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學考古

一

我是1987年自學考上北大的。1982年初中畢業後，出身甘肅農村貧寒家庭的我沒有上高中，而是去了培養小學教師的隴西師范學校。

到1985年快畢業的時候，學校推薦我考大學。可我當時還沒有學過英語，心裡沒底，就沒有應允。然後被分配到家鄉一所偏遠的八年製學校當初中老師。這時候我才開始準備高考。考文科還是理科呢？其實文理科我都有興趣，師范時很喜歡生物，教書教的是幾何、代數和物理，但是師范學的理科課程寬泛淺顯了一些，自學理科難度大，所以就選擇了文科。

當年報志願的過程有些意思。因為我是教師，當時有個什麽政策好像說是只能報考師范類高校，我心目中最好的師范院校是北京師范大學，但更想上北大，因此在志願表的“北京”和“大學”中間空了兩個字的位置，然後抓鬮，三次結果都是“北京大學”，就報了北大。

北大當年在甘肅省只有四個專業招生：古典文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經濟法、考古學。我對哲學和歷史很感興趣，但沒有專業可報，就只好選擇與歷史學接近的古典文獻和考古學。幸運的是，最後被北大考古系錄取。

二

1987年那個時候，北大考古系系主任是宿白先生，副系主任是嚴文明先生，1988年嚴先生成為系主任。那時考古系不像現在這麽熱鬧，還只有考古學一個專業，專業課分歷史和考古兩大塊。

歷史課都是歷史系的老師給我們講，中國史有《先秦史》（孫淼）、《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祝總斌）、《隋唐宋遼金史》（吳宗國）、《元明清史》（王天有）等。最難學的就是周怡天先生的《世界古代史》，周先生口音重聽不太明白，要求還很嚴格。無論如何，那個時候打下了一定的史學基礎，對後來的考古學研究很有好處。

考古課基本都由考古系老師開設，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嚴文明和宿白先生講授的通論性質的《中國考古學》。嚴文明先生講上半部分，包括考古學導論、舊石器時代一直到春秋戰國，講得邏輯清晰，深入淺出。宿白先生講下半部分，從秦漢到元代，邊講邊寫邊畫，速度很快，字圖俱佳。我可以把他說的幾乎每個字都記下來。

後來我在大學講授《中國考古學通論》時，就是以當時的課堂筆記作為講義的基礎。那時候宿白先生65歲，馬世長老師也已經48歲，可每次上課時馬老師都來聽課，替宿先生擦黑板，端茶倒水。

我上過的斷代專題性質的考古類課程，有《舊石器時代考古》（呂遵諤）、《新石器時代考古》（張江凱、趙朝洪）、《商周考古學》（李伯謙）、《戰國秦漢考古》（高崇文、趙化成）、《魏晉南北朝考古》（齊東方）、《夏商周邊境青銅文化》（孫華）、《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學》（晁華山）、《古文字學》（高明）、《甲骨文研究》（葛英會）、《漢唐考古文獻介紹》（權奎山）、《中國佛教考古》（馬世長）、《動物考古學》（黃蘊平）、《古代貨幣》（高崇文）、《古代陶瓷》（權奎山）、《古代繪畫》（楊新，故宮博物院外聘）、《中國古代碑刻》（張辛）等，還有方法技術類的《田野考古學概論》（嚴文明）、《人體骨骼鑒定》（呂遵諤）、《現代科技與考古》（原思訓）、《考古繪圖》（馬洪藻）、《考古攝影》（趙思訓），以及《原始社會史與民族志》（李仰松）、《文化人類學》（李水城）等。

回想起來，這些課程都對我產生了影響。我後來的研究，雖以中原北方地區的新石器考古為主，但時空範圍都不以此為限，研究方法注重多學科結合，研究內容也頗為龐雜，與北大考古的本科專業教育頗有關係。

上有些老先生的課，充滿歡樂。高明先生講《古文字學》，竟能把甲骨金文講得那麽清楚明白，妙趣橫生，至今眼前還能浮現出高先生在黑板上書寫古文字的情景。呂遵諤先生講《舊石器時代考古》和《人體骨骼鑒定》，不時穿插著小故事，學生們笑聲不斷。

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們正在文史樓東邊那個堆滿人體骨骼的屋子裡摸人骨，突然停電，一片漆黑，那具用銅絲穿起的青年人骨架被同學觸碰得叮當作響。宿白先生講《古代建築》，帶我們在未名湖畔繪博雅塔，到獨樂寺畫觀音閣，記憶猶新。

我本科時最怵的課程是英語。本來基礎就差，上課便成了煎熬。第一次上課，一位女老師就要求自我介紹，and you？aboutyou？我哪裡會說？！

看著有的同學嘰裡咕嚕講個不停，我既豔羨又自卑，此後對英語就一直沒有太大興趣，大部分課都沒有去上。不過最後四級也是勉強通過了。當時還接觸過俄語、法語、日語等，都沒有學下去，不過我現在做歐亞草原考古研究，倒是離不開俄語，也算一種緣分。

