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吳宇清是個很難定義的人，他身份眾多，包括詩人，電台DJ，樂評人，教編劇的大學老師，公務員……他熱愛音樂、文學和電影。他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對待朋友慷慨熱情。外界對他的普遍印象是“主持人”和“活動家”。而且，他一直在寫詩。奇怪的是，直到他死後，人們才注意到他的詩。2017年9月26日下午三點，吳宇清從28層的高樓跳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個叫吳宇清的男人決定去死
文|李純
一
誰都沒想到吳宇清決定去死。他們以為他開了一個玩笑，或者是惡作劇，就像這麽多年他所展露的玩世不恭的作派。
消息很快證明屬實。2017年9月26日下午三點，吳宇清離開家，拖著一條瘸了的右腿，可能上了一輛計程車，也可能步行。他在丹鳳街停了下來，走進唱經樓小區，小區聳立了三幢矩形的高樓。2005年，他在其中的一幢租了一套房子。地方是早就選好的。樓梯的門禁是壞的，以便他能暢通無阻地抵達最高的地方。第28層。越過生鏽肮髒的窗欞，天空陰沉，尖頂建築物隱沒在巨大的灰色中。
警察趕到現場後，首先通知了他的部門。他是南京市國稅局的一名基層科員。P.K.14樂隊主唱楊海崧的姐夫是吳宇清的同事，姐夫問他，知不知道吳宇清跳樓了？楊海崧說，不可能。姐夫說，你趕緊查一查，確定一下。楊海崧開始四處詢問，沒人知道，也沒人相信。
他給吳宇清的朋友楊子馥打電話，在吳宇清生命的最後半年，楊子馥和他的聯繫最多。“吳宇清的事你知道嗎？”
“知道，待會兒下了班我就去找他。”
“不是這個事。”
“你們都沒有我清楚，昨天晚上我們通過電話，下了班我就去。”
“不是，他跳樓了。”
那天下午，詩人劉立杆在歌德學院參加詩歌活動，他也接到電話：“吳宇清跳樓了。”之後的兩個小時，電話不停地湧進來，持續到半夜。六天前，吳宇清對他說，他覺得冷，當時劉立杆很奇怪，九月怎麽冷了？“光膀子都行啊”，他回答。
南京“七八點”樂隊的海洋也知道了。五個月前，他在一家酒吧和吳宇清偶遇。
酒吧是以前海洋唱歌的地方。那天他帶了一個香港女孩，聽見有人大喊大叫地在旁邊喝酒，辨別出是吳宇清，兩人都高興壞了。吳宇清對香港女孩也很熱情，三人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海洋當然不相信吳宇清死了，他不停地打吳宇清的電話，打不通，再打，還是不通。
吳宇清的學生王飛飛正在西班牙的聖塞巴斯蒂安。他剛參加完電影節的歡迎酒會，三個小時後是《何日君再來》的世界首映。那是他的第一部電影。吳宇清是這部電影的文學顧問。從電影院出來，他準備去海邊走走，收到消息，“吳老師出事了，下午跳樓身亡，抑鬱症。”他渾身發抖，不相信是真的。
之後，陸續有人在網絡上悼念吳宇清，稱他為“南京地下音樂教父”，同時他也是一名筆名外外的詩人。音樂人左小祖咒說，“一個好人，一個好詩人，一個絕對的人，我的朋友從南京新街口28層樓飛下，離開了我們。”民謠歌手周雲蓬說，“每次路過南京都會想到外外，他的詩歌越讀越好，還有，沒人組織酒局並且買單了！”
詩人韓東第一次讀到了吳宇清的詩。他們是多年的朋友，但韓東從沒見過他的詩。他先是震驚，而後愧疚——一位詩人對另一位詩人的“視而不見”可能是詩人所能犯下的最不能彌補的錯誤之一。他說，“一個人的天才直到死時才被人發現，儘管是身邊的人，慚愧，不安。”
吳宇清最後一個電話打給了新街口派出所的警察，警察是他的朋友。他說：“我要跳了，可能很狼藉，麻煩你幫我收拾一下。”然後，他探出身體，像收起翅膀的鳥一樣摔到地上。
大約2005年的吳宇清，地址和拍攝者不詳。
二
2017年5月，吳宇清的雙腿又不怎麽靈便了。年輕時他就有痛風的毛病，小時候在涼水裡游泳落下的，這是個秘密。他討厭向外人展示虛弱，況且這病不足以帶來困擾——只要控制飲食就行了。他愛好踢足球和打乒乓球，尤其是乒乓球，技術高超，參加過省機構部門組織的比賽，名列前茅。總體來說，他表現得像個身體不錯的小夥子。但這次他去外地出差，吃了海鮮，喝了啤酒，回來後打了一次乒乓球，腳趾和膝蓋就腫了。病痛來得迅猛，半夜疼得他在床上大叫，尤其是右腿，不能打彎，像一根筷子。
吳宇清個子挺高，年輕時留一頭披肩發，長得乾淨清秀。後來年紀大了，頭髮變少了，有一陣子南京作家流行剃光頭，一桌子坐下來十個有八個是光頭，他也索性剃光。因為有打乒乓球的習慣，他的身材幾乎沒有變化，最近反而越來越瘦。
這一天，吳宇清出了一趟遠門，找他的哥們兒劉立杆。劉立杆是南京的詩人。2002年，兩人在“他們”詩歌論壇相識，很快成為要好的朋友。
劉立杆與吳宇清同齡，兩人大學畢業後都在國家部門工作，吳宇清在國稅局，劉立杆在規劃局。兩人都是白天上班，晚上泡酒吧，半夜回家寫作。一度，這讓劉立杆覺得分裂，好像一個人同時過著兩種生活，自己是具有雙重身份的間諜。時間久了，就習以為常了。
他倆的家庭背景也差不多，父母都在大學任教，父親都是古板的工科知識分子，在他們看來其實是對社會一無所知的“假知識分子”。兩人的反抗一度都非常激烈。
