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柏林作為納粹德國的首都雖然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但在軍事上其價值遠遜於石油和交通運輸線。如果英、美空軍較早開展對於石油和交通目標的集中攻擊，提早結束，至少提早幾個月結束戰爭還是有可能的。轟炸柏林卻不可能達到這樣的效果。
1945年2月13日晨，英國空軍轟炸機部隊司令部接到夜襲德累斯頓的命令。下午5點半，有部分加拿大空軍飛機參與的6個轟炸機中隊，共計796架“蘭開斯特”轟炸機、9架“蚊”式轟炸機從英格蘭中部的安德蘭特機場分兩批出動，並沿兩條航線飛入德國領空。為了迷惑德國防空部隊，另有幾架護航戰鬥機從其他航線飛入德國。
是日為“狂歡星期二”，德累斯頓的居民沉浸在節日的歡樂之中，優美悅耳的舞曲在夜空中回蕩。21點45分，第175號防空警報拉響了，深感意外的人們驚慌失措，有的躲進地下室或防空洞，有的則在市內亂跑，期望找到一處更安全的避難所。22點3分，英軍轟炸機部隊“探路者”飛機投下無數鎂光照明炸彈，並將紅色目標指示彈投向位於德累斯頓市中心北部邊緣的一座體育場。22點13分至28分，244架轟炸機接連投下529枚高爆炸彈、1800枚燃燒彈，總重量多達900噸。市中心多處燃起大火，各區消防隊全體出動，傾力滅火，附近地區的消防隊也趕來救援。
“蚊”式轟炸機
14日凌晨1點23分，英、加空軍又發動了第二輪空襲。到1點54分，529架轟炸機陸續投下650000枚、重達1500噸的燃燒彈。著火區域迅速擴大，並且因高溫而形成一股巨大而炙熱的“火焰風暴”，空氣中彌漫著塵埃和煙霧。滅火器械完全失效，不少消防員也葬身火海。躲在地下室或防空洞的人，因為悶熱窒息紛紛逃出，但有不少人或者被卷入火中燒死，或者被焦油燙死，未能出逃的人則大都被濃煙熏死。距離火場稍遠一點的人們自顧不暇，根本無法救援。
繼英、加空軍的夜間空襲之後，美國陸軍航空兵第8航空隊又在14日白天對德累斯頓進行了轟炸。12點17分至31分，300余架B-17轟炸機和100余架護航戰鬥機飛臨德累斯頓，投下1800枚高爆炸彈和136800枚燃燒彈，總重量達771噸。除火車站和機車大修廠外，當地醫院也遭到轟炸。由於能見度極差，有兩組飛機向西南方向偏離航線近100公里，使得炸彈被投到了布拉格市郊。
2月15日11點51分至12點1分，211架B-17轟炸機又從煙霧籠罩的空中投下460 噸炸彈，散落到邁森和皮爾納之間的整個地區。
由於沒有完全實現預定的目標——摧毀機車大修廠和遠程鐵路運輸線等，美國陸軍航空隊又在3月2日和4月17日對德累斯頓進行了兩次深度轟炸。3月2日，455架B-17轟炸機投下853噸高爆炸彈和127噸燃燒彈；4月17日，572架B-17轟炸機投下1410噸高爆炸彈與150噸燃燒彈。至此，途徑德累斯頓的所有鐵路線才被完全炸毀。
英、加、美三國空軍連續4輪的大轟炸使德累斯頓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老城區成為一片廢墟，建築物幾乎全被炸塌，只有個別樓房幸存。公共交通完全中斷，有軌電車的空中電纜被燒毀，軌道或被炸斷，或被掩埋，大部分橋梁也受到了嚴重破壞。很多醫院、學校和其他公共設施蕩然無存，水電煤氣供應陷入癱瘓，絕大多數商場和零售商店無法正常營業。
1945年，戰略轟炸後的德累斯頓
大量平民死於非難，並且受難者多為臨時醫院裡的傷兵、同盟國戰俘，和來自東部戰場的逃難者。但對於具體數目，長期以來說法不一，爭議不斷。根據最新的研究結果，死亡人數在22700-25000人之間。而對於那些幸免於難的親歷者來說，大轟炸所造成的悲慘場景也在他們的心理上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夢魘與其終生相伴。
轟炸德累斯頓是二戰後期西方盟軍最高統帥部制定的“霹靂行動”（Operation Thunderclap）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雖然號稱要以戰略轟炸機武力阻止德軍向東部戰場調兵，援助蘇軍對納粹德國的地面進攻，但在實際上卻是企圖通過繼續轟炸城市來瓦解德國民眾，向世人宣揚英、美空軍實力的強大。
德累斯頓是前薩克森王國的首都，一座有著百年繁榮歷史和眾多精美巴洛克建築的文化名城，素享“易北河上的佛羅倫薩”（Elbflorenz）之美譽。二戰爆發前，該城主要生產瓷器、帽子、茶碟和香煙。雖然也有部分軍工企業，並且是德國三大鐵路樞紐之一，但從總體上看，其軍事價值不大，防禦力量也十分薄弱。二戰爆發後，德累斯頓一直身處戰火之外，被認為是相對安全的城市，居民生活比較安穩，也成為戰爭難民理想的聚集地。停靠在德累斯頓車站的火車主要是用來疏散來自東部的難民，而不是像西方盟國和蘇聯所認為的那樣是用作軍列，準備向東線輸送軍隊和物資。
