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現實的魔術方塊
本刊記者/劉遠航
發於2019.7.8總第906期《中國新聞周刊》
很多人知道阿來，還是因為《塵埃落定》，那個魔幻又沒落的康巴世界。一個偏重鄉土題材的藏族作家，這是很多讀者對他的印象，有些浪漫，喜歡抒情和牧歌。阿來的民族身份的確影響了他，但遠不止於此。當下一直伴隨著他的寫作，無論是作為故事的近景，還是隱含的主題，都有著現實的維度。
《塵埃落定》讓他成了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茅盾文學獎獲得者，當時只有41歲。轉眼過去了將近20年，小說還一直在寫，速度不快。每次持久的寫作過後，幾乎都伴隨著一次漫長的間歇。
阿來的新書跟死亡有關。這本名為《雲中記》的小說寫了五個月，卻在阿來的心裡埋了十年，直到一年前，也就是“5·12”地震10周年紀念日，才終於決定下筆。災難發生的時候，很多人爭著寫地震題材的東西，阿來忙著救援，一路上見了太多的死，覺得下不去筆。沒想到，當許多事情都化作塵埃，記憶卻再次找上門來。
不得不寫，阿來本來在創作另一部作品，只好停下筆來，新建了一個文件夾。詩人歐陽江河讀了之後說，這是掘地三尺的寫作。這麽久的時間過去，阿來筆下的土地不只是曾經的廢墟，更指向我們身處的現實，有時候殘酷，另一些時候，則有些詭譎，有其功利化的一面，也與精神層面有關。
現實
阿來站在廢舊工廠搭建起來的廣場上，台下是附近的居民，還有外地來的觀眾，陽光猛烈，他感覺自己回到了農民的狀態。這是呂梁文學季的現場，位於山西賈家莊，是導演賈樟柯發起的一個文化活動，邀請了眾多作家來此展開對話，對話發生在作家與作家之間，也發生在作家與鄉村之間。文學和鄉村，某種程度上說，像這個時代的夢境和挽歌。阿來作了演講，題目是“鄉村的消逝”。
他身上有時尚的一面，也有看起來保守的一面。比如，他的穿搭很講究。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將一件襯衫披在肩上，那是很時興的穿法。第二次見到，是在新書發布會上，他穿了一件花格子襯衫，很精神。
再比如，他不用微信，平時出門就帶一本書，也會電子閱讀，最近他一直在手機上讀《二十四史》，現在讀到《元史》了。
最近很多人開始關注城市題材的寫作，一些作家試圖直面當下的社會現實，在小說裡安插了大量的新聞事件。
有出版社的人曾經勸阿來，讓他借鑒一些更加流行的寫作方式，但他沒有接受。他很警惕，覺得還需要再緩一緩。現實盤踞在頭頂，有時候你必須站得再高一些，才能看清我們身處的世界。然而，他有時候發現，商業的邏輯無處不在，他的《塵埃落定》出版後，出現了很多盜版，還被旅行社當作招牌。
“商業社會的這種誘導，比意識形態對文學的瓦解還強。意識形態還有人反抗，成了英雄。消費社會連反抗的道理都不給你，跟不上趟，你就是一個落伍的人，甚至是廢人。”阿來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這些現實裡的誘導經常在那些虛構的小說裡出現。《河上柏影》裡，稀缺的柏樹成為了被炒作的對象，當地的人都去挖。《三隻蟲草》裡，蟲草作為一種商品，經歷了一段“旅程”，讓鄉村和城市有了直接的關聯。消費社會重塑了城鄉之間的關係，也拆解了鄉村的樸素倫理。無節製的商業炒作背後是欲望，帶來的是人心的變化。對於阿來，這是比民族關係更加核心的問題。
阿來關注這些，正是因為他對商業社會和鄉土倫理的邏輯都很熟悉。1996年，他在《科幻世界》工作。這是一個市場化的雜誌，阿來需要跟各種人打交道，比如廣告商、供稿人和經銷商。在很短的時間內，阿來讓《科幻世界》成為了發行量最大的科幻雜誌。這段經歷給阿來提供了很多接觸現實的機會。
歷史
阿來原來是寫詩的。他有一段非常理想主義的過去，熱愛聶魯達，還有自由歌唱的惠特曼。1989年的時候，阿來剛滿30歲，第一部詩集正式出版，小說處女作也同時問世。翻開阿來的詩集，還能感覺到那種撲面而來的生氣。此前，他是四川馬爾康中學的一位老師，每天除了固定的講課，剩下的時間都跟詩歌有關。
“那是我的青春時期，出身貧寒，經濟窘迫，身患痼疾，除了上課鈴響的時候，你必須出現在講台上之外，在這個世界大多數人的眼裡，並沒有你的存在。就在那樣的時候，我沉溺於閱讀，沉溺於音樂。”阿來這樣回憶。
然而，作品出版後的四年裡，阿來一個字也沒寫。一方面，抒情本身無法提供持續的寫作動力，與那些更為豐富的現實之間，以及寫作者的內心之間，很難建立一種對應的關係；另一方面，他無法對外界的現實事件熟視無睹。某種虛無的感覺縈繞著他，揮之不去，曾經的熱情逐漸轉化成懷疑。