有一次過年，劉立杆回家，進門後，他直接把腳架在飯桌上，點了一支煙看著他爸。劉立杆的爸爸一輩子不抽煙不喝酒。那天，他默默地拿了一瓶酒，給兒子倒了一杯，說，現在我也管不了你了，你乾你想乾的事情吧。
出了鼓樓區，不是騎自行車能到的了，在吳宇清看來就是遠門。吳宇清住在東南大學的家屬樓，是個老小區。街道在鬧市，卻是副舊模樣。樹比樓高，下了場雨，樹葉就落下來，把路遮住了。電動車像兔子一樣亂竄，總有狗趴在路邊，一動不動。住習慣了，他覺得新城雖然整齊乾淨，但沒了人味，反而無趣。幾年前劉立杆搬到建鄴區，坐公車需要一個小時，直接導致兩人見面次數從一周兩到三次，變成一個月一到兩次。
吳宇清給劉立杆帶了幾部國內最近的獨立電影。談起電影，他一如既往地喋喋不休，重點推薦了法國電影《路易十四的死亡紀事》，說的是國王外出散步，感覺腿有些痛，接下來難以入眠，發起高燒，身體迅速衰弱，然後死了。他抱了抱劉立杆家的貓，說“小貓挺可愛的，等它生了給我一隻。”會面結束後，劉立杆用滴滴幫他叫了一輛車，吳宇清不會，他的華為手機是部門發的，隻用於收聽和撥打電話。他挺感慨，“我操，很方便啊。”那時劉立杆覺得他腿腳雖然不便，但看上去很健康。
6月9日，P.K.14來南京歐拉太空演出。P.K.14成立於1997年，是南京的一支態度激進的後朋克樂隊，對很多年輕的獨立樂隊產生過影響，被奉為標杆。主唱楊海崧是南京人，上大學時，他認識了吳宇清。那時，楊海崧是個留長髮，無比熱愛鮑勃迪倫的搖滾青年。
吳宇清坐劉立杆的車去的歐拉。開場前，老朋友們聚在門口抽煙。楊海崧44歲，現在生活在北京，他留著寸頭，戴眼鏡，穿簡單的襯衫和球鞋。吳宇清站在他的左邊，頭戴毛線帽，胡須雜亂不堪，楊海崧突然察覺，他一直向往的生氣蓬勃的“台長”怎麽開始衰老了？
這次巡演，P.K.14演奏了新歌。吳宇清站在人群末尾，堅持看完一小時四十五分鐘的演出，“雙腿酸麻”，疼痛讓他幾乎沒有挪動位置，但是，他激動地對每一個身邊可以咬耳朵的朋友說，“他們找到了新的核！”後來實在撐不住了，他給楊海崧發了簡訊，說“腿不好先撤了，新歌極好，有的地方很根源像2000年後的齊柏林，有的地方是一種新的吉他恐怖主義。”楊海崧叫他好好保養，以後再聚。他完全想象不到，那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夏天
蒸騰不止
遙遠夢想中的徒步
我想象我是一架鏽機床
感覺漏油
時刻摩擦出
傷感的老骨頭節拍”（吳宇清的詩《關節》）
“台長”，他們稱呼他。1994年，吳宇清主持了兩檔和搖滾樂有關的電台節目，時間是周六和周日晚上九點。一個叫《搖滾殿堂》，向樂迷系統性地介紹搖滾樂，開場是Mr. Big的《To Be With You》，隨後是開場白：“感知的大門打開了，歡迎走進搖滾殿堂”，帶有普及性質。另一個叫《新樂天書》，專門介紹一張唱片。歌是他選的。當時沒有網絡，普通人不知道該聽什麽，也不知道在哪兒聽。他的節目成了一個視窗，一個通道，有的人一邊聆聽，一邊記錄樂隊和歌曲名稱。在南京，年輕人是通過吳宇清乾淨清脆的聲音抵達搖滾樂的。
每周末，吳宇清會採購一些打口磁帶，後來是打口碟，最常去山西路的軍人俱樂部。
軍人俱樂部有一座寬敞的大院子、一家電影院、一個溜冰場和很多商鋪。那裡聚集了五六家打口門面。就在那兒，吳宇清認識了很多音樂上的朋友，除了他出生在1967年，這夥人其余均出生於70年代。
楊海崧第一次見到吳宇清時，吳宇清在唱片店坐著和老闆聊天，長頭髮，肩挎一隻斜挎包，“太帥了”，“說話的方式和手勢非常自然”。他向楊海崧推薦唱片，兩人就成了好朋友。
圍繞軍人俱樂部，朋友圈從兩三人擴展到十多個。軍人俱樂部有一家四海音像，老闆家在市中心，成了據點，一群人買點啤酒、快餐面，在他家聽音樂，看錄影帶，一直待到半夜。大家在一塊兒像兄弟一樣放鬆。吳宇清性格最外向，有著和戰士一樣充沛的精力。他的朋友最多，原因之一是他總掏錢請大家吃飯，像個熱心的大哥。當然還有傳播最新的樂隊——他總是聽得最多的那個。
有一次，南京電台舉辦原創歌曲的錄製和征集，吳宇清收到一個高三學生寄來的樣帶，他問那人，“歌你寫的？”“我寫的”。“詞你寫的？”“我寫的”。“寫得可以啊。”“你誰啊？”“你聽聽我的節目。”
那人叫海洋，後來是“七八點”樂隊的主唱。七八點是一支南京樂隊，活躍在1997到2001年，隨後銷聲匿跡。
那年海洋不到二十歲，正在野心勃勃地閱讀和寫詩，參加了一個名叫“對話”的詩社，成員多是江滬一帶朦朧詩派的詩人，整天看油墨印的詩刊。他寫了三十幾首詩，找了一家出版社，編輯諷刺他，這東西你花錢印出來給自己看啊？不過，他聽了崔健，也聽了張楚，張楚的形式啟發了他，把詩歌和音樂配在一起，他想他也能做。當時搖滾樂風頭大，新樂隊有人關注，不等於出版了嘛，他想。
吳宇清非常喜歡海洋寫的歌，確切地說是歌詞，那些兒歌似的音樂搭配文學性很強的歌詞，吸引了他。他對這個戴眼鏡，整天穿花格襯衫，知識分子模樣的少年充滿了好奇。兩人理所應當地成了朋友。吳宇清比海洋大十歲，海洋聽他的。
一天晚上，他打電話給海洋：“你的歌好聽，我要在節目裡面放。”
“你放唄。”
“你樂隊叫什麽名字？”
“沒名字，還沒想好呢。”接下來，他想了一堆奇怪的名字，全部取自波德萊爾和蘭波的詩作，你能想象有多古怪了，自然被否決了。吳宇清逼迫他，“我今天晚上就要放。”