西方盟國對這樣一座擠滿了難民的歷史文化名城進行猛烈轟炸，致使茨溫格爾宮、宮廷教堂、聖母教堂、塞姆佩爾美術館和日本宮等文化藝術珍品毀於一旦，大量平民不幸遇難，不能不令人深感遺憾。
德累斯頓在19世紀90年代的形象，圖中的地標性建築包括德累斯頓聖母教堂和奧古斯都橋。
但對飽受戰火磨難的民眾來說，納粹德國不啻罪大惡極的侵略者，與之進行戰鬥的盟軍則是偉大光榮的正義之師，那些勇闖敵軍火力網，舍生忘死投擲炸彈的轟炸機飛行員更是令人敬仰的戰鬥英雄。因此，在二戰結束後的相當長時間裡，英、美等國主流媒體大都從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角度書寫二戰史，強調同盟國空軍的戰略轟炸對戰勝納粹德國的重要意義，謳歌轟炸機飛行員的光輝事跡。軍事史家則側重於從具體的戰爭局勢和軍事技術角度出發，論述決策和計劃，討論空襲的作用和效果，描寫典型的並且經常是十分壯烈的空戰實況。即使提到對德國城市造成的嚴重破壞和對平民的傷害，也未深究是否公正的問題。似乎發動戰爭的軸心國是如此窮凶極惡，其抵抗者根本無需為自己的行為做辯護。
只有少數新聞記者、作家和軍事史家，如傑拉爾德·狄更斯（Gerald Dickens）、帕特裡克·布萊克特（Patrick Blackett）、約翰·富勒（John Fuller）、弗裡德裡克·弗蘭維爾（Frederick Veale）、戴維·伊爾溫（David Irving）、馬丁·米德布魯克（Martin Middlebrook）、拉裡 J. 比蒂尼安（Larry J. Bidi年n）、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馬歇爾·德·布呂爾（Marshall De Bruhl）、亞歷山大·麥基（Alexander McKee）和馬克·康奈利（Mark Connelly）等，對英、美空軍轟炸德累斯頓持否定態度，反對“出於恐怖主義的目的”濫殺婦女、兒童和其他平民的行徑。英國肯特大學空戰專家馬克·康奈利甚至建議英國政府對德國的平民死亡之事表示道歉。
英國政府和社會各界也曾采取一些行動，力圖補償過失，尋求和解。二戰結束後不久，考文垂市安立甘教社團（其聖米夏埃爾教堂在1940年空襲中被德軍徹底摧毀），便與德累斯頓教會建立了聯繫。1956年，兩個城市締結友好城市關係。1990年，德累斯頓開始重建聖母教堂，英國則成立“德累斯頓基金會”（Dresden Trust），籌集資金，予以資助，英國王室、議會成員、各郡首腦紛紛表示支持。考文垂釘子十字架（Cross of Nails）成為國際共同體的著名標誌。2005年2月13日，德累斯頓聖母教堂在完成全部重建工作之後，也加入到了這一國際共同體。新的德累斯頓聖母教堂變成了民族諒解的象徵。
但從總體上看，英、美等國的歷史反思還是很有限的。不少英國人至今仍對德國人抱有很深的成見，認為德國人是一個好戰的民族。對於德國人在二戰中遭遇的苦難，許多英國人並不關心，認為他們咎由自取。還有一些英國人仍然懷有強烈的反德情緒，言之鑿鑿：英國人可以向印度人和非洲人等所有遭受過大不列顛殖民帝國奴役的人民表示道歉，唯獨不能向德國人道歉。
1992年5月31日，鋼彈9英尺的哈裡斯青銅雕像落成，91歲高齡且備受民眾愛戴的英國王太后為之揭幕，並鼓勵英國人民懷著“驕傲”和“感激”之情紀念這位戰爭功臣。2002年，在英國廣播公司（BBC）某電視節目舉行的民意調查中，數百萬觀眾把丘吉爾選為古往今來“最偉大的英國人”。
不能否認，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由希特勒和納粹黨挑起的，其目的是對外擴張，創建“大德意志國家”。納粹德國不僅大動乾戈，發動侵略戰爭，而且還首先動用空軍，轟炸別國城市，屠殺平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反法西斯同盟在戰場上面對的是反人類的世界公敵，具有自衛和反侵略的正義性。然而，即使是正義戰爭也不應超越道德約束，不應攻擊沒有直接卷入戰爭的非戰鬥人員，不應為了勝利而濫用暴力。
在二戰接近尾聲的1945年，德國的軍火生產、鐵路和水路運輸、機場、航空兵和雷達網均已陷入癱瘓。英、美空軍已全面掌握製空權，地面部隊成功實現了諾曼底登陸，蘇軍也展開了大規模反攻。在德國敗局已定的情況下，繼續轟炸德國城市在軍事上已經毫無必要了。確如一些批評者所言，轟炸德累斯頓純屬濫用武力，只能徒增交戰國之間的仇恨，結下難以平息的歷史糾葛。
