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店的角落裡，發現更廣袤的世界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汪天艾/文

六月初，西班牙作家豪爾赫·卡裡翁受塞萬提斯學院之邀攜自己的中文新書《書店漫遊》與中國讀者相見。在北京塞萬提斯學院的活動中，作者尤其談到書店、圖書館和個人書房三者之間的關聯。造訪不同城市時以當地書店作為地標是讀書人常有的習性，漸漸地，那些放置在客廳儲物架上的書店名片與宣傳散頁如同神燈，無意地擦拭便會吐出煙氣幻化成一段書店背後的故事。藏書是體現一個人內心世界的最私密空間。從私人藏書向公共藏書的過渡中，書店與圖書館的交流與關聯更是由來已久，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建立靈感來源於亞裡士多德的私人圖書館。相比圖書館有章可循的書目管理與擺放，書店的圖書布局可以更為個性化，因而提供了書與書之間可能是獨一無二的邂逅，如本雅明所寫：“一家書店可能會把愛情故事和彩色插畫集擺在一起，把描寫馬倫哥戰役中的拿破侖的書放在某位少女的回憶錄的上方，在釋夢的書籍中夾雜著一本菜單，描寫舊時英倫風土人情的書甚至會和福音書放在一起。”

在卡裡翁看來，書店是一個不可替代的相遇空間，如同墨西哥的一位書商在想象未來書店時所寫：“把書店當成一個真實的空間，在這裡，在某一個美妙的時刻，有血有肉的人和被賦予了某些特性、有分量的並且唯一存在的物品之間真正地相遇了。”《百年孤獨》裡奧雷良諾·布恩迪亞光顧加泰羅尼亞智者的書店，每天下午6點在那裡與四個辯論者的討論是他自我發現的過程。《島上書店》裡不同人物重拾人生的努力也都發生與結束在孤島上唯一一家書店裡。而波拉尼奧始終記得，他第一次抵達歐洲時在書店裡買下的第一本書是博爾赫斯的《詩選》，同樣連同那家書店一起完好無損地保存在他的記憶中的，還有誰在書店門外等他，那一夜做了什麽，以及“把書捧在手中時心中生出的幸福感（毫無理智的幸福感）”。

卡裡翁個人的城市經歷是建立在旅遊和書店的交集之上，街道、書店、廣場和咖啡廳如一個個驛站一般共同組成現代遊歷路線。旅人在書店發現與重新發現某位作家，而書留在書架上累月經年的時間，直到遇見完全無法預知的讀者。這種相遇幾乎完全隨機，卻又仿佛命中注定，比如特呂弗在巴黎德拉曼書店的二手書堆裡遇見那本名為《祖與佔》的小說的那一天。更有許多已經消失的書店從此只能在記錄過它們的書裡存在，仿佛也是得其所哉的終點。

當外圍世界動蕩，書店既是這種動蕩的體現，又是隔絕外在的獨立存在。西班牙內戰後大批支持共和國一方的知識分子翻過比利牛斯山流亡至法國。在巴黎的西班牙人書店後院裡，他們繼續著堅守的文化活動，而這家書店的前身正是1927年創建於馬德裡的萊昂·桑切斯·古埃斯塔西班牙人書店。“二七年一代”的數位重要詩人都是這家書店的常客，從這裡訂購的法國文學新書是他們最初的文學成長中不可或缺的養分。而2001年，當經濟危機席卷阿根廷，街頭巷尾誕生了“收購紙殼”的新興職業，應運而生的竟然是一間“紙殼出版社/書店”。一群白天在街上收紙箱紙盒售賣度日的年輕人將單篇的經典文學作品印在低廉的紙上裝訂，用撿來的紙殼做成封皮，手繪封面，然後放在一家報攤亭式的棚屋書店裡售賣。“紙殼出版”的文學書籍價格是日常書店裡圖書的零頭，貧窮卻渴讀的阿根廷人能以這樣的方式讀到最優秀的文學作品，諸如塞薩爾·艾拉等阿根廷的一線作家也用贈送自己單篇作品版權以供製作“紙殼書”的方式默默地支持著這一用文字抵抗外力的徒勞征程。

在《書店漫遊》中，個人經歷裡有過的瞬間混同閱讀經歷裡共享過的時刻一齊湧來。比如，曾經捧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西班牙詩人阿萊克桑德雷在散文中回憶起十八歲時在馬德裡聖伯納德街上的舊書店偶遇四十歲許的前輩散文家阿索林，老先生正抬起一隻胳膊，要去夠書架上的一本書，而年輕的阿萊克桑德雷隻感覺到時間靜止了。又比如，西班牙內戰後的詩歌荒蕪年代，曾有一個年輕人每天每天去家旁邊的小書店，直到讀完滿滿三個書架的詩集，多年後，他成為這個國家首屈一指的戰後詩歌研究者，在專著的序言裡深情地回憶起年少時代的那間小書店：“我想那時我愛上了書與書之間徜徉的空氣，它比生命的呼吸更為切實”。