“我真沒名字，你別逼我。”他看了看牆上的鍾，停在七點四十幾分，“叫七八點吧。”
“操，太牛逼了。”
後來吳宇清告訴海洋，他倆有緣分，他的生日是七月八號，他出生在“嬉皮年，愛之夏”。
九十年代後期，南京出現了一批搖滾樂隊，以重金屬、朋克居多，包括“痊愈者十八”，貝斯手是吳維，後來在武漢成立了“生命之餅”——中國最老牌的朋克樂隊。P.K.14是一支後朋克樂隊，詞曲尖銳，最引人注目的是楊海崧刻意刺耳，不協調的聲音。和前兩者不同，七八點樂隊青春，詩意，充滿幻想，旋律悅耳，“像原始的石頭一樣稀少”，吳宇清寫道。
七八點和PK14都在五台山下的防空洞排練。那個洞很深很深，打開是一間又黑又潮濕的房間，日光燈垂在中間，裡面堆積了鼓和音箱，回聲極大。排練完出來，兩耳轟鳴，什麽也聽不見了。經常有壞人把鐵鎖砸開，偷走貧窮樂手的吉他。
吳宇清覺得幾支樂隊各有特色，他想記錄下來。他把海洋和楊海崧拉到棲霞山腳的小木屋，小木屋是南京煉油廠的工人搞的樂隊錄音室，有一個八軌調音台。海洋不想去，他想他吉他彈得很差，唱歌也不會唱，總之是個業餘，“這算什麽呢？”
“你就當日記錄嘛。”吳宇清慫恿他，熱心地幫他和音，編曲，牛逼哄哄地指揮他們排練，好像經驗很足。樂隊人都聽他的。但技術太爛，不是吉他錯了就是鼓不對，一首歌唱了二十遍。
錄好以後，吳宇清拿著母帶（就是一盒磁帶），導錄到電台使用的數位錄音帶上，再把這盒數位錄音帶一盒一盒翻錄到空白的磁帶，取名《南京地下音樂記錄97-98》。封面是蒙克的《嚎叫》，背面印了一個logo，吊鹽水瓶的小孩躺在嬰兒車裡，意思是雖然成年了，但和現實社會相比，這些人還像生病的格格不入的小孩。磁帶在南京大學門口的唱片屋售賣，一盒五元，吳宇清寫道，“不為賺錢，只是想讓誠心要聽的人，花這5塊錢買回家去。”
“他是搖滾樂非常堅定的支持者和參與者，只要演出都會到場，在電台做節目，大力傳播本地的樂隊，聯絡本地樂隊和其他地方的樂隊，他在非常堅定地做件事。”童瑋亮說。1998年，童瑋亮在江蘇省電子廳工作，做了“暗地病孩子”，中國第一個亞文化網站。網站被雅虎放在首頁的文學欄目，迅速吸引了一批趣味相同的年輕人。網站頹廢壓抑，內容包括音樂、詩歌、小說和漫畫。對每個發來郵件的人，童瑋亮統一回復，“緊握你同志般的雙手。”
那時，南京的文藝氛圍單純，或許是城市的關係，人們都敏感多思。他們在潮濕的街道行走、聆聽、思考，渴望交流，渴望同類，因為共同的愛好走在一起。
當時吳宇清三十歲，正式工作是國稅局的網絡管理員，兼職電台DJ。朋友們跟他認識久了才發現，“原來他是個公務員啊”。另一個發現是，他很早便結了婚，妻子是教師，美麗端莊，為他生了女兒。他是那種有理想、有激情、同時追求生活安穩的南京人。音樂是他的寄托，在那個理想的純粹的世界中，人們永遠年輕，永不妥協。吳宇清把那個世界放在了心裡。
2003年6月15日，吳宇清在南京西康路。攝影，楚塵。
七八點樂隊，左一是海洋。拍攝者不詳。
2003年7月4日，吳宇清在南京五台山足球場。攝影，楚塵。
2003年6月15日，吳宇清和詩人吉木狼格在南京西康路。攝影，楚塵。
三
1999年，楊海崧離開南京，去北京發展。海洋遇到喜歡的女孩，女孩去了澳大利亞，他想搖滾樂的盡頭就是一段陽光普照的愛情，也去了澳大利亞。其他人或者離開，或者開始工作，回到正常的生活中。
新世紀來了。吳宇清繼續做電台DJ，但他的興趣發生了轉移，從音樂轉移到文學，主要是詩歌。
以前吳宇清也看文學書籍，但隻對表面的光鮮的東西感興趣，沒有展開深入的研究。比如他喜歡村上春樹，因為書中寫到了爵士樂。與此同時，論壇時代來臨，出現了“詩生活”、“詩江湖”、“橡皮”等專門為詩歌而設的論壇。各地的詩人，以年輕詩人為主，踴躍地在論壇上發表自己的詩。
2002年，南京本地也有了詩歌論壇——“他們”，版主是韓東。每隔一段時間，論壇出版一份網刊，內容有小說和詩歌，數量和品質都很高。吳宇清也寫，最開始在“西祠胡同”，然後是“他們”。他還起了一個親切有趣的網名，做主持說話前習慣敲話筒，“喂喂”，諧音“外外”。
2000年，海洋和女朋友談崩了，又和學校的老師打了一架，於是退學回國。他回到南京，打算繼續搞樂隊。他回來後，吳宇清開始更多地找他聊詩，而不是音樂。兩人的口味大相徑庭。海洋的閱讀體系是顧城、艾米莉·狄金森、阿赫瑪托娃，喜歡有儀式感和象徵性的詩。吳宇清喜歡清新簡單的口語詩。他給海洋推薦了許多“第三代”詩人。海洋還發現，他不僅閱讀他們的詩，更重要的是和詩人成為了朋友，或許正是在詩人的影響下，他開始寫詩了。“我明顯感覺他向往，他發現詩人有點像瀟灑自由的俠客，他向往江湖的感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和那些詩人年紀差不多大，搖滾樂是小孩玩的事情。”海洋說，吳宇清被詩歌迷住了。
“他的詩真好
真他媽地好極了
我要拚命地吹捧
不為名不為利
要把這些詩
捧到天上去
象一朵白雲
順便自己
也蹬上去
瞧一瞧 ”（吳宇清的詩《詩歌》）