本科階段，我課外閱讀了大量哲學、心理學等方面的書籍，也包括金庸等的武俠小說，而且經常去聽各種講座，還上了不少與專業關係不大的選修課。

八十年代正是中國高校思想空前活躍的時期，各種觀點互相激蕩，大部分學生都有一種對國家前途命運的強烈憂患意識。有些講座或者選修課聽者甚眾，走廊甚至門外都是人。

我上過一門朱青生老師開的選修課叫《西方現代藝術》，他海闊天空地講，我們信馬由韁地聽，考試的時候他給我們放康定斯基的作品“黃紅藍”的幻燈片，然後讓我們看著畫做詩，我的詩首句是“蝴蝶彈著吉他”，莫名其妙就得了100分。

考古專業最關鍵的課程，應該就是大三的田野實習了。

我們班是1989年下半年實習，在湖北天門石家河。石家河考古項目由北大考古系、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博物館三家合作，總負責人為嚴文明先生，由新石器教研室的張江凱、趙輝和張弛三位老師帶隊。開始時所有人都在肖家屋脊發掘，後來老師安排我們五六個男生到譚家嶺。

到譚家嶺後好幾位剃光了頭，大家每天唱著崔健羅大佑的歌行走在田間地頭，“我要從南走到北……”，我後來的考古研究還真是從南到北。那時我們在譚家嶺發掘出很厚的牆，很粗的柱子，當時並不明了，後來石家河古城垣發現後，才知道這裡可能正好是核心宮室區。發掘結束後轉入荊州博物館整理資料。

通過實習，我學到了基本的田野發掘和室內整理方法，更重要的是從此與新石器時代考古結下了不解之緣。本科畢業做論文的時候，是張江凱老師指導我，題目就是關於石家河遺址的分期問題。我根據那兩年的學生實習報告嘗試進行分期研究，現在看來那個結論還與實際沾點邊。

三

本科階段我的成績是班裡最高的，因此1991年畢業的時候系裡就推薦我上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石器考古，導師是嚴文明先生和張江凱老師。

碩士期間，學習方式發生了大的變化，老師不會再系統講授，而是每節課由某個學生講一個選題，然後大家討論，老師點評、指導，這樣主要功夫就要花在課外閱讀上。

嚴文明先生給我們開的課程有《考古學理論與方法》、《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先生的點撥常使人茅塞頓開，我對考古學就算漸漸入了門道。

《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是在嚴先生指導下自學，我對古史很感興趣，閱讀了王國維、顧頡剛、蒙文通、徐旭生等的不少論著。李伯謙先生給我們開的課是《夏商周考古研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說寫文章要考慮周全。

還聽過李仰松先生的《民族考古學》。《第四紀地質學》是夏正楷老師上，聽了大概三四次後我就去實習了，回京後夏老師給我一個人補考，僥幸得了90分。

記得當時的副系主任李伯謙先生告訴我推薦上研的結果時，特意叮囑我好好學英語。第一次英語精讀課我坐在前排，聽一位剛畢業的女老師逐行解釋詞句，我就想，為什麽不查字典自學呢？於是就上了這一節課，再沒有去過。但我利用圖書館和系資料室，看了不少英文的考古書。考試第一學期稀裡糊塗就通過了，第二學期被告知不用再學。

碩士期間我寫過四篇作業，其中三篇都在上學期間發表了，還有一篇《殷墟西區墓地分析》拖得久一些，因為投給一個刊物不採用，後來發表在《考古》上。

這篇論文是《夏商周考古研究》課的作業，當時我想，能不能把嚴先生教我的墓葬太空分析的方法，在商周考古領域也用一用？沒有想到這樣一來，還真發現了殷墟墓葬一些很有意思的方面。

1992年後半年的研究生實習，是和宋豫秦老師一起發掘河南駐馬店楊莊遺址。宋豫秦當時是鄒衡先生的博士生，此前已經在鄭州大學任教多年。

他不在的時候我要負責整個工地，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鍛煉。抽空還跟著北大城環系的莫多聞老師等做環境考古調查。發掘之後整理資料，拚陶片繪圖，定型式分期，我類型學的功底主要是這次實習打下的。

1993年我還小規模發掘了駐馬店黨樓遺址，發掘時我住在田野中一個放過磚坯的小屋內，鋪層稻草就是床鋪，晚上出門滿天星鬥，雖有蟲鳴，但心靈靜寂。

1994年，我們又到駐馬店整理發掘資料。最後編著出版了《駐馬店楊莊》發掘報告。

我的碩士論文是以駐馬店楊莊遺址為基點，做豫東南龍山時代文化研究，當然首先得吃透楊莊遺址的材料。在整理研究的過程中，我發現龍山前期遺存屬於以江漢平原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後期屬於以河南中西部為中心的王灣三期文化，將視野擴大到整個豫南甚至湖北，也還大致如此，進而認識到龍山前後期豫南江漢等地存在一場文化巨變，並可能與傳說中的“禹征三苗”事件有關。