在幾乎平行於他們的時空裡，還有一個年輕的西班牙男孩，新近得到一本詩選，在讀完裡面所有他熟悉的詩人的作品之後，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個陌生名字上。他開始讀他的詩，感受到自己尚未來得及體驗的生命沉沉的分量。從那一刻起，儘管幾乎對那位詩人一無所知，他已經愛上了他，就像愛上一曲初次喚醒自己最深刻憂鬱的歌謠。他找來所有能找到的當代詩選，眼光飛快掃過目錄，檢索那個人的名字。在書店的角落裡，他一點一點用緩慢的熱情熟悉那個人的詩作，記住他的一切。在路過另一座城市的時候，他在一家小書店成堆的書裡找到覆滿灰層的一冊，封面上印著那位詩人的名字，還有一個陌生而美麗的標題。男孩一時間忘記所有，買下這本書。回程的火車上，他努力克制翻看的衝動，直到抵達的下午，獨自在房間裡，緩慢地驚奇地讀它，駐留於紙頁間的，是最綿長火熱的目光。這個男孩後來成為西班牙戰後的代表詩人，而他讀到的那本有著陌生而美麗書名的詩集是前輩詩人塞爾努達的《好像等待黎明的人》，那間小書店成全了詩人感歎過的“令人豔羨的命運”：“穿過同代人的視而不見，在身後未來的讀者那裡找到道路”。

卡裡翁在書中提到的馬德裡的幾間書店，對我而言更是有別樣的意義。依稀記得“中央書店”二樓的新書展台上曾有一天在醒目位置並排擺放著西語版的《平如美棠》和《用你的名字呼喚我》，仿佛一日與永恆的會面。而上一個夏天，暑氣尚且沒有蒸騰起來的晚上，在一間阿根廷人開的書店的“皮扎尼克之夜”裡聽過一整晚她的詩與散文誦讀，不同年齡段、不同性別的人紛紛說起他們與皮扎尼克的“相遇”。還有幾個春天以前的傍晚，去阿爾貝蒂書店參加導師出席的新書發布會，一位優雅的白發女士坐在我身邊，她就是“二七年一代”代表詩人赫拉爾多·迭戈的女兒。羞赧如我，最終沒有說出，曾經，當我糾結是否要把文學從愛好變為事業的時候，正是她父親的一首詩讓我意識到自己的人生沒有詩歌不成活。

1931年9月加西亞·洛爾迦在家鄉圖書館揭牌時的發言裡講“書！書！說出這個魔力之詞，就等於在說’愛！愛！”，不正是如此嗎？當我一次又一次在書店的空間裡與千百年前的美與傷口相遇，它們讓我相信，這世界上存在比感情得失更廣袤的東西，存在比個人生命更永恆的東西，值得去信仰和追求。

|訪談|

經濟觀察報：對於文化隨筆這一文體，您有什麽特別的偏好嗎？

豪爾赫·卡裡翁：尤其讓我感興趣的是創造性隨筆寫作，或者說是敘事性隨筆。我一直很仰慕澤巴爾德的散文文風，最近幾年也在以茨威格為榜樣對自己進行訓練。另外，毫無疑問，本雅明是隨筆文體的集大成者，他是我絕對的偶像，因為他有能力把史學記錄和思想寫作完美融合起來，而且從不停止對文本形式的實驗。

經濟觀察報：您理想中的文字語調是什麽樣的？

豪爾赫·卡裡翁：我希望達到的語調是在200個觀眾面前公開演講時的調子。作為大學老師，平時我在班級裡面對數量更有限的學生講課的時候，感覺自己是更具體的一個人，因而說話的語調也更刻板，必須符合課程的要求和學生的期望值。而面對200個素不相識的觀眾時，你必須更有趣，更有誘惑力，你必須知道怎麽把史實與故事以最佳方式組合起來：把資料用講故事的形式傳遞出來，這是一切的關鍵。此外，我也試圖打磨文字的詩意和文學性，把文化隨筆當作沒有虛構的小說來寫。

經濟觀察報：那麽您在寫作時怎麽平衡背景資料收集和創意寫作之間的張力？

豪爾赫·卡裡翁：當我開始寫作的時候，其實是在調動兩種類型的知識儲備進行對話：一種是我迄今為止所有的閱讀生涯積累的東西，另一種是我為了寫一本書特地閱讀搜集的資料。怎麽把碎片化的素材變成文學呈現，是寫作時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近期有什麽創作計劃嗎？

豪爾赫·卡裡翁：我平時也在為報紙寫作文章。接下來我要去加那利群島呆兩周，打算寫一篇關於三毛的文章，這次來到中國我也做了一些採訪和資料搜集。我感覺到三毛對於中國人而言是他們對西班牙的想象中重要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