2003年，吳宇清突然決定離婚，一眼看到頭的中年生活讓他害怕，婚姻仿佛是一頭猛獸，要吞噬他。這個決定讓所有人感到震驚，別人看來他的婚姻堪稱楷模。但對他來說卻是束縛。骨子裡，他或多或少崇尚西方式的獨立平等的婚姻關係，等他進入婚姻才知道，那太理想化了。作為緩和，他借口電台忙碌，搬到了電台的同事家。
同事也熱愛搖滾樂，關注詩歌。同事有套兩室一廳的房子，他住主臥，吳宇清住北邊的次臥，屋裡有一張床和一個書架。兩人經常在一塊談詩，有時買兩瓶可樂坐在超市門口討論，有時在房間，一邊抽煙一邊聊天，聊到天亮。吳宇清就在那時學會了抽煙。
兩年後，同事辭職去了北京。吳宇清也向往北京，主要向往那裡的藝術氛圍，“北京是舊金山啊”，他說。但他沒去。
2005年，吳宇清搬到珠江路附近，就是他跳樓的那座樓。那時他不到四十歲，剛剛開始獨居，他期待迎接單身漢的嶄新生活。
差不多同時，劉立杆也離婚了。
夜晚，為了打發無聊的時光，吳宇清帶劉立杆去一家老式的可以給女孩遞紙條的酒吧，看到兩個女孩在聊天，主動地走過去說，“我們拚個桌子吧。”他什麽都敢乾。有一次，為了追求一個女孩，女孩喜歡某支樂隊，他就把那支樂隊請過來，自己掏錢，聯繫場地，在南京辦了一場演出。
網絡普及了，年輕人更願意上網聽音樂而不是收聽廣播。他辭掉了電台DJ。做了十一年，自己也覺得索然，有幾次乾脆叫了寫作的朋友，歌曲間隙聊起了文學，“XX，文學界最近有什麽新動向？”
2006年，南藝的影視專業成立不久，師資不足，一個老師帶八門課，學生不滿，整天嚷嚷著要退學。系主任只好把吳宇清搬來救急，說“給你們請了一個特別好的老師，南京搖滾教父，搞影展，也參與過演出，李紅旗的片子他都演過。”
從那年起到2016年年末，約有十年，吳宇清在南藝代課，教影視賞析和劇本創作。代課費很低，每節課上四個課時，一個課時50元。但是在那裡，他找到了新的舞台和一個公務員以外的身份——繼DJ之後，又一個能帶給他刺激和歡樂的身份。好像只有這樣，生活才值得過下去。
新學期開學，吳宇清過來了。他掏出一張碟，打開光驅，開始放P.K.14的歌，自己出去抽煙了。上完課，他問底下的人，“誰沒事去吃飯啊？找地方吃飯。”他喜歡藝術的小眾的電影，比如杜蒙，比如賈木許。他帶學生去看演出，有一次甚至租了一輛大巴專門去上海看舌頭樂隊。有老師看不慣他的作風，給校長官打報告，說吳宇清靠傳播亞文化，俘獲學生的芳心，最主要的罪證是晚上帶著學生出去喝酒，而且有男有女。好在系主任和吳宇清關係不賴，事情沒鬧大。
吳宇清和他的學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三年後，在畢業的臨別贈言中，吳宇清寫了一段話：“我們有緣分相處了三年多，有時我奢望我們的關係能更近一步，我不是說出於懼怕孤獨而必須抱成一團的那種密切。我暗自希望能從與你們的交往中，發現一些生活的信念。同時，這種信念也能轉而影響到你們。在此時此刻，我理解，這是一個非常軟弱和扯淡的念頭，要往前走，我就得把它乾掉。就像你們會把我乾掉，事實是，我會死於你們之前。這既不悲傷也不幽默，這應該只是從容面對。沒有什麽信念，除了這一個：最大程度地相信你們自己。”
王飛飛是南藝2004級的學生，他沒上過吳宇清的課，但私下經常和吳宇清走動，他開玩笑說自己是吳老師的“乾學生”。他是河北人，樣貌粗獷，愛打抱不平。他第一次談戀愛，失戀了，特別痛苦，同學叫他找吳老師聊聊。吳老師開導他，要多談，然後迅速忘掉，“你現在覺得這個最重要，獨一無二，你談多了就知道，都一樣。”開始傳授他戀愛經驗。之後，他常找吳老師吃飯，吳老師帶他去自己新發現的餐廳和酒吧，和他聊文學、電影、音樂。令他驚奇的是，“這些人吳老師你都認識啊。”這樣的交往給王飛飛留下一個印象，“吳老師是一個什麽都可以擺平的人。”
2009年，王飛飛畢業了，和吳宇清說想拍電影，大致聊了電影的構思。2012年之前，南京每年舉辦一場獨立影像展，是民間辦的三大影展之一。吳宇清是南京影展的初創成員之一，參與選片和主持放映。2014年秋天，王飛飛全職在家寫劇本，每個月和吳宇清見面三到四次。吳宇清一場戲一場戲地幫他梳理，提出自己的意見。2016年夏天，電影拍完了，在北京做後期。第一版剪輯用的是非線性的敘事結構。王飛飛報了柏林電影節，選片人沒要，他有點慌，擔心電影結構過於複雜，又換了線性的剪輯方式。
冬天，吳宇清來北京看片，晚上王飛飛陪吳宇清回酒店。因為抽煙，他們打開了窗戶，拿一個杯子當煙灰缸，房間很冷。吳宇清說：“胖子，不能慫啊。我們應該是和杜蒙、塞德爾、楊恆這樣的導演站在一起。老韓（韓東）、朱文他們當年為什麽要斷裂，就是要跟那幫傻逼劃清界限。你不能去取悅他們啊。”
2017年7月，王飛飛的電影《何日君再來》入圍西班牙的聖塞巴斯蒂安電影節，是唯一入圍的華語電影。媒體陸續找到他，在採訪中，他提到吳宇清對電影的幫助，有人看到轉告給了吳宇清。吳宇清特意和王飛飛打了個電話，說“謝謝你，你提到我，我很開心”。那是9月，他即將從28樓跳下。
1998年，顏峻在蘭州策劃了“98新音樂之春”，最後沒辦成，留下一本小冊子《SUB JAM》。
樂隊“八眼間諜”的專輯封面。2009年秋天，吳宇清和楊海崧在南京頤和路。攝影：撒嬌。
四
2008年，楊海崧找了一家出版社，想把自己的小說印出來。前兩年他寫了一些短篇小說。吳宇清說他正好也想出一本詩集。他才知道“台長”也寫詩啊。楊海崧說，那就一起印吧。
