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康熙後期開始，清朝官方開始有“盛世”的說法。到乾隆時，則頻繁提起。乾隆就曾說過：“方今國家全盛，府庫充盈。”
不僅皇帝，一般的臣民口中，也常把盛世掛在嘴邊。乾隆年間的狀元於敏中就曾上奏疏表示：“轢古凌今，覲史冊罕逢之盛世。”
這些說法，並非沒有緣由。康熙到乾隆，一百多年的跨度裡，清朝國力整體處於上升階段。尤其是乾隆掌權的六十四年，清朝在人口、疆域、財富、與周圍國家的關係上，更是一個頂峰階段。為了彰顯盛世，乾隆還下令修書。
《四庫全書》就是這麽來的。對外戰爭也頻頻得勝。乾隆還給自己加上一個“十全老人”的稱呼。但在乾隆退位當太上皇的第一年，白蓮教造反了。
乾隆顯然不願看到這樣的局面。他令和珅調集重兵圍剿，並殺掉數個白蓮教首領。可起義仍是無法平定。直到乾隆去世，白蓮教造反的聲勢依然浩大。
這場看似由官府追拿白蓮教偶然引發的造反，實際又充滿了必然。從白蓮教的歷史來看，他們自成立後，經常參與造反。也正是這一原因，白蓮教被歷朝官府打壓為秘密組織。
清朝入關後，白蓮教一直以“反清複明”為旗幟，不斷反抗清朝。只不過，乾隆以前的歷次造反，都沒有形成太大的聲勢，就被當地官府成功擊破。
乾隆時期，能形成如此聲勢，跟當時的社會情況有關。從大背景而言，清朝自乾隆後期開始，國力便走向衰退。衰退的原因，極為複雜。從軍隊來說，對外戰爭確實取得一些勝利，但總體而言，軍隊戰鬥力，也是衰退階段。乾隆年間可以仰仗的軍隊，主要有八旗和綠營。
八旗是清朝初年的主力，一度戰鬥力極為凶悍。天下平定後，清朝在全國險要地區，駐扎八旗。皇帝一直希望八旗軍可以繼續保持驍勇的戰鬥作風。
乾隆皇帝曾下旨訓斥駐扎在江南的八旗軍，希望他們戒驕戒惰。怎奈形勢不由人。即便乾隆親自下令，也無法挽回八旗戰鬥力的頹敗。乾隆平定白蓮教時，把主力壓在綠營上。
綠營兵人數較多，待遇較八旗更低，總數大概有六十萬左右，分散在全國各地，採用世兵製。父親當兵，兒子也當兵，不得從事其他行業，且升遷困難。長期以往，綠營士氣不高。但軍力衰退的背後，也有國庫告急的原因。乾隆年間頻繁的戰爭，對國庫而言，無疑是巨大的負擔。
戰爭是燒錢的無底洞。朝廷需要投入巨額財力，才能持續維持。乾隆在位初期，國庫十分充實。越到後期，國庫便愈加枯竭。當然，這並非只是戰爭的緣故。國庫的枯竭，也因為當時朝廷官場從上到下，奢靡腐敗的作風。
乾隆為彰顯盛世，曾多次南巡。每次南巡，便需要消耗大量財富。沿途的裝點打扮，各地官員的孝敬。兩淮地區鹽商為了更好跟朝廷做生意，恨不得掏空家底為乾隆慶祝。
乾隆又喜歡附庸風雅，題字賦詩，底下官員就拚命巴結，為他送上各類珍寶古玩。後來那些文玩國寶上，才留下乾隆大小印章題字。
皇帝生活奢靡，底下官員也紛紛效仿，刮盡天下民財。和珅會在後來搜刮出上億家產，倒也不稀罕。朝廷中樞裡和珅這樣的巨貪，地方上就有衙門小吏的大貪，各項苛捐雜稅逼得很多百姓無路可走。
官吏缺乏監管，且上下貪墨。對流民百姓，就是見縫插針的勒索。即便是手上只有一點小權的衙役，也可以靠著手中的公文，讓百姓走投無路，乖乖交錢。
越來越多人，為了躲避苛政，成為流民。從官府的角度看，百姓脫離原有的籍貫，成為流民，便無法按照保甲法進行管理。
可是，在百姓看來，他們的家業，已經被一並奪去。生活艱難，甚至連子孫後代，都可能要經歷同樣的生活，無法看到任何希望。對他們來說，與其繼續忍受折磨，不如揭竿而起。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當時不只白蓮教造反，在雲貴地區，也有反抗清朝的力量。乾隆最喜歡的福康安，和珅的弟弟和琳，都在雲貴地區的戰爭中去世。
而在白蓮教起義爆發的源頭，四川、湖廣一帶，清朝駐軍本就薄弱。當地深山較多，流民也極多，白蓮教更容易從最初的小規模不斷發展，終於形成規模，向遠在北京的乾隆，發出屬於自己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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