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論”？三張《松下高士圖》的未解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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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開幕的“‘天潢貴胄’從館藏石濤、

八大山人合繪松下高士圖談起”展覽現場

瀏海粟美術館首次以“破案”形式呈現一個展覽，事情起源於是23年未露面的館藏八大山人與石濤合繪《松下高士圖》，和隨之陸續發現造型幾乎一致的2件作品。

▲左：《松下高士圖》 紙本設色

253.2×135.6 厘米 1701 年 瀏海粟美術館藏

中：《石濤豈敢八大君》

紙本設色 258×137.7 厘米 1928 年 私人藏

右：《八大山人訪大滌草堂圖軸》

（不知名作者所作，為張大千遊戲之作所本）

三件作品間仍然存在許多未解之謎，但其中涉及一位關鍵人物：張大千。2003年龐鷗發表了一篇關於《松下高士圖》真偽分析文章，推測為張大千所畫。但2012年發現的張大千與唐吉生《石濤豈敢八大君》，題款明確為張大千合作之作。而《八大山人訪大滌草堂圖軸》雖是不知名作者，也有推測為張大千遊戲本。

那麽，它們之間到底是母子本，還是姐妹本?張大千已經看過《松下高士圖》，才能幾乎同樣仿出《石濤豈敢八大君》?如果是姐妹本，他們之間是什麽創作順序?是先有《石濤豈敢八大君》，為了證明原作的存在才創作《松下高士圖》?至此沒有出現過的第三張，存世在何處，為什麽會出現在台灣出版物上?

三件作品並沒有同時進行研究和實物對比，因此上述問題依然是未解之謎。但瀏海粟美術館針對館藏《松下高士圖》進行的研究，也讓局部問題漸漸真相。

【陸陸續續發現的“三胞胎”】

▲八大山人、石濤合繪《松下高士圖》

八大山人與石濤合作的《松下高士圖》(以下簡稱“劉本”)為瀏海粟舊藏，曾於1995年在美術館開館“瀏海粟藏品展”上亮相後，直到本次才再次露面。

當時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瀏海粟美術館藏品——中國歷代書畫集》。這本畫集引來各方專家對“劉本”的關注。其中，龐歐於2003年在《收藏家》雜誌上，用詳實的圖片文字對比，考證 “劉本”為張大千偽造。這時期的研究，還僅限於對“劉本”的學術碰撞。

▲唐吉生、張大千合臨《石濤豈敢八大君》：

畫面右上方有張大千長款

9年之後(2012年)，瀏海粟美術館為舉辦上海美專成立一百周年展覽，整理一批上海美專具有代表性人物的作品。當收集唐吉生有關資料時，一件唐吉生與張大千合臨《石濤豈敢八大君》(以下簡稱“唐本”)出現了。

作品交接驗收時，在場的所有美術館工作人員非常驚訝。因為“劉本”、“唐本”的人物、松石等造型不差分毫，用筆、設色幾乎拷貝，畫幅尺寸也相差無幾。但“唐本”畫面右側多了張大千長款：

“石濤吾豈敢，八大君無愧，知君下筆時，能令觀者悸。拂紙從君後，風雷生肘臂。不學羲之書，趨俗趁姿媚。咄哉二老人，君我無乃類。悠悠此畫圖，千載誰能偽。吉翁道兄臨八大山人松石，大千臨大滌子補修竹遠山，畫畢戲題博笑。戊辰，大千居士張爰”，並鈐“大千”。

▲唐熊，字吉生

那麽問題來了，唐吉生是誰?為什麽會合作這件作品?

張大千曾在《松下悟道》題款中寫到，唐吉生為其好友。對於唐吉生，瀏海粟美術館深度查閱，除簡要履歷之外，再也查不到其他資料。但能知道，唐吉生本名唐熊，字吉生。出生書香世家，其母吳杏芬是民國時著名畫家，父唐光照，曾任江寧知府，書畫皆工。也是吳昌碩的親戚，頗通鑒藏。幼承家學，書法蒼勁，畫宗八大。1929 年曾出版《唐吉生先生畫稿》，而“唐本”便收錄於此書中。

如果按照龐歐的推測，“劉本”和“唐本”均是張大千所作，為什麽“劉本”並沒有留下張大千的款或鈐印?因此當時瀏海粟美術館研究部主任沈虎開始通過梳理涉及到的人物關係、館藏書畫、張大千仿作、題跋、款識等，使兩件作品間的疑惑慢慢被解開。

