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促進消費回歸應為最緊迫政策目標

　　意見領袖丨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

　　與“資產負債表衰退”相比，分析流量意義上的家庭預算曲線，既可以為宏觀經濟分析提供微觀基礎，也與當前中國面臨的挑戰更有相關性和針對性。

　　疫情以來，我國家庭預算曲線受損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過去三年勞動力市場狀況始終存在著周期性失業，導致居民收入增長減慢；其二，居民持續失業和就業的不充分，導致本就偏緊的家庭預算曲線失衡；其三，居民消費預期具有轉弱的趨勢。

　　如果家庭預算曲線得不到及時修複，居民消費信心不足就有可能從短期行為轉成長期行為。這個長期行為就意味著進入到所謂的“資產負債表衰退”。

　　對於中國經濟特別是居民微觀行為可能面臨的新常態，宏觀經濟政策需要有新思路，從刺激消費入手擴大內需：

　　第一，現在最緊迫的目標是刺激居民消費，需要動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規也符合經濟規律的渠道，把錢發到居民的腰包裡。在經濟發展和人口發展新常態下，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有新對象、新手段和新目標。其核心是刺激的對象要從投資轉向消費。

　　第二，以農民工落戶為核心的戶籍制度改革，這既是一項長期的改革任務，短期內對促進消費也能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

　　第三，顯著提高與老齡化相關的基本社會保險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務的保障水準。

　　——蔡昉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委員會主席、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

　　來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促消費回歸應為最緊迫政策目標

　　文 | 蔡昉

　　從疫情之前的幾年時間來看，中國經濟已經在逐漸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就是說逐漸轉向了以消費需求為主要拉動力的模式上，居民消費在最終消費支出中佔到七成，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平均已達62%。三年的疫情衝擊在一定程度上使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遭遇阻礙，在正在改變著的路徑上產生一些顛簸。更大比例的勞動力在較長時間內處於周期性失業狀況，影響居民收入的正常增長。居民收入受損必然負面地影響消費；家庭預算曲線得不到修複，必然構成對經濟復甦的需求製約。

　　為什麽要分析家庭預算曲線？

　　我們知道，家庭通過就業獲得收入，隨後則要在消費和儲蓄之間做選擇。在消費的情形下，還要在不同的消費品和服務項目之間進行選擇。這是一個最常規的微觀經濟分析。

　　當前，我們為什麽要關注家庭預算曲線呢？因為在三年疫情期間，這方面受到的衝擊最大。近幾年居民收入的增長還是有所受阻，支出也就相應隨著收入而起起伏伏，因此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定的超額儲蓄（圖1）。針對這種情形，最近人們非常熱衷於所謂的居民資產負債表分析。我覺得，這裡可能還用不到那麽複雜的框架。

　　圖1 居民收入、消費支出和儲蓄率變化

　　首先，我們並不十分熟悉這個分析框架。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最早使用這種分析。他借助“資產負債表衰退”這種現象，解釋美國和日本經歷的經濟危機和金融風暴，以及隨後出現的長期經濟衰退。由於辜朝明基本上沒有用數學推導他的理論，也沒做什麽計量模型檢驗他的假說，所以易於理解和獲得共鳴，在決策者和智庫中十分流行。[1]

　　事實上，宏觀經濟學關於“磁滯效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包容資產負債表衰退的主要理念。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等分析了23個高收入國家在1960-2010年期間發生的166次衰退現象，發現的確存在著衰退之後的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的現象，即受供給側因素和需求側因素影響產生的磁滯效應。[2]辜朝明的分析可以作為磁滯效應的一個微觀分析基礎，只不過，辜朝明的分析重點是企業修複資產負債表行為，並未過多涉及我們目前面對的疫情衝擊後家庭收入、儲蓄和消費行為變化。

　　其次，雖然在長期行為中，人們可能會對自己家庭的資產負債表進行調整，這也會改變長期的家庭理財行為，但是，現實中老百姓的家庭預算曲線沒那麽複雜，說白了也就是收入和支出，居民只需要決定消費還是不消費而已。或者說，普通居民短期並不面對複雜的資產負債關係。因此，直接分析家庭的預算曲線，既為宏觀經濟分析提供微觀基礎，也於當前中國面臨的挑戰更有相關性和針對性。

　　最後，居民的家庭預算曲線反映的是一種流量，居民的資產負債表則反映的是存量。收入減少也好，消費減少也好，或者儲蓄超額也好，都處在流量的層面上，還沒有達到存量這個層次上，所以，既然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是短期的經濟現象，直接分析經濟活動中的流量問題，無疑更加直截了當。與此同時，家庭的消費行為決定了消費和儲蓄的走向，也會對實體經濟產生相應的影響和引導，通過消費需求幫助千千萬萬中小微企業盡快復甦。

