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世界另一端的村小教育靈感：一切基於“以學生為中心”

作為一名雙修教育和心理的在讀大學生，這個暑期我有幸在哥倫比亞的新學校(Escuela Nueva)的教研與調查部門實習了三個月，主要負責協助完成關於學生自尊心、合作能力等社會能力的文獻綜述，以及協助制定針對各類人群的數據交流策略。通過閱讀資料、日常交流和實地拜訪，我對新學校在哥倫比亞農村小學（以下簡稱村小）的運行模式和教育理念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初識新學校 ： Usme之行

熬過波哥大城裡無盡的交通堵塞，越野車一頭扎進鄉間曠野裡。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南部的Usme, 居民主要靠農耕維持生計。Luz, 新學校(Escuela Nueva) 的一名培訓師，駕輕就熟地載著我與另一個實習生來到了藏於此處山水間的一間村小。新學校模式 (Escuela Nueva Model) 在這裡實行了三年有余，已經基本成熟。我們此行的目的便是詢問學生們對學校教育的感受，以便輔助學校老師進一步完善學生的學習體驗。

我們跟隨班級同學投票選舉出的“環境委員會”學生主席信步於教室外的小花園，聽他有條不紊地介紹花園內的各個部分：多層灌溉的綠植，溫室大棚，小車裡建起的迷你生態園… 隨行的學生們對周遭的作物了如指掌，甚至我隨手指向操場邊一株綠植，他們都能搖頭晃腦地說出門道來。

我驚訝於學生課外活動的多樣性，更詫異於學生們對作物知識的熟練掌握。他們言談舉止中的自信也一下子刷新了我對鄉村孩子的形象認知。回城路上問起Luz, 她向我解釋道，教室外的這片土地對於孩子們來說是很重要的學習空間。尤其是對於鄉村長大，時常需要回家輔助農耕的孩子們來說，掌握種植相關的知識對他們的生活極為有用。而負責管理這片花園的“環境委員會”是學生們組織的各種委員會之一。這樣的組織既鍛煉了學生們的長官力，又為老師節省了不少時間。

新學校的教育模式與我見過的傳統學校截然不同，在驚訝於該模式取得的成果的同時，我也對其運行規則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

從學生出發：對新學校模式的思考

新學校作為國際教育創新的先鋒，讓我領略到一個第三方組織在國家教育體制內做出調整和延伸的多種可能性。在滿足國家課程要求的前提下，新學校通過對教育方式的重新構思，其教學模式完成了對傳統村小教學品質低下，資源匱乏固有形象的顛覆。

走進新學校的教室，不大的複式課堂裡另有乾坤：

二十多個孩子分成好幾組，同一年級的孩子們圍坐在六角形的課桌邊，桌上攤著可重複利用的學習指南 (Learning Guide)；牆上貼著孩子們自己做的簽到表和互相傳達鼓勵的友情箱；教室一側設有圖書架和學習角，用於充實學生的課余時間; 角落的桌子上疊放有一本本冊子，包括家長來校參加活動的照片，學生輪流撰寫的活動感悟等。

圍繞“以學生為中心”的原則運行，以農村學生的需求為出發點，新學校力求以較低的成本引導學生積極自主地與他人合作，進行個性化學習。從這個教學願景出發，村小的生態系統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

1.老師角色的變化

傳統的課堂中，老師的形象是站在講台前的“知識傳授者”。而在一個典型的村小複式課堂裡，由於針對不同年級學生的教學內容不相同，一位老師很難兼顧每位學生的學習需求，實現高品質教學。

所以新學校採用“學習指南” 引導學習者自主合作學習，學生遇到問題先小組討論，解決不了再向老師求助。如此，老師的角色就從課堂的長官者轉變為促進學生學習的輔助者。課堂的主角轉變成了學生。 這裡將老師和學生角色轉換，提高學生參與度的教學理念，與“翻轉課堂”有異曲同工之妙。

2.教學內容的轉型

在新學校模式中，學習的動力來源從外界督促變成了學習者本身。根據心理學中的自決理論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 更加能夠促進有效的學習。那新學校是如何使學生保持對學習本身的熱情的呢？

在滿足國家教學目標的基礎上，新學校將“生活教育”和“邊做邊學” (learning by doing)結合，為農村學生量身定製了更貼近生活的教學內容。學習指南的編者從本土取材設計學習活動，讓學生更好地從生活中汲取知識，並有機會將書本知識運用在平時的農耕生活中。

3.教育資源的延伸

如何最大限度地擴展和利用“生活教育”的資源？新學校很重視“社區”(community) 這個理念，並堅信社群中的每個人都是知識和靈感的來源。

於是學生家長就成為了社群中的一個重要角色。雖然絕大多數家長的文化程度不高，卻能在其他方面指導學生。我拜訪的學校就會定期邀請學生家長輪流來校，教學生們製作一樣食物。這樣的活動由學生一手操辦，屆時家長、學生和老師一起參加，活動結束後由學生來總結食譜，記錄活動概況。這樣的機會既解決了農村家長在孩子教育中的缺失問題，又能鍛煉學生的組織和寫作能力。