▲從未露面過的第三件作品：

《八大山人訪大滌草堂圖軸》

不知名作者所作，

推測為張大千遊戲之作所本，

石濤題、染庵詩及識語皆照錄

在沈虎的研究過程中，台北一場張大千研討會上出版的文集，讓“雙胞胎”再次出現了更多疑點。在文集某頁一小塊處，一件名為《八大山人訪大滌草堂圖軸》的圖片，從印刷品上細看，除了幾個題跋中多出的跋文因圖太小模糊不清無可辨識。模糊的圖片中隱約可以看出石濤風格長款內容和“劉本”、“唐本”一致。

瀏海粟美術館曾詢問台灣相關人士關於這件作品的存世情況，但大部分表示並未見過“真身”，所以也是“三胞胎”中的未解之謎。

瀏海粟美術館副館長阮俊表示，本次展出只是將“劉本”研究的初步成果與公眾分享。他更希望，通過展覽能夠收集一些新的線索，讓三張畫的故事延展下去。

【張大千與八大山人、石濤】

▲《八大山人水仙圖卷（石濤跋）》張大千舊藏

龐鷗在其《八大山人石濤合繪松下高士圖真偽考辨》中提到，目前所知兩人存世作品極少，合作真跡更少之又少，已知的如《春江垂釣圖》、《蘭竹雙絕圖軸》、《水仙圖》、《江行舟中作山水冊》等。

除此之外，八大研究專家王方宇提到，八大山人的作偽者有7位，其中最為有名，“嫌疑”最大的便是張大千。傳世的幾幅石濤與八大山人合作作品，後經專家考鑒，基本為張大千按信劄內容所仿製，如《山水圖軸》，《大滌子草堂圖》等等。

▲張大千仿朱耷鳥 33×45 厘米 私人藏

張大千用大量精力去學習石濤書畫，他把石濤比喻為“萬裡長城”。但也許是張大千與八大山人的性格差異太大，曾直說“八大我仿不像”。儘管如此，其研究的深度，仿作之精，連專家學者都望塵莫及。

張大千仿兩人的作品，在印章、題款和年代上非常考究精確。據傳，張大千對八大山人每一方印的使用年代了如指掌，且都有仿製偽印。加之，他仿作之路以石濤開始，因此，龐鷗認為，如果張大千仿八大山人與石濤合作，在年代上應是不會出錯，在模仿個人風格上出入也不會太大。

美國普林斯頓美術館曾以石濤真跡，收藏了一套山水冊頁。雖然，款、印章均為石濤，但後經考證，確定為張大千所仿……

此外，張大千會依據歷代著錄中記載來作偽，讓世人認為是流傳有序的名跡。

▲致八大山人信劄封面（張大千題簽）

▲石濤《致八大山人信劄》 紙本筆墨冊頁（幅）

18.7×12.7 厘米 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這裡要提到一件現藏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石濤致八大的信劄，信劄內容是唯一記載八大山人與石濤曾有合作的依據。而巧合的是，這通信劄曾為張大千舊藏，出版在《大風堂藏畫錄》中，為他偽造提供了依據。

信劄上，石濤為自己新建的“大滌草堂”，曾向八大山人求畫掛於廳堂。但因為畫幅太大，廳堂掛不了，於是再次希望八大山人能贈一件3尺寬，1尺闊尺寸的作品。瀏海粟美術館典藏部鍾金表示，“信劄中提到的第一件大尺幅《大滌草堂圖》目前並未出現，也許是沒有流傳於世。”

信劄原文：『聞先生花甲七十四五，登山如飛，真神仙中人。濟將六十，諸事不堪，十年已來，見往來者所得書畫，皆非濟輩可能讚頌得之寶物也。濟幾次接先生手教，皆未得奉答，總因病苦，拙於酬應，不獨與先生一人前，四方皆知濟是此等病，真是笑話人。今因李松庵兄還南州，空函寄上，濟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闊小幅，平坡上老屋數椽，古木樗散數枝，閣中一老叟，空諸所有，即大滌子大滌堂也。此事少不得者。余紙求法書數行列於上，真濟寶物也。向所承寄太大，屋小放不下，款求書：大滌子大滌草堂，莫書和尚，濟有冠有發之人，向上一齊滌。隻不能迅身至西江，一睹先生顏色為恨。老病在身，如何如何?雪翁老先生。濟頓首』。

▲石濤《溪南八景圖冊》

張大千仿石濤的出神入化功底，在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石濤《溪南八景圖冊》中更可以窺知一二。圖冊原本8開，是石濤壯暮之年，根據祝允明《溪南八景詩》的詩意，為吳南高繪製，後由海上大藏家龐萊臣收藏。但不幸的是，其中4開在1937年抗日戰爭南潯鎮淪陷中失毀。

