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今天，日裔美籍科學家真鍋淑郎獲得202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想必近期網絡上會有大量關於日式工匠精神和獲得諾貝爾獎關係的討論。本文作於2018年諾獎季，為筆者本人在日七年的所想所感。如今筆者已在日本學習工作九年，截至目前仍然堅定保持上述觀點。
國慶黃金周期間，所有的媒體都在追問，為什麽日本人又獲得了諾貝爾獎，言外之意便是，為什麽中國獲得不了，中國和日本的差距在哪裡？
日本新世紀以來屢次斬獲科學類諾獎，奇怪嗎？當然不奇怪，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幾十年裡，仍然會有多位日本科學家問鼎該獎項。可以說，日本未獲獎的諾獎級成果兩隻手也不見得能數得過來。
但是，我認為真正應該奇怪的，是國人，特別是很多科研工作者以及媒體人對日本屢屢得獎背後原因的解讀。在他們的觀念裡，日本人能夠獲得諾獎主要是民族性格中的踏實勤勉，言下之意當然就是中國人浮躁功利，注定無法誕生諾獎成就。
然而，我在日本頂尖學府六年的求學以及工作經歷告訴我，日本人獲得這麽多的科學類諾獎跟他們的民族性格關係極小，甚至可以說，日本的民族性格對日本的科學研究乃至技術開發，可能還有極大的製約作用。而且，日本在科研領域沒有大家想象得那麽牛，中國也絕對沒有大家認為得那麽弱。
想得諾貝爾獎，需要做好哪些準備
想要斬獲這項人類科學的桂冠，最大的前提和基礎實際上是雄厚的國力，尤其是平均到每一位研究人員身上的科研經費。自諾貝爾獎誕生一百多年來，科學諾獎幾乎全被歐美日瓜分，完全可以說諾貝爾獎得主數量與該國綜合發展水準正相關。但是，如果細分歐美日三方的獲獎情況，我們還能夠發現另一個非常顯然的規律——諾獎得主的誕生潮要滯後於該國經濟發展的躍升。
舉個例子，在1901到1950年的50年間，54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中，只有10位美國人，1位印度人，1位日本人，其余全部是歐洲科學家。回到當時的時代背景，歐洲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確實是世界經濟和科研的中心。而美國的崛起從1894年GDP超越英國開始算起，到20世紀中葉已經有半個世紀的時間了。二戰後，美國奠定了在西方世界的領導地位，從那時起，美國獲得科學類諾獎的人數開始井噴，到目前大概佔到全部獲獎者數量的一半。同樣地，日本從明治維新起走上工業化道路，最終在二戰後經濟起飛，這才為在進入新世紀後18年16人獲得諾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說白了，經濟基礎積累超過一定時間，社會發展達到一定高度，誕生諾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人類的知識永無邊界，科學家們的探索也不會停止，但是，科學研究所必須依賴的物質條件卻越來越不能缺少。不可否認，中國研究機構目前所配置的先進裝備數量已經非常龐大，但落實到每位研究人員身上仍有捉襟見肘之感。
舉個例子，我們實驗室的一位訪問學者，來自江蘇省某211高校。但即便是這樣地處經濟發達地區而且本身也具有一定實力的學校，仍然面臨實驗機時嚴重不足的問題。據他說，學校預約大型設備的系統在開放時和搶購火車票類似，甚至有學生開發了利用軟體漏洞搶刷設備機時的腳本。這樣的情況在日本幾乎不存在，以至於設備空置機時經常超過有效利用時間。
日本的工業化歷程，歷經近一百五十年，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成立了不到70年，改革開放也才40年。雄厚的經濟實力，海量的工業化人口，強大的製造業發展水準才剛有雛形，收獲的日子還在後頭。暫時的蟄伏不過是因為屬於我們的時代仍未到來。
日本人的踏實勤勉真的是他們獲得諾獎的主要原因？
認真敬業是很多初到日本的外國人對日本人最初的印象，你所面對的任何一位服務人員都會將客人至上的理念貫徹到極致，幾乎每個人對待自己工作的態度都是認真到偏執。這種執念確實是日本人勤勉認真、嚴謹細致的民族精神之體現，然而，這種民族性對於創新這件事而言到底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從我的觀察來看，這樣的刻板和堅持在很多時候反而是扼製創新的莫大障礙。