注釋：
2004年11月，德累斯頓市長因格爾弗·羅斯貝格（Ingolf Roberg）倡導組建了以拉爾夫—迪特爾·穆勒（Rolf-Dieter Müller）為首的歷史學家委員會，計劃在2006年德累斯頓建置800周年以前，確定盡可能準確可靠的總死亡數值，以便杜絕各種各樣的歷史偽造。經過深入細致的調研取證和分析研究，該委員會在2009年11月確定最低死亡人數為18000人，最高死亡人數為25000人。2010年3月17日，委員會公布了最終研究報告，斷言根據各種文獻記載，共有22700名死者被埋葬，其中20100名死者可以查證姓名，2600名死者姓名不詳。到2010年4月，委員會發表聲明，訂正了2009年估算的最低數字，最高數字保持不變。參見Abschlussbericht der Historikerkommission Dresden 2010, http://www.dresden.de/media/pdf/infoblaetter/Historikerkommission_Dresden1945_Abschlussbericht_V1_14a.pdf
Sidney Bufton, britischer Director for Bomber Operations, sagt über die Absicht vonThunderclap“ am 15. August 1944. 參見Rolf Dieter Müller: Der Bombenkrieg 1939-1945. S. 203.
英國歷史學家安東尼·比弗（Anthony Beevor）估計城內有超過30萬名來自東部前線的難民。
參見Mark Connelly, “Reaching for the Stars: A New History of Bomber Command in World War II (review by Sebastian Cox)”,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8, Number 2, April 2004, pp. 629-630.
Michael Sontheimer,Sind wir Bestien“, in: Stephan Burgdorff u. Christian Habbe (Hrsg.), Als Feuer vom Himmel fiel. Der Bombenkrieg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Deutsche Verlag-Anstalt, 2003, S. 122-128, hier S. 128.
Michael Sontheimer,Sind wir Bestien“ in: Stephan Burgdorff/Christian Habbe (Hrsg.), Als Feuer vom Himmel fiel. Der Bombenkrieg in Deutschland. S. 128.
Jochen Boelsche, “So muss die Hoelle aussehen”, in: Stephan Burgdorff/Christian Habbe (Hrsg.), Als Feuer vom Himmel fiel. Die Bombenkrieg in Deutschland, Muenchen: Deutsche Verlag-Anstalt, 2003, S. 18-38, hier S. 27-28.
Michael Sontheimer,Sind wir Bestien“ in: Stephan Burgdorff/Christian Habbe (Hrsg.), Als Feuer vom Himmel fiel. Der Bombenkrieg in Deutschland. S. 123.
參見吳征宇：《正義戰爭理論》，載王緝思總主編，閻學通分冊主編《中國學者看世界·國際安全卷》，新世界出版社，2007，第18—30頁。
（本文為北京師范大學孫立新教授“二戰期間英美對德戰略轟炸”系列學術文章，原文有刪減。圖片源於網絡，合作、轉載請留言。）
作者介紹
孫立新，1962年出生於山東即墨，籍貫山東諸城，德國奧格斯堡大學哲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導。主要研究世界史、德國史和中德關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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