離開南京後，楊海崧和吳宇清每年見面三到四次。一般約在酒吧，談論彼此的近況，也談論和音樂、文學相關的話題，主要是吳宇清說，他聽。有一次，他和吳宇清聊起音樂上的困惑，他發現做樂隊不僅牽涉到創作，還牽涉到樂隊成員之間的關係，目標不一樣，分歧越來越明顯。吳宇清問他：“你為什麽要做樂隊？你當時放棄了所有東西，想要做一個好樂隊的出發點是什麽？”他建議楊海崧回到最根源的地方。
吳宇清的詩集叫《洞》，封面是一部墨西哥恐怖電影的劇照，一個躺在病床上被電擊治療的女人，托朋友設計的。他說在某段時間內，他的狀態很像這個女人。
詩集印了500冊，一部分贈送朋友和學生，通常在飯桌上贈送，說辭是“出了本詩集，隨便看看”，朋友便收下，像接過他遞來的煙。另外留了一箱在先鋒書店。賣得很便宜，定價十元。賣了一年還剩一箱，他只好把它們搬回家。幾天后，他又把詩集寄放在開淘寶店的朋友家，托朋友在網上送人，沒怎麽送出去。後來，放在床底的詩集受潮，朋友就扔了。
在詩集的自序，吳宇清寫道：“把這些詩集中起來，最初的想法，是為了告別。等它們在一起了，看著又像是一支吵鬧不堪的雜牌軍，並沒有什麽可以攻打的。能留下的，只是寂靜。有時候，我體會到它們給我的快活、刺激、痛苦、彷徨。或者，它們只是下酒菜，能讓深夜顯得更深一些的話題。如果我貪心，想得到生命的神奇，一定有很多洞穴在等著。就這樣吧，我喜歡這個詩集。無論如何，生活才剛剛開始。”那年他四十一歲。
吳宇清也想拍電影。2008年，他和楊海崧策劃、製作了七八點的唱片。自1997年成立以來，七八點一直沒有一張完整的唱片。海洋不肯錄。吳宇清不停地和他講，“我現在把全國的唱片公司寄來的樂隊樣帶都聽過了，我操，還沒你好呢，你不做你傻啊，你跨時代了你牛逼了，你就保持這個狀態就行了，還像以前一樣，回來繼續玩，我來幫你弄。”說來說去，海洋都不肯。吳宇清說：“你那麽牛逼啊。”海洋說：“真的不能玩了玩不動了我。”
最後，吳宇清虛構了一部名叫《屋頂上的貓》的電影，專輯以電影原聲的方式發行。他把手邊保留的九首七八點的樣帶混在影片中，隱去樂隊名稱。他一直想把這部不存在的電影拍出來。
那時，他閱讀了很多小說，拉片（要備課嘛），在豆瓣寫了很多簡短的提綱性的故事。讀到好的作家，比如波拉尼奧，會突然給劉立杆打電話，“老劉，《2666》很好看，我操，太好看了，買一本啊買一本。”說完就掛。那時，劉立杆又結婚了，他仍然活躍在南京的詩歌圈，但是刻意和某種群體生活保持距離，不再依賴它。他的生活和寫作平緩而穩定。
吳宇清反覆向劉立杆推薦各種小說和電影，說《屋頂上的貓》的計劃，說了四五年，把劉立杆都說煩了。有一次，劉立杆失去耐心，罵了他，“吳宇清，你做音樂沒做出什麽名堂，寫詩也沒寫出個名堂，當然你教書教得好，是個很好的老師，但是你滿足於做一個老師嗎？你說拍電影你拍啊，你梳理一下你這輩子到底做了什麽？”
吳宇清不知道該說什麽好了。“當年我寫過歌啊，得了二等獎，汪峰跟我住一個房間。汪峰站在窗戶邊上看著外面說，哥們兒你覺得我們以後能成嗎？”
“我們覺得他是個玩票的，非專業的，沒有在正式場合發過什麽東西。他對待文學是孩子式的，你們寫詩，我也寫，希望你們喜歡，特別孩子氣。”吳宇清死後，劉立杆這樣說。
本來，吳宇清打算在今年申請提前退休，在家專注寫作。2017年年初他寫了一篇劇本大綱，故事主要描述了兩個尋求自由生活的女孩，偶然地，分別來到南京，一個留了下來，一個帶著一些經歷離開，“以此來見證某種在我們的精神生活中都飄蕩過的信念：自由、天真，尋找令人激動的心靈碰撞......好像這個故事一直在等待著我們。”他在作者闡釋中寫道。
吳宇清死後，海洋說：“他是個五顏六色豐富多彩的人，有很多朋友圍著他。可惜的是任何圈子沒有給他足夠的歸屬感和成就感，他對自己自信又不自信。他一直有落差，別人把他當成了一個組織者，沒把他當成藝術家，但他在參與這件事情的時候，他有自己的觀點和標準。去年他自殺了，我才意識到，我記憶中的南京是他張羅組織起來的藝術化、理想化的南京。我們都太不珍惜了。”
海洋經常記起年輕時，他去吳宇清家聽音樂，吳宇清家有大音箱，在那時是種儀式上的享受。吳宇清給他放了伍佰的《再度重相逢》，一邊聽一邊手舞足蹈，興奮地說，這歌好。當時他很納悶，覺得“人生如夢”這類歌詞太直白，有什麽好聽的？
2003年，海洋離開南京，先是在麥德龍工作，輾轉去過沈陽、青島、上海、成都、廈門。2010年，蘋果公司看中七八點的歌，邀請他來蘋果工作。他在重慶呆了四年，成為一名成功的經理人。期間他學了佛。做樂隊的時候，他狀態不好，經常打架，故意從樓梯上摔下來，有段時間，完全不能和人說話。後來，他想離音樂遠一點。
海洋想，如果不是吳宇清的堅持，他早就放棄音樂了，也不會有人聽到他的唱片。去年，他在計程車上突然聽到伍佰那首歌，一下子被歌曲中質樸的情感打動了，他覺得這一切是吳宇清送給他的禮物。
2003年，南京的作家在半坡村酒吧聚會。攝影：羅隸。
2005年，吳宇清（戴墨鏡者）和朋友們在南京八卦洲江邊。攝影：燕燕燕。
2016年2月，吳宇清和王飛飛在《何日君再來》劇組籌備辦公室。攝影：趙禮威。
2008年，吳宇清在古堡看樂隊Time In Muscat的演出。攝影：羅隸。
詩集《洞》封面，1957年的墨西哥恐怖片La momia azteca的劇照。設計：吳寧。