▲張大千臨補石濤《溪南八景圖冊》4開

又很巧的是，民國時期張大千曾向龐萊臣借這套冊頁臨摹。所以當龐萊臣痛失喜愛藏品時，他想到請張大千為其臨補。鍾金介紹，當時張大千為表示尊重原作者，在臨補的4開作品中，沒有落石濤款，而是留下了自己的印章。

綜上張大千仿八大、石濤的案例，再次回到“劉本”上，如果以龐鷗真偽考辨文章中，劃分“劉本”為張大千所偽，也是有可能性的。

【佐證《松下高士圖》】

一生未見面，何來書畫合作一事？

▲石濤《十二開江行舟中作山水冊之二》

紙本設色 約1698 年 程心柏舊藏

石濤與八大山人為心意相通，是相互推崇欣賞的朋友，從他們的書畫中可以找到線索。石濤在約1698年《十二開江行舟中作山水冊之二》的提拔中寫到，“人家疏處曬新罾，漁父蛟人結比朋。我坐小舟惟自對，那能不憶個山僧。 清湘老人濟”。表達了他想要駕小舟前去見八大山人的強烈願望，也說明了兩人之間深厚的友誼。

龐鷗根據美國紐約醫學博士沙可樂所藏《石濤寄八大山人乞畫大滌草堂圖手卷》和王方宇藏《水仙圖卷》上的石濤題跋得出結論：

其一，在此之前八大、石濤從末見過面;

其二, 石濤看到八大山人的作品, 都是往來人士帶來的;

其三，從《水仙圖卷》的畫法和款字寫法的演變，可知其書是八大山人在丙子、康熙三十五年( 1696年) 前後所作;

其四， 1697一1698年左右，石濤才了解一些關於八大山人的事情;

其五，八大與石濤的通信是戊寅年夏、康熙37年(1698年)寫的。

據此可見，如果“劉本”為真跡，應是八大山人畫好後，有人帶到了石濤這，其創作年代應在康熙36年(1697年)以後。“劉本”的展簽中顯示為1701年作，在龐鷗看來並沒有問題，甚至可以說是天衣無縫。

▲紅色為八大山人先畫，黃色為石濤後補

既然是兩人一生未見面，那如何一同創作“劉本”的?龐鷗提到，從畫面構成，結合兩位的個人風格，就作畫的過程來講，應是八大山人先畫：作松樹—→樹根部湖石—→稍遠處湖石—→勾平坡—→點皴—→濃墨點苔;石濤後補：繪高士—→房屋—→叢竹—→梅樹—→遠山—→點苔。

所以，“劉本”應該是八大畫好後自南昌投贈或請友人帶去揚州，由石濤補繪完成。

幫他們傳畫的人：染庵

▲八大山人像

▲石濤像

“劉本”款識“染庵年道翁贈詩”中的染庵，在王方宇所寫的《八大山人和石濤的共同有人》一文中推測為是八大山人及石濤的共同朋友，應該也是傳遞“劉本”的人。

同時龐鷗提出疑問，既然如此，石濤所繪人物又是怎樣恰當的安置於八大山人已畫好的平坡之上?又怎會在勾平坡時預先留下兩空處讓石濤補繪人物呢?真是心有靈犀和超凡的繪畫功底?龐鷗隨後得出結論，顯然這幅畫是一人所繪，何時留空，何處置人，早已成竹在胸。

在龐鷗提出這一疑問之後的2012年，明確為明松石為唐吉生所繪，其余部分張大千補成的“唐本”才亮相，但由於沒有同時對比兩幅真跡，並不能輕易結論。因此“劉本”是否像龐鷗分析是一人創作，還是兩人共同參與，都可能存在。

題款為張大千拚湊?

▲張大千偽石濤《行書自書詩卷》題識 無錫博物館藏

先來對比下“劉本”和石濤其他兩件作品中的題識：

“劉本”右側石濤題識為：“雪個西江住上遊，苦瓜連歲客揚州，兩人蹤跡風顛甚，筆墨居然是勝流。八大山人寫松石，清湘膏盲子補修竹，遠山。染庵年道翁贈詩，言瀟灑，言太古，皆本色，余何足以當之。渡江人姑作一二俚言，用當別語，韻難和，或不笑否？辛已八月，清湘大滌子濟並識。”

石濤《行書自書詩》卷題識：“友人贈苦瓜和尚詩，言瀟灑，言太古，皆本色，余何足以當之。渡江人姑作一二俚言，用當別語，韻難和，或不笑否”。

石濤《長乾圖》款識：“客長乾時友人知予有苦瓜和尚之說，即贈以苦瓜詩，言瀟灑、言太古，皆本色。余何足以當之。渡江人姑作一二俚言，用當別語。韻難和，稿已失而得之於故紙中，今書之此卷後。清湘陳人濟大滌堂下並識。”

