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是好的教育政策研究？廈大副校長這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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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好的教育政策研究？廈門大學副校長鄔大光教授是這麽看的：

本文作者廈門大學副校長鄔大光教授（來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微信公眾號）

01

理論工作者和政府之間沒達成“默契”

教育理論研究如何為教育決策服務，是所有教育理論工作者面臨的新課題，也是政府管理部門對教育理論研究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

對理論研究者而言，這既是體現理論研究價值的機會，也對研究範式轉變提出了要求；

對政府而言，這既是提升管理科學化水準的手段，也是制定教育政策的需要。

然而，在這一新的要求下，理論工作者與政府之間似乎並沒有達到應有的默契，存在著“時差”與“錯位”，乃至相互抱怨的情況。

讓教育理論研究走出“象牙塔”，是時代和教育變革的要求。提倡“問題導向”和“社會需求”，鼓勵教育研究為決策服務正在成為一種趨勢。

在此大背景下，大量的理論研究成果由於無法成為決策的依據而被束之高閣，這顯然不是理論工作者和政府願意看到的現象。

因此，解決兩者之間的“錯位”，需要時間磨合，需要經過陣痛。對這種現象，大多數理論工作者或多或少都有切身的感受。

不僅是大學生，教育理論也需要走出“象牙塔”。（來源：四川新聞網）

02

教育理論研究與政策制定為何會錯位？

症結何在？也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在我看來，導致這種錯位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其一，教育政策制定和教育理論研究是兩種性質不同的過程。

教育政策制定涉及多方利益的平衡問題，是基於公共利益的判斷、取捨、選擇過程，取捨和選擇的結果具有單一性；

而教育理論研究一般是基於研究者個體經驗的對教育現象和教育問題的理解、解釋、判斷過程，研究結論具有多樣性和理想色彩。

其二，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教育理論研究者之間往往存在價值取向和視野的偏差。

政策制定是工具主義或實用主義價值取向，是考慮多方面、多層面關係的複雜抉擇；

而理論研究一般采取理性主義價值取向，追求可實現完美解釋的理想模型。

另外，教育政策作為一種社會公共政策，需要跨學科的視野，這是一般的教育理論研究者的單一學科視野所達不到的。

其三，我國目前的教育理論研究與教育政策制定之間有一種“錯位”現象。

具體而言，就是對中國教育發展的階段性和特殊性的判斷問題。

比如，雖然學者研究的是同一時空條件下的問題，但由於忽視中國教育發展的階段性和特殊性，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現了“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現象。

再如，在開放和國際化的大背景下，今天許多學者的研究都喜歡到西方去找參照系，但由於歷史階段和文化差異等因素，相關政策遷移到中國之後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現象。

以上現象的根源在於人們對西方經驗的適用條件和使用範圍研究得不透徹，而我國當前的教育決策，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夠回答“在什麽條件下能做什麽事”的研究成果。

全球有不同時區組成，許多地方都有時差，而教育政策和理論之間也存在著“時差”和“錯位”。

03

我的切身感受

在近些年的研究中，我對我國教育政策制定和教育理論研究之間的“時差”現象有深刻的感受。

個人研究能為政策服務本來是件高興事

2002年，我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富布萊特學者，當時我的學術興趣是民辦（私立）高等教育，在美國閱讀此類文獻時，發現美國的私立高等教育已經出現了營利與非營利之分，且營利性高等教育已經進入資本市場。

於是從美國回來之後，我就把美國私立高等教育營利與非營利以及介入資本市場等問題，作為博士生的論文選題。

應該說，當時研究這些問題，完全出於個人興趣，並沒有想到為政府決策服務。

在2005年，兩篇博士論文先後完成，其一是《美國營利性高等教育機構研究》，其二是《美國私立高等教育介入資本市場研究》，這二篇論文成為了國內最早研究營利與非營利高等教育的博士論文。

也許是巧合，正是在這一時期，國內民辦高等教育辦學者對“合理回報”和“教育產權”等提出了強烈訴求。民辦教育營利與非營利之分也開始進入教育決策者的視野。

2010年，國務院公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中，明確提出了民辦學校要進行分類管理，對民辦學校進行營利與非營利的劃分。