可以看出，建設一所小而美的“新學校”所需要的“硬資源”並不多：學生們的學習指南每年可以循環使用；圖書角內除了新學校捐獻的書籍，學生自行帶來交換的佔很大一部分；教師配置的學習材料也都是低成本的物品。然而，這個教育模型包含的“軟資源”卻豐富有趣：在這個生態系統裡，學生是中心，而家長，教師以及新學校的培訓師都扮演了輔助者的角色，每個人都是知識的貢獻者。這種模式也實現了資源的充分流動和最大化利用。

哥倫比亞新學校與中國村小發展

新學校經過四十餘年的持續創新完善，即便哥倫比亞政權更迭，依然發展得蒸蒸日上。到目前，新學校模型已經在哥倫比亞的兩萬多所農村學校應用，而哥倫比亞的農村教育也就此領先南美。近年來，新學校的世界影響力也不斷擴大，逐步成為全球範圍內鄉村教育的模板。

而同時，中國村小正面臨著學生早期教育欠缺、輟學率高、家長教育意識缺乏、城鄉教育資源不對等、政府撤點並校直接導致的教育成本升高和中國應試教育環境下的學業壓力等重重挑戰。

一方面，在鄉村特徵和城鄉差距的影響下，鄉村孩子需要的知識和擅長的技能與目前施行的應試教育出現了明顯偏差。

例如對於以文字為載體呈現的書本知識，農村的孩子相比之下可能不太擅長，其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相比更強調語言文字交流的城市社會環境，農村的社會環境更接近於《鄉土中國》中描繪的鄉土社會，它被費孝通先生形容為“面對面的社群” (face to face group)，即在這樣的社會裡，交流的雙方光憑足聲，生氣便足以辨別對方的身份，文字並非必需品，也因此。反而是那些不常在現有考試中出現的，很多和自然息息相關的實踐項目：觀察物候、判斷節令、辨別作物、培育家禽等等，因為它們在鄉村日常生活中的廣泛應用，農村的孩子常常能比城市的孩子們做得更好。

然而我們現有的評價體系幾乎全部是書本知識學習+書面考試。這時候，鄉村孩子的總體成績水準相對處於弱勢，也就不奇怪了。

另一方面，在農村人口加速向城鎮遷移的潮流下，家長和孩子們還陷入了進退兩難的惡性循環：

可以看出，無論選擇哪條路線，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村學生都不能享受到適合他們的優質教育。在拚資源，拚戶口，拚父母的應試洪流的裹挾下，農村孩子無疑成了犧牲品，難以通過考試實現社會地位的躍遷。

我認為，新學校在中國鄉村實施的可能性為家長和學生提供了一個可行且更優質的方案。家長在奔赴城市尋找工作機會時，會不可避免地面臨是否讓孩子同行的難題。如上圖所示，家長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也進退兩難。若能在農村因地製宜地建設符合孩子們真正需求的多元化新學校，代替傳統村小，對家長和孩子來說都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

哥倫比亞與中國誠然有地理、政治形勢、人口數量等諸多的不同，但我想基於“以學生為中心”的新學校模式對於中國農村教育改革仍然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舉例來說，根據我在兩個國家村小拜訪的經歷，兩者之間一個比較明顯的差別便是一個教室裡學生的數量。在撤點並校的政策下，中國鄉鎮“巨型課堂”的現象也應運而生。在中國村小師資短缺的背景下，如果將所有的教學任務都放在老師身上，他們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新學校將教學模式翻盤，讓同年級學生的合作來驅動模式的運行。在該模式的帶動下，和哥倫比亞的新學校相比，中國鄉鎮中心校課堂上學生數量的增多並不意味著老師“每天要多單獨輔導20個學生的課業”，而是“幫助另外三個組的學生促進合作關係，並多解答幾個疑問”。這樣即使學生數量不同，兩國學生之間的互動和學習模式是基本一致的——因此相比傳統教學模式，新學校模式能有效減輕老師的負擔。

不過我仍然認為，較小的師生比能帶來更加好的教學品質，小規模學校更能發揮新學校模式的長處。讓學校回歸鄉村，讓孩子回歸自己的土地，縮減班級規模的發展方向總體來說對鄉村學生會更有益處。

以學生為本，發展學生之間的合作關係，注重學生綜合素質，促進村小“軟資源”的積累和豐富， 是我從哥倫比亞新學校學到的重要一課。學習並非為了考試，而是為了教會學生實用的知識和技巧，燃起學生對未知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教育改革路線阻且長，城鄉教育結合並非意味著村小教育的消逝，像新學校一樣為村小學生打造量身定製的素質教育也並非不可能。願農村的孩子們也能享受到高品質的教育機會，能將所學知識學以致用，成為農村文化根基的守護者。

參考文獻

[1] 楊東平：《農村教育面臨的問題和出路》，《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8年

[2] 費孝通：《鄉土中國》

[3] Richard M. & Edward L. (2000),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68-78

本文作者：張語兒美國賓州迪金森學院(Dickinson College)教育和心理雙專業的一名大四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