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時期的錯誤政策和風氣導致中國逐步落後於西方

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史，可以說是我國最屈辱的一段歷史，要說造成這段屈辱歷史的罪魁禍首，大家都認為應該非清高宗莫屬。正是他的一系列政策和所作所為，在世界局勢日新月異的情況下，導致中國開始被世界強國超越，最終差距越拉越大。他在位的這六十年間都做了什麽讓人們將中國落後挨打的責任推到他身上呢？

一口通商，閉關鎖國的極致

雖然閉關鎖國從明朝便已經開始，但那畢竟是在倭寇橫行的情況下采取的被動措施，且在隆慶時期便已經開始改變政策，允許民間赴海外通商，史稱“隆慶開關”。然而清朝入關之後，卻再次開啟了閉關鎖國。

清朝前期，為了防止洋人和漢人聯合反對清朝，從清朝前期便對海上貿易往來進行著嚴密控制，不過到康熙年間卻已經開始逐步開放，並最終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面廢止海禁。然而自康熙開關之後，由於大量出海者留居南洋，因此從雍正五年（1727年）開始，清朝再度開始禁海。

到了乾隆年間，這種禁海政策再度得到加強，乾隆帝以海防重地應該規範外商活動為由，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諭令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廣東通商，這便是“一口通商”政策。

雖然明朝禁海時期約佔75%，而鴉片戰爭前的清朝僅佔15%，但乾隆之後的禁海政策卻是造成近代中國大幅度落後於西方的主要原因。畢竟明朝當時還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國，西方仍處於追趕期，而從十七世紀中期開始到十八世紀初，西方國家正在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最終於十八世紀中期迎來了工業革命，而清朝恰好在這一時期開始進一步鎖緊了海上貿易，幾乎徹底斷絕了與世界的聯繫。

正是由於從乾隆時期開始的海禁，導致西方國家開始全面趕超中國，並逐漸拉開差距。

奢侈浪費，清朝由盛轉衰

清世宗經過十餘年的嘔心瀝血，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好不容易扭轉了康熙末年以來國庫空虛的境況，重新使得國庫充盈了起來。然而由於高宗的奢侈浪費，導致世宗的努力全部付之東流。

乾隆中期以後，他仿照聖祖六次南巡之例，也先後六次南巡，與聖祖不同的是，高宗南巡“供億之侈，驛騷之繁，轉十倍於康熙之時”，花費了朝廷大量積蓄。

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太后六十歲生辰之時，高宗又舉辦了浩大的慶祝活動，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十餘裡中“剪彩為花，鋪錦為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每數十步間一戲台，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侲童妙伎，歌扇舞衫”。

此後在皇太后八十壽辰和高宗自己的八十壽辰之時，“京師巨典繁盛”，與皇太后六十壽辰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高宗的“努力”之下，清朝的國庫再度變得空虛，清朝從“康乾盛世”轉向“嘉道中衰”，正是從乾隆而始。

奢侈腐化，自高宗而始

與前一點類似，世宗經過十餘年的奮鬥，終於使得朝廷風氣大為轉變。然而，令人沒有想到的是，短短幾十年之內，朝廷風氣便再度急轉直下，而這種奢侈腐化之風正是從乾隆時期開始的。

正因為有高宗奢侈腐化在前，導致朝廷官員、地主商人開始競相效仿，整日過著揮金如土的生活。例如當時的朝廷官員“奢汰異常，輿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買花日費數萬錢”，而京師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余間，園亭瑰麗，人遊十日，未竟其居”等等。

在這種奢侈腐化之下，朝廷吏治也開始逐漸敗壞，貪腐情況日益嚴重。例如，清朝本對漕運極為重視，朝廷對此可以說是毫不吝嗇，然而從乾隆末期開始，國家雖然每年花費金錢數百萬，但真正用於運、黃、淮河治理的費用連十分之一都不到，其余全部被河吏揮霍一空。最直接的證據就是誕生於乾隆時期的大貪官和珅。

可以說，乾隆帝的驕奢淫逸，開一代奢侈之風，而貴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從乾隆中期之後，吏治的嚴重敗壞也成為了清朝封建統治極端腐敗的明顯象徵。奢靡之風愈演愈烈、吏職敗壞不可遏止，這一切都源於乾隆朝。

強化專製，壓製國民創造性

清朝對國民思想的束縛本就嚴重，而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專製者，這種思想束縛在乾隆時期更是達到了巔峰。

而這種思想束縛的典型就是文字獄，清朝的文字獄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而隨著而且隨著統治的穩固而加深，越是統治穩定的時期，文字獄就越是登峰造極，至乾隆時期，已是無以複加的強化，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因此而扭曲變形。正如魯迅所說，“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順治帝施文字獄7次，康熙帝施文字獄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獄20多次，而乾隆時期的文字獄則達到了130多次。

文字獄的大行其道，嚴重壓抑了民眾甚至官僚階層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強化了同時也僵化了專製體制，給以後的發展製造了巨大障礙。

此外，清朝的軍務廢弛同樣源於乾隆時期，王雲慶在《石渠余紀》卷四《紀旗人生計》中說道，“而兵丁閑散惟知鮮衣美食，蕩費成風，旗人貧乏，率由於此”。

正是因為以上的種種原因，使人們將中國逐步落後於西方的責任推到了清高宗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