應該說，作為個人的研究成果，能夠成為國家政策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但是，在《教育規劃綱要》頒布之後，直到2016年11月，經過幾年的周折，全國人大通過了《民辦教育促進法》（修正案），並再次提出對我國民辦學校進行營利與非營利的劃分，且教育部給出了時間表。

但為何我實在高興不起來？

得知《民辦教育促進法》（修正案）即將通過，且作為一項“剛性”的國家教育決策，我實在高興不起來。

原因就在於隨著對美國私立高等教育的持續研究，發現營利與非營利之分是美國私立高等教育歷史悠久、教育市場化高度成熟的產物。

而基於多年研究國內民辦高等教育的經驗，以及基於美國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的成熟經驗，我的基本判斷是：

民辦高等教育進行營利與非營利劃分，應該是一個國家私立高等教育發展成熟階段的產物，它是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理想目標和終極目標。對於私立高等教育處在起步階段的國家來說，何時啟動營利與非營利之分，需要決策部門進行謹慎選擇。

雖然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經過幾十年發展，有了長足進步，但仍處於起步階段。過早地進行營利與非營利劃分，只能讓基於投資辦學的民辦高校看不到預期目標。

因此在2010年前後，我們課題組明確提出，我國的民辦高校分類應該走“第三條路線”，即不要采取“兩分法”，不要過早地進行營利與非營利之分。然而，我們的建議被決策部門忽略。

在我們看來，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的主要特徵是“投資辦學”，在現階段推進民辦高校的營利與非營利之分，將會影響投資辦學的積極性。

果然，在《民辦教育促進法》（修正案）頒布之後，許多民辦高校陷入了“兩難”選擇。

直到今日，推進營利與非營利的進展十分緩慢，政策的成效還遙遙無期。

甚至有部分民辦高校在“過渡期”內，打“擦邊球”，抓緊時間進入資本市場，然後再選擇非營利。

而更多的民辦高校則處在觀望之中，遲遲不進行營利與非營利的選擇。

我們需要反思

這個現象中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反思。

第一，作為研究者需要反思。

在我們的早期研究中，由於缺乏為教育決策服務的意識，因此忽略了高等教育制度的成熟度問題，也沒有十分明確地表明：

美國私立高等教育進行營利與非營利之分是該國高等教育發展成熟的產物，是私立高等教育系統十分強大的產物。

我們的忽略，或許“誘導”了決策部門將其看成是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正確路線”。

第二，作為決策部門需要反思。

雖然理論工作者的研究沒有明確指出營利與非營利劃分是成熟私立高等教育的產物，但作為決策部門，必須意識到不同國家高等教育制度與文化的差異，在把理論研究成果轉化為政策的時候，要在更大範圍內接受谘詢。

實際上，在2016年初，全國人大第二次審議《民辦教育促進法》（修正案）沒有通過之後，我作為研究者才被邀請介入相關事務。

在《民辦教育促進法》（修正案）頒布之後，許多民辦高校陷入了“兩難”選擇。（來源：尚書坊）

04

小結

這一案例告訴我們：

教育理論研究與教育決策之間的“時差”現象，說到底是因為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具有階段性和特殊性，任何“普世”與成熟的西方高等教育經驗，在“移植”到我國本土的時候，都必須考慮可能出現的“水土不服”。

尤其是政策制定者，作為把教育理論轉化為教育政策的“操盤手”，更要判斷和把握理論研究的“缺陷”以及時空上的差異。

事實上，在我國教育政策制定的過程中，諸如此類的教育現象還有很多。

作為一個“後髮型”國家，在崛起過程中學習和模仿西方國家的經驗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過程，但只有充分考慮到東西方的“時差”現象，才可能避免有效的西方經驗在我國出現“錯位”。

同時，由於我國區域間的經濟發展和高等教育發展水準有較大的差異，同樣也會存在教育政策的“時差”。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教育決策離不開教育理論研究，教育理論研究成果也需要教育實踐去檢驗。

我們呼喚回歸中國現實的、具有跨學科視野的教育理論研究，也呼喚走向公共討論、公共選擇的教育決策機制。

本文原文發表於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8年第二期“什麽是好的教育政策研究”筆談，原題為《教育政策制定中的“時差”現象》。一讀EDU已獲得“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微信公眾號授權，對原文進行編輯、調整，僅做觀點分享之用，不代表一讀EDU觀點。

本期作者

廈門大學副校長 鄔大光

一讀EDU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