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考公、考事業部門失敗後，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選擇延遲畢業

這是一場和未來的賭博。

當考公、考事業部門、考軍隊文職都失敗時，廣州大學的學生陸菲面臨著一個艱難的抉擇——手上僅有的一份2000元底薪的offer，該不該接？每天晚上，她在宿捨的鐵架床上翻來覆去，將近一個月都睡不好覺。實在沒辦法，她想到了另一條路，延遲畢業。

正常情況下，延遲畢業常被看作是應屆生簡歷的“汙點”。一方面，延畢往往是被動產生的，掛科了、學分沒有修滿、論文沒有過關，只能延畢，它意味著學業甚至能力上的瑕疵。而另一方面，延畢意味著和同齡人脫節，在講究步調一致的社會裡，就是輸在起跑線。

但現在，選擇延畢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了。2022年，全國高校畢業生預計達到1076萬人，創下歷史新高，可應屆生們面臨的就業環境並不友好，考公、考研競爭激烈，互聯網大廠集體裁員，可選擇的工作又常常薪資少、壓力大，和預期相差太遠。時間不等應屆生，那麽應屆生只好主動尋找更多的時間。

有人決定用延畢的一年時間找更多實習，讓自己的簡歷更豐富，有人要思考清楚，自己到底要往哪個方向努力，有人則單純想避開這“最卷的一年”。一年下來，到底是受益更多還是內耗更多，一切都不確定，而最難猜測的是，下一年到底會不會更好呢？

文 |鄔宇琛

編輯 |趙磊

運營 |栗子

“最後的選擇”

方小文從大三那年就覺得自己要延畢了，幾乎是種直覺。

那時，輔導員站在講台上，跟同學們講述學院就業情況。“這一屆有30多個延畢的，希望你們這屆延畢率可以低一點，就業率可以高一點。”那是方小文第一次聽說延畢，但她有種感覺，“或許等我大四，也可能會延畢”。

方小文來自上海的一所985名校，如果只聽學校的名字，外人大概率不會把該校的學生和“延遲畢業”這四個字掛上鉤，方小文也從沒覺得自己會畢不了業。從高中起，她就有明確的目標——從事一份穩定的工作，最好是公務員。上了大學，她選擇了一個和公務員“專業對口”的純文科專業，自己大學四年的規劃也很清晰，最終的歸宿就是通過考公回到湖南老家。

入學那年是2018年，疫情還沒來，互聯網大廠還是風口，宇宙的盡頭還不是縣城公務員。

整個大學四年，方小文沒有實習過，甚至沒有面試過，在這所人才遍地的名牌大學，方小文績點不算高，但這影響並不大，畢竟她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考公，並且在過去三年，考選調在方小文眼裡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她問過學長學姐們選調生考試的難度，得到的回答是“裸考都能過”。

去年9月，方小文開始正式備考。她自己的預期是有六到七成的幾率可以考上，但考試結果出來後，她最終離分數線差了幾分。那時，方小文才意識到情況不妙。雖然離錄取分數線只差幾分，但中間可能有數千人。根據一家公考教育培訓機構的數據，截至今年3月初，方小文老家湖南省的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為141637人，平局競爭比為16.9:1。一年前，公務員考試的報名人數只有121725人，今年多了整整2萬人。

孤注一擲的方小文失去了所有的選擇。她再次回想起大三時輔導員時的話，後知後覺，開始認真考慮延遲畢業。在過往，延畢意味著不完美和失敗，它讓人困於未來一年的焦慮中，與社會脫節。但現在，延畢成為全盤失利後的最後一種選擇。

陸菲在南方地區一所不上不下的“雙非”一本院校念文科專業，是應屆生群體裡的中位數。她的危機感比方小文來得更早一些，大四那年的暑假，互聯網大廠紛紛開始校招，陸菲把盡可能適合自己的崗位都投了一遍，最終全部落選。

陸菲並不崇拜互聯網大廠，但對她而言，薪資相對高、有保障的工作是她想象中畢業後最可能的歸宿。去年7-8月的秋招季，陸菲投了自己心儀城市的10個不同行業的公司，只有兩家有回音，但筆試過後，又等不到答覆了。