五
吳宇清和父親唯一的共同點可能就在體格上。
父親是東南大學的長官，身材高大。和兒子愛好文藝、自由不羈的個性截然不同，父親傳統刻板。這樣一來，母親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就顯露出來了。吳宇清回家，媽媽說，老頭子，宇清回來了。爸爸才開口，怎麽樣，最近有沒有認真工作？等兒子要走了，媽媽又叫兒子，去跟你爸說再見。好的，兒子說，爸我走了再見。
2017年年初，吳宇清的母親驟然離世，對父子倆的打擊都很大。父親認為是醫院治療不當導致的，在家痛罵庸醫，沒想到後來兒子又進了醫院。
楊海崧的演唱會過後沒多久，吳宇清住了一次院，治療痛風。他請了病假，沒告訴其他人。八十多歲的父親照看他，每天給他送飯。
睜開眼便是病床。住院第二天，吳宇清情緒低落，打電話給楊子馥。那是2017年的6月，楊子馥和男朋友的感情出現問題，狀態消沉，說想離開南京。“你特別不容易，不要離開南京，”吳宇清給她講薩特和波伏娃，“愛情是錦上添花”，反過來勸她珍惜現在已經建立的世界，說“你和楊海崧是我特別認的兩個朋友，你們都靠自己打拚，很堅韌很執著。”說著說著，他哭了，“我覺得自己特別沒用，我這個年紀還要我爸爸一個八十多歲的人來照顧我，我媽媽剛去世他能扛過來很不容易。”
楊子馥是成都人，2005年來南京，兩年後組了一支後搖樂隊，她是鍵盤手。2005年到2008年，楊子馥和其他搞樂隊的女孩和吳宇清走得很近。他們每個星期一起看兩三場演出，最常去的酒吧是新街口的“極地77”、成賢街的“紅色氣球”和鼓樓鍾樓旁邊的“古堡”。女孩們是八零後，吳宇清最年長，但不嚴肅，喜歡開玩笑，看完演出請大家吃飯，就算提前走，也會悄悄把單買了。
2008年，楊子馥一個人生活，吳宇清就把部門發的柴米油鹽給她送過來，放下就走。有次天熱，送了一床涼席，說：“正好路過，夏天鋪席子睡得舒服。”他對朋友總是很慷慨，幾乎所有朋友都收過他的禮物，皮靴、牛仔褲、樂器、唱片、影碟等等，好像這是他應該做的。
在醫院待了一個星期，吳宇清的雙腿恢復了一些，能走路了。7月又出現了波動。他患了前列腺炎，症狀是尿頻，他抱怨總是尿意大於睡意，隔半個小時就要起夜，加上腿腳不便，非常苦惱。去醫院排隊也苦惱，專家門診像菜市場，人群急不可耐，他總想上廁所，但上廁所就會被插隊，他只能忍。等終於見到醫生，醫生聽了個大概，就匆匆開了藥，加上母親的事故，他想醫生是不能信任的。
他跑了好幾家醫院。一位醫生的藥吃一個星期不見療效，就換另一位。後來，在和朋友的交談中，他說：“我現在腦子裡面全是七八張醫生的臉，他們說的話互相矛盾，比如關於要不要通過射精來緩解病情，非常可笑。我覺得自己也很可笑......我現在到哪裡，就到離廁所不遠的地方，所以最好發明一種移動廁所。”
吳宇清死後，楊子馥找她和吳宇清的共同的朋友聊天，發現每個人對他的了解都不全面，每個人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認識他，“一對起來，發現他很分裂”。
平常，吳宇清只在市區活動，以鼓樓轉盤為中心，向四周發散最多五公里，最常去的地方是咖啡館和酒館，像活在南京的紐約客。他對升官發財毫無興趣，在部門三十多年，職位一直停留在科員，他拒絕買房，連車也不買，堅持騎二八自行車。他對新生的事物缺乏信任，不用支付寶和微信，使用的最前衛的互聯網產品是豆瓣。
大約從2008年開始，吳宇清愛上了買衣服，他買了很多皮衣，M65的夾克……養成了收藏皮靴和牛仔褲的嗜好，在豆瓣上傳了很多靴子照片，積極地逛牛仔褲論壇，然後把購買鏈接以豆瓣豆郵的方式發送給朋友，請朋友支付，再找時間把錢給朋友送過去。不知道什麽時候，他蓄起了鬍子，熱衷於戴帽子，尤其是毛線帽，再沒見摘下來。他極力避免自己像個昏聵的中年人，不管是心靈還是外表。
“他的青春期特別長，甚至持續到五十歲，同齡人經歷的人到中年的檻他全部規避了。”楊子馥說。生病前，朋友總調侃他，“你他媽的無論穿著打扮、做派、心理，一直是年輕人的那套，但你知道嗎，你現在已經年過半百，你沒有中年，但不可能不面對老年。難道你是想直接從青年時代一腳踏入廣場舞嗎？”
自從6月通過電話，楊子馥開始刻意和吳宇清保持聯繫，下班後就去看望他。有一天，楊子馥和他說：“有一次在家裡我自己昏倒了，不知道過了多久醒過來了，我怕自己出事，就寫了一份遺囑，放在小盒子裡，鑰匙交給了同事。”吳宇清回答說：“我早就想死了，我連樓都看好了。”
以前，吳宇清經常和朋友聊死亡，在他看來，死亡不是了不起的事，他說，“搞搖滾的人，三十歲死了算了，再往後等於多活了。”
到了2017年8月，事情便往不可逆轉的方向發展了。由於病症，睡覺很費勁，吳宇清失眠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不能久坐，沙發也不能坐，只能坐靠在板凳。他總感覺尿液排不乾淨，就用紙巾不停地擦拭，垃圾桶內滿滿的紙巾，卻都是乾的。
