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小說、詩歌和戲劇，散文衰退，曾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散文衰退，不是因為散文的碎片化，而是散文的“偽文化化”。所謂“偽文化化”就是試圖借助某一事件背後可能的文化現象或者文化遺跡，給予一種散文文化似的書寫。
蔣藍的《蹤跡史》（上下冊），是一部挑戰或者革新當代散文的巨製。
相較於小說、詩歌和戲劇，散文衰退，曾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散文衰退，不是因為散文的碎片化，而是散文的“偽文化化”。所謂“偽文化化”就是試圖借助某一事件背後可能的文化現象或者文化遺跡，給予一種散文文化似的書寫。這也許賦予了散文碎片時代某種厚重的意味，但要命的是，這種散文把散文的質感遮掩或者拋棄了。蔣藍的《蹤跡史》近50萬字，通過作者多年的田野調查，翻閱大量的正史、方志，以至傳說、掌故的基礎上，書寫出晚清中的一段最重要歷史和歷史中的人物。這部大散文給我的衝擊與震撼，在於作者在歷史的碎片和田野的瓦礫中尋覓、發現和重構時，所散發的悲憫情懷。
《蹤跡史》平行書寫石達開四川轉戰最後就義的壯闊且悲愴的歷史和一直與石達開軍作戰並最後活捉石達開的清軍將領唐友耕的戰功。作者多年在這兩人足跡所達的地方作田野調查，並通過巨量的正史、方志以及相關的其他書籍資料的閱讀，克服了來自清正史的褒唐抑石和後來褒石貶唐的雙重意識形態糾纏糾結的陳見和藩籬。以作家獨有的智慧和人文情懷，書寫了我們看似熟悉卻完全不一樣的歷史和歷史人物。或許，正是這雙重的挑戰，才成就了《蹤跡史》的成功和傑出。
蔣藍
“唯在某個腰力十足的人物傲然走過，蟄伏如制度鋪路石的唐友耕會猛然出擊，扎進他的腳底，讓歷史猛打趔趄。”這是作者第一次給唐友耕畫像。“官至一品，依然不怕婦孺們揭黑暗老底，可見唐友耕的心胸，是大異於官場‘正朔’血統論的。”這是作者第二次給唐友耕畫像。“唐友耕作為一個開鮮血染坊的‘帽頂’實業家，只要他的血管裡還有一滴血在流動，他就拒絕交出所剩無幾的善良。殘酷的生活磨礪使得他出走的行囊像一團軟塌塌的生牛皮，其實這是唐友耕揉成一團的尊嚴。”這是作者第三次給唐友耕畫像。作者如此複雜又如此矛盾的心境，不完全因為歷史中的這個人物的本來面貌就是如此，也源於作者對這個起初作為起義軍投誠官、後成為起義軍的終結者，又如此光鮮偉岸的人物投以的悲憫！
（《蹤跡史》蔣藍/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版）
同樣，石達開在作者的筆下也一樣複雜。石可以面對投誠者下達“殺無赦”令，也能寫出“虎賁三千直掃幽燕舊地，龍飛九五重開堯舜新天”豪情壯志。石可以“一人而自刎全三軍以投安”，但石卻“與植被一同榮枯”，“如同花間的倒刺，以鈍刀割肉的慢，使他成了中國的切·格瓦拉”，而且在作者蔣藍心中，“石達開一直到覆沒的最後一刻，始終充溢了無法傷辱的自尊與氣度”。下面這段話是極富質感的描寫：“一個擁有靈魂的人，一定懷抱秘密。置身利磧堡的石達開，頭上是星空的讖語，還是不漏一絲縫隙的黑鐵？也許，仰望星空，就是在凝望過去。透過巫婆襤褸的衣衫，豹子雙眼的炭火正在熄滅。”曾經碎片式封存在歷史深處的人物，在作者悲憫的情懷中，獲得到了解放和重構，因此，散發異樣的光彩！
要做到“了解之同情”，光有愛顯然是不行的，唯有悲憫才有可能，讓歷史的某一斷面和歷史中複雜的人物，質感般重現於當前。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不能理解《蹤跡史》的作者為什麽會對像唐友耕和石達開如此對立如此死敵的這兩人投入如此的情懷。我們也不能理解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發生在四川這樣一個驚天動地的歷史畫面，無論對於哪一方，都是那樣悲愴、悲憤、悲痛和悲涼！事實上，作者投與的悲憫情懷，其主旨是想通過這段歷史和歷史中人物的書寫，喚醒我們心中的悲憫情懷，比愛或許更珍貴更博大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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