在日本，規矩大於天，不守規則的人沒有生存空間。科研這件事，很多時候不少細節也有類似於規矩的事情，比如配製一種溶液的方法，比如某種樣品的製備方式。日本實驗室裡，一旦某種流程被確定下來，就會形成類似指導手冊的文件，然後一代代流傳下去。每一代的後來者只需要做兩件事，學習和繼承。極少有人會對這些流程本身產生疑慮，比如參數是不是不合適，某些步驟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必須，如果不是必須可不可以刪去？
我接觸的所有日本學生和同事，最常聽他們說的就是這個方法是某某桑教給我的，或者是設備廠商的人教給我的，至於這麽做的原因，他們極少考慮，而且任何試圖改變類似既定方法的企圖都會遭到他們的反對，至少是極大的不情願。這種時候，源自他們內心深處的規則意識，在我看來不僅嚴重阻礙創新，更是思想上的懈怠和惰性。
講個故事，我所在的實驗室裡有一台設備，每隔100個小時需要進行一次清理維護。其中的某個部件，形狀十分特殊，是一個筆帽形狀的電極。負責這台設備的A姐姐當時教我清理這個電極的時候，告訴我需要用砂紙伸進電極裡面，把內壁空腔上的積碳清理乾淨，這個過程要耗費一兩個小時！她告訴我的時候，我表示非常震驚，因為我無法想象每周花一兩個小時去做這件事是怎樣的折磨。
於是，我去找了經常清理這個電極的B大叔，詢問他我們實驗室是不是有小型電磨？當他把一套做工精良，打磨頭齊全的手工電磨拿給我的時候，我知道我得救了。在我實驗了三四種打磨頭之後，很快找到了可以在一分鐘內把電極內部清理得乾乾淨淨的辦法。然而，當我“得意”地把這個“喜訊”告訴他們的時候，他們卻面露難色地表示希望我堅持傳統的辦法，因為這是設備廠商教的……
是的，他們可以按照上級的指示埋頭處理某個樣品，無論這個過程多麽地耗時費力。你不需要擔心他們偷奸耍滑，他們都是勤勉律己的優秀勞動者。但是，這種認真卻在很多時候扼殺了人類實施創新時最最本源的動力——偷懶。可以回想一下，我們有多少偉大的發明是為了“偷懶”才誕生的！我知道太多的日本研究機構和公司都在施行著這樣的研發模式：幾個先輩（或者老師，領導）制定好路線和方法，學生和技術人員通力合作，用窮舉法試遍各種可能性，把所有的配方都做出來挨個測試。這樣的研發方式下，的確誕生過無數高質量、經得起考驗的學術成果，也成就了日本製造在世界範圍內安全可靠的良好口碑。
匠人匠心作為日本製造業乃至整個日本社會的代表性精神，的確早已融入日本人的意識深處。甚至在日語裡，“製造業”這個詞比較流行的說法直譯過來居然就是“做東西（物作り）”。我個人非常尊重這種日式哲學，簡單樸素的外殼之下，是精益求精百煉成鋼的熱血硬核。
然而，這樣的套路說好聽一點可以叫踏實穩健，說的現實一點就是效率低下。任何事物發展到極致都很可能向不好的方向轉化。追求工匠精神的同時，如果不能把握好效益和匠心的折中點，必然會陷入刻板、偏執的境地：為了改良某一個並不那麽關鍵的參數耗費大量的人力和資源，為了驗證某種微小的可能性窮舉全部的排列組合，花費大量的時間製作排版精美的實驗報告……
在科技領域，日本在上世紀後半段面臨的競爭壓力遠小於今天。曾經的日本有資本去按照自己的步伐完成科研探索和產品開發，可是如今面臨來自中韓產業界和科研界的絞殺，日本早已不複當年之勇，更是在多個領域顯現頹勢。
回到這個小結最初的設問，我的答案是我反對一切將日本人獲得諾獎與日本人民族性格強行聯繫的觀點，我更反對這種論調背後對中國人所謂“浮躁”、“投機”的明示與暗示。認真當然是一種特質，甚至可以說是品格乃至美德，但是它與獲得諾獎的因果關係要遠遠小於一個發達經濟體在其後長期的支撐與驅動。
中國和日本，誰才是創新的沃土
既然我們說到了諾貝爾獎，這一最能體現人類創新精神的獎項之一，我們不妨來談談如今的中國和日本，誰才是創新的沃土？我的觀點很明確，日本社會對於創新有著體系化的抗拒，新事物在日本的成長極為艱難，各種創新的驅動要素在日本並沒有形成良好的流轉。
首先，日本式的刻板不光體現在科研，其實體現在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日本人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方式，總是繞不開如影子一般投射在他們身後的條條框框。
在日本，刺身沾多少醬油和芥末其實是有規矩的；在高級壽司店不按規矩沾調料大廚是可能要發飆的；沾醋吃的炸雞塊和沾蛋黃醬的炸雞塊以及什麽都不沾的炸雞塊在日本人那裡是三種八竿子打不著的吃的；類似這樣的食物/佐料/吃法固定搭配是原教旨主義性質的……
我們都知道在中國開飯店能一直火其實挺難的，尤其是特色菜模式。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家鄉呼和浩特市先後流行過大盤雞、重慶火鍋、烤魚等等從前幾乎沒有的吃法。即使是我現在每次回去，都能吃到小時候沒有過的創新菜，比如最近印象比較深的是抖音網紅“冰煮羊”。中國人的味覺對於新口味是如此的趨之如騖，以至於餐飲業從業者很難按照眼下的經營狀況預測今後的發展路線。