我把以上這些認識綜合起來，就形成碩士畢業論文的初稿，有三萬多字。拿給嚴文明先生看，大概是他覺得我的邏輯不夠清楚，乾脆替我改擬了一個論文提綱，每個綱目下面還有說明。我這才知道這樣才算寫論文！就得緊緊圍繞題目層層展開，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

我按照嚴先生的提綱修改，形成一萬多字的論文定稿。被刪下的兩萬多字經過修改，就是《王灣三期文化研究》那篇文章，稍後發表在《考古學報》上。

四

1994年碩士畢業後，我去了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也就是原來的北大分校工作。本想出國，後變為考北大博士。為應付考博英語，我乾脆背下了一本英漢詞典，1996年的考博英語得了60多分，考上了嚴文明先生的博士生。因為是在職，所以要四年。

博士階段的英語課都是外教上，不能缺課，受益不小。我還學習了二外德語。至於專業課，只有《考古學原理》、《新石器時代考古專題》、《中國古史傳說》三門課，有的也聽嚴先生講，但主要靠自學。

嚴文明先生一開始就指定我主要研究華北或是北方地區，是因為他早就計劃好讓我去內蒙古涼城老虎山工作站，整理岱海地區考古資料，以此為基礎寫作博士論文。

岱海地區這批資料，是內蒙古考古所田廣金和郭素新老師多年發掘所得，他們沒有精力進一步整理編寫報告，希望嚴先生派得力的學生幫忙。嚴先生選中了我。這對於一個考古專業博士生來說，是十分難得的機遇。

1997年下半年，我去老虎山工作站，主要整理龍山時代資料，兼及仰韶時期，同時也做了岱海地區幾個城址的補充性勘察測繪和小規模發掘。

整理時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畫圖。我把每件石器上面能觀察到的製作和使用痕跡都畫了出來，陶器呢，斷面是怎麽接的，裡面是怎麽拍的，口部是怎麽修的，下腹是怎麽刮的，能看見的痕跡也都畫出來。

其次就是整理歷年來的文字資料。當年發掘時條件非常艱苦，住宿只能靠自己挖窯洞，而且發掘人員分好多批次，那種情況下的文字資料就顯得散亂，要弄清楚不容易，需要耐心。

第三，最關健的是排隊分期。我每天一邊繪圖一邊琢磨分期的事情，體會到抓典型地層部門的重要性。由於繪圖時我對器物有細致觀察，所以分期排隊時就順利多了。我深深感到，發掘、繪圖等，都得考古學者親歷親為才行。

1997年正好趕上內蒙古考古所和日本人合作發掘附近遺址，有一段時間老虎山上還是蠻熱鬧的。但是多數時候只剩下我和做飯的人，還有兩條狗。

每天一邊整理繪圖，一邊在收音機裡聽大同台略帶方言味的相聲，自得其樂。坐累了還會到旁邊山泉取水，拿著望遠鏡找找遠處的人和車，或者到老虎山遺址坐坐，想象一下四千多年前這個村落的熱鬧情景。

這樣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在山上呆了接近五個月，按照計劃完成整理任務。

回京後我就編著了《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集》，在博士畢業前後出版了。在此基礎上完成了博士論文《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此後不久又合作編著出版了《岱海考古（二）》、《岱海考古（三）》。

我的博士論文對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譜系、聚落形態和人地關係做了系統研究，提出和中原江漢地區一樣，北方地區龍山時代也有龍山前後期之分，龍山後期北方人群南下，極大地影響到晉南等地文化格局變動，其根本原因則在於當時氣候轉乾冷的環境背景。

還有，之前學術界一般都將老虎山等石城的出現和社會分層相聯繫，但我發現其實大部分“石城”都只是普通的石圍牆村落，於是提出文明演進的“北方模式”概念，認為其與社會分層分化顯著的“東方模式”有別。答辯時博士論文得到好評，後來獲獎不少。

讀博士期間，我還在《考古學報》《考古》《北京大學學報》《中原文物》等刊物發表過十多篇論文。值得一提的是，博士四年級的時候，因為某些學術事件，引發了我對文化意義上早期中國問題的深切關注，此後我在嚴文明、張光直等先生的基礎上，對商代晚期以前早期中國的起源和形成過程及其文明特質，做過較長時間的研究。

記得上碩士、博士的時候，幾乎滿腦子都塞滿學問。白天思考，或不得要領，夜晚突然醒來，便融會貫通。與後來文山會海之餘抽空做點研究，情狀全然不同。

在1998年元月嚴文明先生從日本給我的來信中，先生除指導我如何收集資料，如何規劃論文，還說“實在忙不過來可以考慮延長學習期限，總之不要把身體壓垮了，切記切記”。後來博士論文出版時給我寫的書序裡又有這樣的話，“建業不但業務基礎好，更是一位十分認真和不知疲勞的人，所以工作效率極高”。對我的關愛之情，溢於言表。

我想，先生怎麽教我的，我也會怎樣去教我的學生。

作者簡介

韓建業，甘肅通渭人，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1991、1994、2000年分別獲得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國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考古，兼及中西文化交流。發表論文百餘篇，出版專著十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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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種愛叫做點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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