三段款識可以看出其中部分語句的高度重合，而瀏海粟美術館進一步分析“劉本”與其他石濤作品題跋時發現，上文提到共同好友染庵，曾在石濤《寫蘭冊》第3開《露蘭風竹》中題詩，而詩內容與“劉本”中石濤款詩內容一致。

因此經過分析對比，其實《松下高士圖》中石濤的長款= 染庵贈詩+《行書自書詩》後半段，這種拚湊的方法也是張大千作偽慣用的一大特點。

▲長乾圖卷（局部） 石濤題跋

至於《長乾圖》和《行書自書詩》之間的關係，在劉九庵《張大千偽作名人書畫的瑣記與辯偽》一文中提到，“石濤《行書自書詩》卷，無錫市博物館藏，1986 年隨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進行鑒定工作時曾見。當時以該卷書法用筆挺健爽勁，不合石濤圓遒樸厚筆法，風格近張大千，而指出為大千偽造。至《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六冊出版後，即將本人意見附記於後，茲後，帶著這一過目的初步印象，曾又與石濤諸作進行比較鑒別，發現上海博物館藏石濤《長乾圖》卷後的自書題識文字，即是大千偽造此卷前一段詩文的底本，不過於石濤原詩文題識略作了一些改動。兩相比較，不僅書法有別，且文字改動處亦露出破綻。”

所以說，張大千是以《長乾圖》為底本，在原詩文題識略作改動，而仿出了《行書自書詩》。

而進而比較“劉本”與“唐本”題款書法用筆，會發現風格十分相似。筆跡欠細，軟弱，並不似石濤渾厚蒼茫用筆，更多帶有張大千特性。石濤的行書，老辣縱橫，有高古超逸的趣味。張大千極力摹仿石濤筆勢，字與字之間為了要逼真摹仿字型，一味注意臨寫字的外在形狀，互相關聯關係被割斷，筆勢不連貫，行氣不貫通。與石濤那種裹鋒乾筆，乾濕濃淡變化，大小錯落的字型伸展騰挪之勢的特點，差別非常大。

題跋、款識對比

▲八大山人印鑒

▲石濤印鑒

在“劉本”與“唐本”印鑒的研究鑒別上，楊仁凱曾在《中國書畫鑒定學稿》中研究總結：“張大千仿作上使用印章，是以攝影製版的方法仿製，所以從印章比較，差別十分微小。”“劉本”印與石濤、八大原印比較可以看出，打在“劉本”畫面上的朱跡還是非常清楚看出鋅版印痕跡。

現場，也通過對比石濤、八大山人在其他作品上的款識、人物、松樹造型及“個相如吃”花押等進行對比，供觀眾觀察。

▲左："劉本" 石濤題款

右："唐本" 石濤題款

▲左：“劉本”八大山人草書花押

右："唐本" 八大山人草書花押

▲八大山人其他作品花押

▲石濤其他作品款識對比

▲八大山人松樹造型對比

▲石濤人物造型對比

【總結：為什麽舉辦這次展覽】

本次“‘天潢貴胄’從館藏石濤、八大山人合繪松下高士圖談起”展是今年上海入圍“文化和旅遊部2018年全國美術館館藏精品展出季”3大展覽之一。展覽在展呈、開幕形式和作品上均進行了嘗試，展期持續1月。

▲展覽開幕雅集現場

現場呈現了5件館藏真跡，及借展1套侯北人美術館藏冊頁。以石濤和八大山人的交往信劄來引出《松下高士圖》的故事，隨展線依次呈現兩人交往、張大千仿作、局部解析等文獻資料。而開幕現場的雅集更是瀏海粟美術館首次嘗試，展廳觀眾圍桌而坐，喝茶交談、插花賞畫。

▲現場插花

瀏海粟美術館副館長阮俊表示：“展覽只是向觀眾設定一個疑問，以體驗及影片等方式，讓古畫看上去不那麽刻板。而用敘事脈絡來講解一件藏品，能讓其背後的故事更生動，也能使公眾參與性更強。”

▲瀏海粟美術館館藏石濤、八大山人作品

如果以傳統書畫布展方式來呈現《松下高士圖》，也許只是一個普通館藏的亮相。“通過懸念的故事情節推出一件書畫，能觸動年輕觀眾的興趣點，延長他們在展廳裡的逗留時間”，瀏海粟美術館典藏部主任王靜希望，觀眾能在輕鬆的環境下，深入解讀張大千、石濤和八大山人與作品間的關聯，這就是展覽最想要達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