期間，王飛飛回南京約吳宇清見面。電影拍完後，他就在北京和南京兩地奔波。每次回南京，他給吳老師發個簡訊，“吳老師，我回來了”，吳老師再回電話，和他敲定見面時間，成了固定的習慣。但是，那次見面，吳老師說膝蓋腫了不能彎，就不出來了，王飛飛便去他家看望他。到了他家，發現冰箱裡只有兩瓶碳酸飲料，廚房的櫃子裡有幾碗過期的方便麵。他問，吳老師你吃飯怎麽辦？吳宇清說，叫樓下小飯店的夥計送餐。王飛飛借口出去辦事，去對面商場的麵包店買了四百塊錢的麵包。
回到北京後，王飛飛和他的女朋友感慨，“吳老師一直是我人生的燈塔，但是我忽然覺得好像身邊還是得有人啊。”
8月24日，吳宇清約劉立杆見面，莫名其妙地說：“哥們好久沒見了，萬一哪天死掉總要見上一面哦。”兩人在吳宇清家樓下碰面，準備去一家酒吧坐坐。但打了二十分鐘打不到車，就改在家裡。劉立杆覺得他家氣味不好，說你房間一股霉味。他說，哪有？沒有啊，不可能有。劉立杆說，你聞不到嗎？他說，我聞不到。劉立杆說，霉得一塌糊塗。他打電話叫餐，給劉立杆要了炒飯，自己要了粥。他說，痛風不能吃葷的。接下來，談起前列腺炎的事情，天天睡不著，很痛苦，說他上百度貼吧，有人得了十年還沒好。劉立杆感覺他非常焦慮，坐立不安，他很詫異，“一個滿不在乎的人怎麽會被前列腺炎搞得這麽焦慮？對一個小毛病的過於誇張的重視，恨不得一次性有個神仙把這個事情了掉，馬上恢復正常。”
那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劉立杆勸他開微信便於和朋友聯絡，“這種外在的堅持和抵抗是沒有意義的，這個時代是這樣的，你不用微信不上朋友圈，過於姿態化了。”
那天，吳宇清收到楊海崧寄來的《嘔吐袋之歌》，作者是Nick Cave，楊海崧翻譯的。他轉手送了劉立杆，說最近看不動你先拿去看吧。除了書，還送了一雙靴子，借口是“買小了，你穿正好”，二人分別。回到家，劉立杆發現靴子很舊，不止穿過一次，恐怕穿了十幾次，有的地方發霉了，後來他想，這是朋友的告別。
9月初，朋友們陸續接到吳宇清的電話。其中，他和楊海崧通了次話，由頭是女兒要去日本留學，到北京來辦簽證，問他認不認識大使館的人。楊海崧不認識，回答說，這事兒沒什麽能幫的。他沒掛電話，開始講身體，講自己的病，講得很清晰，“說話方式和以前一模一樣，一點感覺不出來糊塗、異樣、自怨自艾”。他也和韓東說了生病的情況，聽上去不是重病，卻說“不行就掛掉算了。”韓東說，“你怎麽可能這麽想呢？”最後，他和韓東說了聲：“謝謝。”掛了電話。
自殺前一個禮拜，父親覺得他不太對，把他拉到醫院。醫生說，你應該去看心理醫生。心理醫生診斷他是重度抑鬱，得吃藥。他吃了一次，反應很大，很難受，楊子馥勸他，起碼先保證睡眠，他說，吃完更想死了。
9月19日，吳宇清開了微信，打趣說，看看你們這幫屌人說我什麽壞話了。頭像是臥室的窗戶，應該是坐在窗前的書桌邊拍的，拍照的人看著窗外，窗外有樹，樹葉是綠色的。微信上，朋友問起近況，他發來六個字，“自由夢碎一地。”
沒有人知道獨自呆著的時候，吳宇清在幹什麽。2005年之後，所有人都以為吳宇清是個單身漢，直到他死了才發現，“他沒離婚啊”。他可能和妻子達成了某種協定，沒有正式結束夫妻關係。可是，雖然偽裝成一個單身漢，也有過很多女人，曾經，女人都想和他睡覺，好像他活在另一個世界，大家都想接近那個世界。但他和女人的關係到了某一個地步，便會止步不前。多年來，吳宇清沒有穩定的伴侶。而他單純地懷念著的、九十年代的南京早已不再了。朋友們都在各自既定的軌道上走著。
2017年9月，吳宇清50歲，孑然一身。而且，這個身體也開始衰老了，甚至不得不接受年邁的父親的照料。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隨心所欲——他所蔑視和逃避的生活，正像報復的潮水一樣向他撲過來。
沒有人知道吳宇清何時做出了決定。
吳宇清的葬禮簡單迅速。他的父親拒絕了一切吊唁和法事，好像兒子的突然死亡是一塊不可示人的傷痕，只要遮住，生活就和以前一樣。
2016年，在南京朵上藝術太空。攝影：劉蘊慧。
2013年11月3日，南京先鋒書店，吳宇清主持詩人於堅新書《印度記》首發式。攝影不詳。
從左到右，分別是詩人韓東、吳宇清、詩人楊黎。攝影不詳。
2011年1月2日，南京大眾書局，吳宇清主持歌手周雲蓬新書《春天責備》的讀者見面會。攝影不詳。
2016年11月29日，吳宇清在南京先鋒書店主持畫家陳丹青的分享會。攝影不詳。
從左到右，分別是作家育邦、作家曹寇和吳宇清。攝影不詳。
2016年4月，在南藝的黃瓜園餐廳，《何日君再來》劇組開機飯。攝影：王天行。
六
吳宇清去世一年了。
在南京羲和廣場的一家咖啡館，我見到了楊子馥。她個子高挑，穿著得體，她的鼻翼和嘴唇都穿了孔，但一點兒不突兀，是那類讓人眼前一亮的女孩。我們找了個可以抽煙的位置。2010年，楊子馥開了一家紋身店，現在是南京有名的紋身師。當初一起玩音樂的女孩各自工作、結婚，見面的機會變得很少。
吳宇清跳樓的地方就在咖啡館的斜對面。楊子馥說，跳樓前一天，吳宇清和她說，準備去上海看病，“後天一大早就去上海，已經預定了周四的專家門診，碰碰運氣”，並向她匯報了病情，“這病天冷更發作了，這兩天隻睡了三個小時，精神還行。”不忘叮囑她：“保重身體。”
吳宇清死後，朋友們才注意起他的病。哪怕他提過自己的病，但是以沉著、與己無關的口吻提到的，好像他在描述小說或者電影中的一段情節，讓人以為只是身體自然出現的現象，儘管是壞的，但馬上會好的。
