其流行時段除了晚唐、五代外，還應當包括宋代。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總有一些發達的藝術門]類引領著時代潮流的方向，而善於模仿與借鑒是中國製瓷業的優良傳統。早在原始瓷器階段，寧紹地區一帶的窯場就曾大量模仿青銅器的造型。到了唐代，金銀器對瓷器的影響更是明顯而深刻。在不斷模仿、借鑒和創新的過程中，唐代瓷器逐漸形成了雄渾飽滿且頗具異域風情的藝術風格。在對比研究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瓷器對金銀器的影響，例如瓷器中的唾壺從南北朝到隋唐，都一直流傳有序，缽在隋代邢窯中已經大量出現，金銀器中的同類器物顯然應當是受瓷器的影響(圖24、25)。不同藝術門類之間的相互影響，使同一時期不同類別的藝術品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時代特徵，從而為古代藝術品的分期斷代提供了更多可供參考的依據。

注釋:

(1)春秋戰國時期，金器除了作為裝飾配件外還大量用作實用性配件，如河北平山縣三汲村戰國中山王墓出土的金軛首、軛角、衡帽等車馬具，河北易縣燕下都戰國墓出土鐵劍上的金劍柄等，都是工藝極為精湛的純金製品。

(2)漢魏及南北朝時期的墓葬中曾經出土過一些由中亞、西亞輸入的銀器，如山東淄博西漢齊王墓出土的銀盒，山西大同北魏城址出土的銀多曲長杯，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出土的銀鳳首壺等。

(3)唐代初期，朝廷就設定了專門為皇家服務的“掌冶署”和“金銀作坊院”晚期又設定了直接隸屬皇室的“文思院”。

(4)、(5)、(9)、(12）、（15）穆青:《定瓷藝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

(6)圖4下越窯青釉海棠式杯見孫海芳編著《中國越窯青瓷》圖版27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0月)。

(7)、（16）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8)唐代執壺上普遍流行用兩個泥條並在一起的雙泥條柄，到了唐代晚期，定窯執壺上出現了結帶雙泥條柄，它是在雙泥條柄基礎上在兩個泥條之間增加一個細的泥條，然後在柄的上端用扁泥條包裹，如同用絲帶打結，故稱“結帶雙泥條柄”。

(10）關於西方傳入中國的高足杯應屬那種藝術風格學術界尚有爭議，傳統觀點大多認為屬有薩珊風格，但也有學者提出高足器是4世紀至5世紀羅馬流行的器物，後傳入中亞，因此應當屬於羅馬一拜佔庭風格。(參見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11)馬玉基:《大同北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1983年8期。資料索引124

(13）關於中外學者對唐代金銀器的分期，參閱齊東方著《唐代金銀器研究》第五章中“唐代金銀器分期比較表”

(14）《新唐書》卷四十八，中華書局,1986年。

(17）早期金銀器大多出自宮廷直接管轄的金銀製作機構，原料充足、不計成本，所以器皿胎體厚重，裝飾繁縟華美。晚期的商品類金銀器需要進行成本核算，除了重量減輕外，裝飾用工也大為縮減，有些器物甚至完全不加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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