　　受損的家庭預算曲線

　　居民消費行為通常受到就業、收入、儲蓄、社會保障、消費品和服務價格，以及市場可及性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疫情對這些因素造成偏離常態的擾動，從諸多的角度、以疊加的力度對居民消費產生不利影響，使居民消費受到較大衝擊並且預期仍然脆弱。相應地，居民消費可能成為需求側磁滯效應的主因。

　　首先，非農產業就業遭遇大幅的周期性衝擊。研究表明，中國城鎮的自然失業率大約為5.1%，即城鎮調查失業率在這個水準上，意味著勞動力市場沒有受到周期因素影響。以此為基準，從2020年到2023年6月，絕大多數月份的實際失業水準都超過了自然失業率，意味著勞動力市場狀況一反2020年1月份以前的常態，始終存在著周期性失業（圖2）。

　　同時，從年度讀數來看，過去三年的城鎮調查失業率，也達到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準。青年失業率和農民工失業率，均攀升到相應數據公開發表以來的最高點。不僅如此，農民工還以返鄉的方式退出城市勞動力市場，並且越來越多地離開大城市，在省內、市內或縣內更低生產率和工資水準的地域就業，強化了農民工群體就業本地化的格局，不利於生產率、工資和農戶收入的提高。

　　圖2 城鎮調查失業率與自然失業率

　　其次，居民持續失業和就業的不充分，導致本就偏緊的家庭預算曲線失衡，或者說家庭資產負債表受損。在長期失業率提高和勞動參與率下降這些顯示性指標之外，我們還可以觀察到由此引起的其他現象。例如，經濟活動停擺造成部分崗位永久性消失，以及一些中小微企業退出市場，致使創業者和勞動者的持久性收入減少，居民資產和財富縮水，社會流動性降低，進而使適齡人口的創業和就業能力或者說廣義人力資本受到損害。

　　這些狀況最終都表現為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減慢。鑒於存在著收入分配和儲蓄分布的不均等，一方面，一些群體收入絕對減少，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均下降；另一方面，儲蓄卻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群體，難以轉化為補償性消費，不足以支撐經濟復甦所需要的總需求擴大。

　　最後，居民消費預期具有轉弱的趨勢。雖然我們對需求側磁滯效應的研究還不夠充分，但是，家庭預算曲線失衡或資產負債表受損導致居民預期轉弱，進而消費信心不足這個因果關係，既符合一般的理論認知，也可以得到經驗數據的檢驗。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城鎮儲戶問卷調查”數據，物價預期、收入感受與收入信心、就業感受與就業預期等各種指數的讀數，以及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計算的“消費者信心指數”顯示，2022年消費者信心已經處於1990年以來的最低點。雖然居民信心和預期在2023年第一季度已有改善，第二季度卻再次堪憂，可見宏觀經濟需求不足的壓力仍然較大。

　　從這個情況也可以看出，居民收入過去三年裡起起伏伏，與收入相關的居民消費波動加大，也就是有更大的彈性，這種波動時間比較長的話，就會影響到居民怎麽消費以及要不要消費的決策。

　　如果這種破壞了的家庭預算曲線不能得到補償，不能盡快恢復就業和增加收入，或者不能得到政府的補助刺激，居民消費信心不足就有可能從短期行為轉成長期行為。這個長期行為就意味著進入到所謂的“資產負債表衰退”。既然存在這種可能性，我們就應該考慮如何針對居民的家庭預算曲線，實施宏觀經濟政策，防止出現更不利的情形。

　　疫情後中國經濟新常態

　　除外我們也看到，疫情之後，中國經濟轉入到一個新的常態。但這個新常態可能與是否遭遇疫情相對無關，而是經濟和人口的發展到這個階段後帶來了全新的變化。我們從三個方面來看這種常態的變化。

　　首先，中國經濟的發展遇到需求側的新常態。也就是需求側因素，特別是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常態化製約。過去我們說新常態的時候，主要是供給側的新常態，是指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進而造成實際經濟增長下行。而現在，需求側因素、消費因素越來越重要。

　　這裡提供兩個跨國數據揭示的規律（圖3）。其一，隨著人口老齡化，特別是老年人口超過14%以後，人們會發現居民消費率，也就是居民消費支出佔GDP比重開始有下降的趨勢。

　　其二，在老齡化加深的過程中，過度儲蓄現象也趨於嚴重化。以總儲蓄超出總投資的比例作為超額儲蓄率，可以看到其與老齡化率具有正相關的關係。中國的老齡化率2021年就超過了14%，2022年已達到14.9%，消費和儲蓄或許也面臨上述新趨勢。