十月，我和王飛飛在上海路見面。上海路是南京的文藝地標，有別致的咖啡館和酒吧，是吳宇清喜歡的地方。那幾天都是晴天，難得沒有下雨。在南京，雨水好像從來不曾停止。我們在咖啡館的門口閑坐。不時有年輕男女經過，迎著太陽走，頭頂的樹葉輕輕擺動。樓房很舊，上了年份，看不出牆壁的顏色。往前走兩百米，有一個施工隊，在街邊豎起黃色的遮板，人群便繞開。走著走著，街道分了岔，拐彎處是一家面館，鍋爐擺在外邊，冒著熱氣。再遠是攤位，修車的男人雙腿翹在桌沿，津津有味地看電視。南京太老啦，像老電影。沒有任何吳宇清的蹤影了。
為了辦追悼會，王飛飛聯繫了很多吳宇清的朋友，發現範圍太廣太雜，音樂、詩歌、小說、電影他都有所涉及，似乎哪兒都沾一點，但並不處於漩渦的中心。吳宇清口才好，好到能連續說四個小時不卡殼，對藝術的各個領域比較了解，私下又都是要好的朋友，所以他主持了各種作家的新書發布、詩歌朗誦會、影展的開幕式，諸如此類。朋友婚禮也請他主持。韓東說，外界對他的普遍印象是，“一個帶引號的發言人或者活動家”。
吳宇清死後，朋友們整理了他的詩，跨度從2001年到2017年，一共511首，最後一首寫給去世的母親。他的詩開始出現在各種各樣的紀念文章中，好像直到這時，人們才注意到，吳宇清一直在寫詩啊。吳宇清的詩寫得很誠實，很傷感，但不夠極端，缺乏某種獨創性，在詩歌大量湧現的論壇時代，被遮蔽淹沒，就不足為奇了。但是，依然是個好詩人。這倒是次要的。最讓朋友們感到意外的是，很難把吳宇清的詩和他本人聯繫起來。吳宇清健談，和他見面，與其說聊天，不如說是他的獨白，不是興奮地得意忘形地，也不是沮喪地，而是平靜地敘述，完全是旁觀者、觀察者的角色。
韓東也在這時讀到了他的詩，他既意外又愧疚，要為外外“正名”，“外外是一個有詩歌成就的詩人”，“外外訓練有素，自成一統，只是始終隱而未現而已”。
韓東說：“平時在寫作上大家是閉口不談的，可能他談我們的寫作，我們不談他的寫作，他自己也從來不談他的寫作。大家都沒當回事兒，看到他的詩的震驚是非常普遍的，不知道他在正兒八經地認真地寫，也不知道他寫得如此之好。我們的忽視、心不在焉是個問題，他本身肯定有問題，平常他喋喋不休談的都是別人，他有一種偽裝，這兩件事放在一起是個很強烈的反差——他怎麽可能寫出這樣的東西？”
幾天后，王飛飛帶我去拜訪吳宇清的墓地，三月剛剛遷來。墓地在一片低矮的山坡上，穿過乾淨的林蔭道，眼前是一座座整齊排布的墓碑，那是黑色的叢林。墓地安詳肅穆，平時白天有看守墓地的工人收取小費，不知為何，那天空無一人。王飛飛從包裡掏出一瓶礦泉水和一條毛巾，浸濕毛巾，拭去碑上的灰塵。隨後拆開一條中南海香煙，自己點了一支，為吳宇清點了一支。墓碑很新，落款是鮮紅色，照片上的人是青年模樣，一頭黑發，臉龐俊秀。有蝴蝶飛來，圍著墓碑打轉，不一會兒又飛去別的地方。人死了，歲月卻倒流了。
“DJ、VJ、寫詩的
流行歌的、搞 IT 的、父親、兒子、情人、丈夫、哥們
他有這麽多不同的身份
他身份的 party裡有這麽多美好的女人
他身份的衣櫥裡有這麽多
可以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裡替換的衣服
有時他在回憶中對它們愛不釋手
把它們都裹在身上
雖然很重，但很滿足很安全 ”（吳宇清的詩《身份》）
2018年9月25日，王飛飛在南京的盧米埃影城辦了一場追思會，一場屬於吳宇清的朋友們的聚會。他想吳宇清願意朋友們談論他，不是悲傷而是充滿歡樂地回憶，好像他依然活著，只是短暫地離開了宴席。因為他是一個慷慨熱情的好人，一個流連聚會和交談，朋友們以為永遠不會失去的人。
那天晚上，放映廳裡坐滿了吳宇清的朋友和學生，王飛飛放映了《何日君再來》。他想吳老師如果還活著，一定會請他的朋友來看。王飛飛、楊海崧、劉立杆手持話筒，站在台上，感覺奇怪，“拿話筒的應該是吳宇清啊。”
劉立杆說：“吳宇清的生活比他的詩更像一個詩人，他很自由地過著他的生活，最後照著自己的意願去死。”楊海崧想，他再也不能把錄好的新唱片給“台長”聽了，他說：“對於他的死，他一生做的最後的決定，我非常尊重。這個決定跟他其實太像了。他從聽搖滾樂開始，最喜歡的樂隊就是The Who，The Who 有句歌詞是，讓我在變老之前死去。這才是搖滾樂的生活，他內心一直相信這個東西。我不敢妄自揣測他的動機和用意，我也快要到他的年紀，一旦你面對不一樣的自己，你的身體無法承載你的思想，無法承載你的心靈的時候，你真的到了一個做決定的時候。這是他做的最後決定，這個決定在我看來，是個特別特別漂亮的決定。”
2017年3月，吳宇清在上海路3咖啡，和王飛飛商量電影剪輯。攝影：王飛飛。
—— 完 ——
題圖：2013年11月3日，南京先鋒書店，吳宇清主持詩人於堅新書《印度記》首發式。圖片提供：劉暢。
全部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四步設定星標，每天正午看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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