作為對比，日本人的味蕾跟他們的觀念一毛一樣，難以擺脫舊事物的束縛。日本的料理店，最愛標榜的就是自己是老字號，最得意的長處就是做出了傳承幾百年而完全不變的味道。在無數次體會過這些時光流轉恍若隔世的味覺後，我就想問一個問題，你們總吃這個不膩得慌嗎？
其次，日本社會對新生事物的態度從來是充滿疑慮的，日本人從內心深處抵製改變，在新生事物的一百條優勢面前，日本人會用“可能不安全”和“暫時用不慣”來明哲保身。
在國內的偏遠地區都已經普及移動支付的當下，我在日本仍然要花上五六分鐘才能用手機買上一張電影票。不光沒有便捷的在線支付方式，影院會員卡的信息也不讓記錄進瀏覽器，每次都得重新輸入十幾個無意義的數字加上密碼。美其名曰確保用戶信息安全，其實我想說的是，買個電影票而已，真用不著這麽為我考慮。
至於移動支付、在線支付的推廣在日本為什麽舉步維艱，因素當然很多，沒法一句話說清。不過日本人的保守觀念絕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面對新事物時，中國人看到的是便利，日本人想到的是安全；中國人願意為了幾毛幾分錢的紅包去學習開通和使用微信支付，日本人會固執的掏出自己的卡包翻出各種實體積分卡/充值卡（用一次帶來的價值其實也就是幾毛錢……）；中國的決策機構有大破大立的決心和勇氣，日本的政企高層優先考慮既得利益和法規風險。
再次，日本傳統文化和社會組織形式都與創新的要求背道而馳。我相信如果探究日本人保守民族性的根源，一定可以歸結到他們的語言及文化層面。
想必大家應該聽說過日語有所謂的自謙語和敬語，這在世界上的語言中都是比較特殊的。韓語與日語幾乎類似，所以實際上韓國存在的問題與日本完全一致，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體系化的敬語從根本上描畫了一個充滿階級格差的社會結構。
任何語言都有表達謙虛和客氣的說法，但是日語卻用語法的形式將這些說法明確地規定出來，讓任何人都能明白說話雙方的層級關係，而無需通過對話本身去猜測推量。每一個日本人在成長過程中都必須明白，和上司、導師說話的時候，在內容本身之外，還要從語法上體現出你的尊敬和禮貌。不難想象這樣層次分明的社會關係對創新會起到多大的阻礙作用。
創新應當依循事實而非遵從師長，在東亞文化語境之下，當與權威意見發生忤逆時，很多本來可能誕生的創新成果，也就自然而然地遭到埋沒，這是中日的通病。但綜合來說，如今的中國相對於日本，更加開放包容，也更加銳意進取，在創新這件事情上，中國社會上下展示出的活力絕非日本可比。
我為什麽要寫這篇文章
國慶期間，我作為一位業餘科普工作者，也參與了今年諾獎黃金周的報導工作。我個人認為儘管圍繞諾貝爾獎存在不少爭議，它在絕大部分情況下仍然具有獨一無二的公信力和含金量。對於獲獎科學家個人而言，這是對他們學術功績的彰顯，對於科學家所屬的國家而言，這是國力雄厚的證明。
今年，日本科學家的獲獎又一次刺激了國人敏感的神經，也讓我們關於諾獎的討論從學術範疇延伸到了社會乃至政治領域。看過各路關於日本科學家獲獎的討論文章，我的感覺就像是有些東西堵在嗓子眼，咽不下去只能一吐為快。
我所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麽誇張地拔高日本科研實力，唱衰或者暗貶中國的文章可以成為主流意見得到各大媒體平台的追捧和推送？或者說，為什麽這樣的意見可以獲得媒體乃至很多國內科學工作者的認可？提出這些觀點的作者中，又有多少人真的做過長期的切實觀察？我認為，以我在日本科研界包括在日本六年的學習、生活經歷，如果我沒有發出一點微薄的聲音，我會感到非常地不安。
中國在發展，我像所有海外求學的遊子一樣，抓住每一個可能的機會，向身邊的外國友人介紹中國的進步。我同樣希望我的同胞們能夠試著去了解中國之外的世界，不光能夠用客觀的眼光去看待其它國家所取得的成績，更能夠用一種理性、超然的態度看待中國的發展和現實中遇到的問題。
我不反對將獲得自然科學類諾貝爾獎視為國家間的一種競爭方式，實際上這本來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暗戰。就算在這場競爭中我們暫時還沒有獲得期待中的結果，我仍然希望告訴每一個中國人，我們的對手不在天上，就在我們面前，而且它一樣有弱點，甚至比你還要膽怯。
最後，在國慶黃金周的尾聲，我祝願祖國生日快樂。在我心目中，如今的中國正如百年前梁啟超的期許一般：
前途似海催怒馬，鮮衣少年再出發！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