阿來重新對自己的民族身份進行了思考。外界一直存在著對西藏的神秘化想象，與此同時，藏族的歷史被納入到官方的堅固敘述中。身處邊地的阿來對這兩者都有些警惕。放棄那種抒情性的寫作，即是對這種浪漫想象的回應。另一方面，他開始做地方史研究，閱讀大量檔案資料，研究了18個土司的家族史，試圖撫平歷史的褶皺。
這構成了小說《塵埃落定》的寫作動力。在更為流行的歷史敘事中，西藏是被解放然後行進到新社會的，但是這種新與舊的對立遮蓋了很多歷史的細節。在阿來看來，回到歷史和民族本身，正是對他所身處的當下社會的反思。
也就是說，寫歷史，其實是在寫現實，希望能夠將當下的源頭呈現出來。那種進步取代落後的現代神話無法解釋鄉土社會面臨的當下困境，阿來希望能夠進入這個系統和制度的內部，看到底發生了什麽。阿來寫出了這個現實的多種側面，那些魔幻的部分，還有歷史的細節，共同圍繞著這個現實的中心轉動。
《塵埃落定》之後，阿來又寫了《空山》，一共6部中篇小說，還包括一些短篇和速寫。與那種以家族為中心的長河小說不同，這種碎片式的結構，是阿來對於鄉村狀況的一種呈現。從50年代到90年代，中國的鄉村經歷了一系列的劇烈變化，常常處於一種沒有中心的狀態。阿來希望能夠通過寫作來描述這種現實，每部中篇的焦點人物不同，合起來又組成了一個村莊的整體。
記憶
見到阿來的時候，是在呂梁文學季的作家村。時間是5月11日，正好是汶川地震紀念日的前一天。地震發生的時候，阿來正在成都的家裡，寫《格薩爾王》。一陣劇烈的搖晃，讓阿來和兒子衝到樓下，混入驚惶的人群。樓道被封鎖，只好坐在車裡，等待消息。等到通訊恢復的時候，才知道是汶川發生了地震。
汶川所在的阿壩州，是阿來的老家。電話打過去，所幸的是老家所在的村子裡沒有傷亡。不過，阿來的三妹帶車跑長途，還沒有消息，這讓他揪心。阿來給四川省青年聯合會打電話，要求參加志願者團隊，被拒絕，理由是年紀大。
阿來還是決定去災區。他去超市買物資，放在自己的那輛吉普車上，沿途發放給災民，需要的時候，也幫忙運送傷員。路上，車還被兩塊石頭砸了。氣象很熱，可以聞見腐爛的味道，需要戴三層口罩。
阿來在一個討論會上，回憶起當年的這些細節，他和其他那些作家圍坐在桌子周圍，桌子之間有空當。他指著會議桌之間的距離說，當時挖了兩米寬的大坑，差不多跟這個的距離一樣寬，堆一層屍體，鋪一層石灰，墊一層土，然後再堆一層。承受不住的時候，就回到車子裡，小聲播放莫扎特的《安魂曲》。夜裡漆黑一片，有不認識的人站過來，也一起聽。
那時候，阿來把作家的身份撂在了一邊。在成都工作的作家麥家打電話過來，提議一起發起捐款，阿來也開始忙活。當時很多人都在寫與地震相關的詩歌，也有很多媒體邀請他寫文章，寫小說。但下不去筆，也不敢寫，他覺得，死亡的現實過於迫近，甚至還沒有看清它的面目。他需要等。
大概兩三年前，一位攝影師朋友給阿來看自己的作品，有一張照片吸引了作家的注意。一位當地的巫師站在一片廢墟前面，拿著一隻鼓。這個村子發生地質災害，整體搬遷了。這位祭師返回到那個被遺棄的家鄉，他的理由是，活下來的人政府來管，我作為巫師，是管鬼的。阿來記住了這個形象。
去年，地震十周年那天，成都城裡按照慣例，拉起了警報。記憶像生物鍾一樣再次浮現，很多痛苦已經被時間過濾。當時阿來正在寫別的東西，也是長篇，不得不先放下，他新建了一個文件夾，決定寫這本和大地震有關的《雲中記》。
巫師的形象成為了《雲中記》主人公阿巴的原型。“阿巴一個人在山道上攀爬”，小說的開篇這樣寫道，這構成了小說在精神層面的隱喻。阿巴是雲中村的祭師，在全村遷徙之後，獨自回到了原來的土地上。說是祭師，其實本來也有些半吊子，他是雲中村第一個發電員，最早接觸到所謂的現代文明，卻不斷被某種精神的力量感召。他回到雲中村，帶著許多幸存者的囑托，與那些地震中的死者對話，被記憶圍繞。
與阿巴對應的人物，是那位擔任鄉長的外甥仁欽，他是共產黨員。作為雲中村救災領導小組組長、災後重建負責人，仁欽需要確保所有的人離開雲中村，這裡可能會再次發生地震災害。
但作為一個個體，仁欽也是雲中村的一員，共享著同樣的文化和倫理。這成為了兩難的困境。仁欽理解舅舅的選擇，一度因此被停職。小說的最後，阿巴則隨著雲中村一起，在新的滑坡來臨時沉入地底。一些評論家注意到，通過阿巴和仁欽的這種充滿差異又相互理解的關係，其實可以看出阿來對於文化和身份層面的新思考。
這次寫作持續了五個月。阿來常常聽著莫扎特的《安魂曲》，寫完之後，他覺得，那個埋伏十年的創痛終於得到了一些撫慰，至少，不用再那麽頻繁地陷入記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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