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中國新年釋放這些信號

新年伊始，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在北京揭牌成立。這一裡程碑式的事件，也開啟了2019年中國加大保護知識產權力度的序幕。

這一結果來之不易，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知識產權法庭庭長羅東川所說：“建立國家層面的知識產權案件的上訴審理機制，在2008年就寫進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是我們幾代知識產權人的宿願和期盼。”

與之呼應的是，很多同樣歷時漫長的知識產權領域大事件也將在今年密集走向關鍵節點。

統一審判標準

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的試驗開始於2014年，經中央批準，在北京、上海、廣州建立了中國第一批知識產權法院，奠定了中國特色知識產權專門化的審判體系。

此前，專利類案件都是在中級法院一審，上訴之後到各地高級法院，高級法院作出裁判就直接生效，因此專利案件幾乎很少能夠到最高法院，同樣也意味著30多個高級法院可能存在不同的裁判標準。

隨著今年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正式啟動，意味著現在分散於全國各省份的多個最高法院的知識產權二審（即終審）將統一審判標準。

此外，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專利等知識產權案件訴訟程式若乾問題的決定》，規定專利等技術類知識產權民事、行政案件從2019年1月1日起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訴，實際是到知識產權法庭來審理。

羅東川在2018年末舉行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根據近幾年專利上訴案件的受理數量來看，年均在2000件左右。此次把知識產權領域最複雜的技術類案件集中到最高法院審理，是因為涉及到高新技術、電子、機械、人工智能等，這部分案件和創新的聯繫更為緊密，而且也更複雜，裁判標準方面最需要統一。

這樣的優先級顯然也有著更為深遠的考慮。2019年，不論基於國際環境的收緊，導致企業去發達市場並購高技術公司或是購買高科技含量產品都面臨較大阻力，還是基於中國自身經濟增長已經到達必須進行轉型更新的關鍵階段，都需要加大對知識產權持有者尤其是科技含金量較高的專利的保護。

此外，2018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於知識產權法庭若乾問題的規定》，共包含15條條文，對知識產權法庭的機構性質、受案範圍、程式銜接、審判運行機制等都作出了比較詳細的規定。據悉，在這樣一個基礎性的解釋之後，還會有相關的配套解釋頒布，比如技術調查官參與訴訟的司法解釋、專利授權確權的司法解釋、商業秘密保護的司法解釋等。

知情人士透露，三年以後，除了專利類的案件，可能商標、商業秘密、反不正當競爭等知識產權案件也將陸續納入，形成真正法律意義上的知識產權法院。

還有哪些知識產權大事將撲面而來？

2019年，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將是一個知識產權保護大年。

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施行近期對外發布的《關於審查知識產權糾紛行為保全案件適用法律若乾問題的規定》，進一步完善了行為保全制度在知識產權與競爭糾紛領域的實施。

此外，通過正常流程，今年6月左右，最新的《專利法修正草案》（下稱《草案》）將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審議正式落地。業內人士最為關心的加大對侵犯專利權的賠償力度，建立懲罰性賠償機制將有實質性的立法推進。

正如知識產權法庭副庭長王闖所說，知識產權賠償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往往涉及到非常複雜的技術事實、因果關係，而且侵權行為往往是非常隱蔽的，因此權利人要想證明他的損失必須要舉證，而舉證非常難，所以這就是知識產權審判和其他審判的區別，專業非常強。

知識產權的價值最終由市場決定，同時，司法也有一定的參照價值，需要市場定價和司法定價進一步來相互協調。為了解決這個世界性難題，最高法在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專門設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與市場價值研究基地，以攻克這個難題。

統計顯示，中國目前的審判賠償力度是不斷加大的，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為例，2015年案件平均判賠額是35萬元，2016年是76萬元，2017年是135萬元，逐年上升。

此外，全球芯片巨頭高通公司與最大客戶蘋果公司持續多年的專利糾紛和官司或將在新年迎來大結局。

去年12月10日，福州中級人民法院授予了高通針對蘋果公司四家中國子公司提出的兩個訴中臨時禁令，要求他們立即停止針對高通兩項專利的、包括在中國進口、銷售和許諾銷售未經授權的產品的侵權行為，蘋果隨即申請複議。

這樣的國際巨頭選擇在中國法區進行專利訴訟大戰，本身就說明中國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在持續加大。可以預見，兩方在中國法區展開的交鋒，將與其在傳統知識產權訴訟大國美國、德國等地的進展交相輝映。最終的結果將對全球產業鏈發展的傳導，以及未來全球類似案例的走向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重要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雙料基地，伴隨中國中產消費市場的不斷擴大，很大概率上，中國將吸引越來越多的企業來進行知識產權訴訟，檢驗國際社會對中國司法審判的信心，以及對中國市場的長遠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