　　圖3 隨著老齡化產生的消費疲弱和過度儲蓄趨勢

　　其次，從勞動力市場上看，一個新常態就是中國的自然失業率可能會更高。目前，由結構性因素和摩擦性因素構成的城鎮自然失業率大約為5.1%。[3]從幾個方面判斷，未來自然失業率攀升到5.3%-5.5%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一，每次衰退或危機之後，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問題會趨於強化。第二，農民工等流動就業群體、各類畢業生、大齡勞動者等，在總就業人群中的比重趨於提高，易於導致結構性和摩擦性就業困難。第三，數字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變化加快，對人力資本提出更高要求。這種趨勢有可能強化就業的靈活性，進而導致就業的非正規性和不穩定性增加，不利於收入增長、勞動者權益保障和社會保障覆蓋。

　　最後，居民的微觀行為有可能形成一種新常態。未來在經濟增長有所下行的情況下，有可能出現以下三種效應並影響到居民消費和儲蓄行為，以及資產負債表設定。

　　一是收入效應。黨中央提出要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因此，在未來GDP潛在增長率趨於降低、需求因素對實際增長可能構成製約的情況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的速度，也不可避免地會慢於以前的速度。

　　二是城鎮化效應。隨著新型城鎮化推進，我們需要挖掘新市民的消費潛力。固然需要促進他們收入的增長，但是，最重要的是確保新市民獲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通過解除其消費的後顧之憂，提高消費意願。

　　三是結構性效應。未來人口總量進入負增長時代，經濟總量的增長也在減速，因此，越來越多的動力和動態都來自於結構性調整，無論是把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出來，還是把低收入者變成中等收入群體，提高他們的消費層次都要依靠調整結構進行。

　　從刺激消費入手擴大內需

　　對於上述導致新常態的因素，特別是居民微觀行為的新常態，需要宏觀經濟政策具有新思路，創造和動用新手段。把中國經濟遭遇的短期困難和面臨的新常態結合起來，這裡著眼於從刺激消費入手擴大內需，加快經濟復甦，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總體來說，現在最緊迫的目標是刺激居民消費，因此，需要動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規也符合經濟規律的渠道，把錢發到居民的腰包裡。這也就意味著，在經濟發展和人口發展新常態下，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有新對象、新手段和新目標。其核心是刺激的對象要從投資轉向消費，這樣可以更加直接對應現實經濟中的堵點和短板。同時，對居民的消費進行刺激，可以產生更大的乘數效應。而乘數效應的大小，決定刺激政策的效果。此外，這有利於實現短期和長期目標的統一、措施的兼容，可以減少後遺症，盡可能不在“三期疊加”中造成新的“前期政策的消化期”。

　　以農民工落戶為核心的戶籍制度改革通常被認為是一項長期的改革任務，其實，如果及時頒布的話，完全可以產生真金白銀和立竿見影的刺激效果。

　　我們來看戶籍制度改革如何促進消費。2022年，外出農民工家庭的平均收入達到4.2萬元，接近城鎮中間收入組平均4.4萬元的水準。由於沒有城鎮戶口，未能均等享受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農民工的消費顯著低於城鎮居民平均30391元的水準，據估算他們消費被抑製的程度為23%左右。[4]

　　因此，1.72億外出農民工如果成為城鎮戶籍居民，平均消費人均可增長6686元，由此產生的居民消費增量可超過一兆元。關於疫情期間形成的超額儲蓄說法不一，如果按照GDP的3%計算，大概是3.6兆。所以，只有兆元量級的新增消費，才能抵消過度儲蓄。

　　此外，一系列與老齡化相關的基本社會保險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務，都可以借此機會顯著提高保障水準。隨著人口負增長時代的開始，2022年—2035年期間，老年人口撫養比即老年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現收現付”社會保障體系的可持續性，以及養老、醫療、照護的人財物保障，都高度依賴於相對有利的人口撫養比，隨著今後十幾年撫養比加快提高，保障的難度明顯加大，必須有相應舉措才能維系。

　　這要求提高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普惠水準，個人積累的部分只能是必要的補充，而不是解決問題的出路。我們面臨著一個機會窗口，可以把長期的制度建設目標與短期經濟刺激效果結合起來，用改革紅利推進經濟復甦和社會福利體系建設。

　　【注釋：】

　　[1] 辜朝明《大衰退——如何在金融風暴中幸存和發展》，東方出版社，2008年。

　　[2] Blanchard， Olivier， Eugenio Cerutti， and Lawrence Summers， 2015， Inflation and Activity - Two Explorations and their Monetary Policy Implications， IMF Working Paper， WP/15/230．

　　[3] 曾湘泉、於泳《中國自然失業率的測量與解析》，《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第65-76頁；都陽、張翕《中國的自然失業率及其在調控政策中的應用》，《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2年第12期。

　　[4] 王美豔《農民工消費潛力估計——以城市居民為參照系》，《宏觀經濟研究》2016年第2期，第3-18頁；Margit Molnar， Thomas Chalaux and Qiang Ren， Urbanisation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a，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1434， OECD Publishing， 2017．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