她開始考慮所有可能的出路。比如事業部門的非編制崗位，工作崗位是老家博物館的講解員，她說自己從小到大都沒參觀過那個博物館，但她發現就連這樣一個崗位居然都有100多人報名，這讓她很震驚。她也考了選調生，滿分100分，80分以上才能進面試環節，她隻考了70分。

一月份，陸菲的省考也失利了。她把目光投向軍隊文職招聘，“接著考”。考試當日，她在考點附近的早餐店買早餐，老闆娘說：“整個學校都被包了，5000多人考！”陸菲拿著包子愣住了。最後，軍隊文職的考試也失敗了。

剛過去的三月，在投了上百份簡歷鮮有回音後，她在群裡問學長學姐：“我怎麽樣才能夠延遲畢業？”幾秒後，螢幕上彈出幾個問號。陸菲放下手機，平躺在床上，對著天花板歎氣。

預期和現實的落差

很少有人會真的延畢，但本科畢業去讀研，某種程度上是另一種延畢，即盡量延遲進入社會，儘管他們可能面臨著更加激烈的競爭。

大四的職業生涯規劃課上，老師調查班內的就業方向，陸菲驚奇地發現，班上35個人，有將近25個人選擇保研或者考研，剩下的人裡，大部分都選擇考公，“周圍幾乎沒有人想直接就業”。

根據數據統計，2019年全國的考研人數為290萬，2020年考研人數突破了300萬，到了2021年，這個數字為457萬。但奇怪的是，本以為會獨自參與校園招聘會的陸菲，在現場卻看到人潮湧動。大家在明面上逃避就業，卻又不得不做多手準備。

競爭的人多，淘汰的人也多。陸菲的同學趙青是考研大軍的一份子，在分數出來後，她有一個星期沒有睡好覺，最後她放棄了調劑，加入了就業的隊伍。趙青有一個“大廠夢”，她的表弟一樣是今年畢業，讀的是計算機專業，已經拿到了快手的offer，月薪能達到3萬元。在她看來，大廠是正規和高薪的代名詞，她給自己的期望月薪是1萬元以上。

2月，投出去20多個簡歷，大多數石沉大海，趙青被大廠的門檻震醒。在一個科技公司的面試進入尾聲時，她特意去問自己的學姐：“我該開多少的理想薪資才合適，到手8000元算高嗎？”學姐回答，“高了”。她將期望薪資降低為到手7000元，但她最後因為不喜歡這家公司而放棄了面試。

應屆生的幻想被現實一點點碾碎。陸菲的另一位同學理想薪資起初是每月到手10000-12000元，最近改成了6000-7000元。今年1月，麥克斯研究院的報告顯示，2020屆大學生畢業半年後月入過萬的比例只有4.3%，超七成大學生起薪在3000-7000元。

在考公、考事業部門、軍隊文職都失利後，3月，陸菲收到了一份offer，底薪2000元。她的預期薪資最早是8000元，後來調整為5000-6000元，但底薪2000元對她而言實在是太低了，延遲畢業的想法愈加強烈，她開始逛百度、知乎，查找延遲畢業的方法。

除了非常具體的薪資，對工作的迷茫和恐懼，也滋生著年輕人逃避就業的念想。

兩年前，張璐婷因為成績優異被保研到上海一所頂尖名校，她本想在學術的道路上一直走到底，繼續讀博，但讀博的師兄師姐告訴她，讀博很痛苦，並且在沒有經濟收益的情況下，負擔很重，張璐婷就決定放棄讀博。

班上90%的同學都選擇了報考公務員，但張璐婷深知公務員競爭有多殘酷，她決定自主就業。當她實打實地去投簡歷、面試的時候，她突然發現，自己身上的學歷光環好像消失了，在面試官面前，多年的努力不值一提，那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失落。

張璐婷的實習經歷只有一次，在一場面試裡，競爭者的邏輯能力和表達能力都明顯要比張璐婷差一些，但最終面試官選擇了競爭者。“人家實習經歷比你多啊”，面試官向她解釋，這場面試讓她十分難過。

你永遠不知道會碰上一個什麽樣的競爭對手。張璐婷把面試形容為“神仙打架”，“這輩子都沒見過這麽多牛人”。她記得，一個面試者是答題競賽節目《一站到底》的選手，一個面試者自我介紹時說自己創業已經融資幾百萬，還有一個面試者說自己發了兩篇SCI論文。“學歷只是一個門檻，大家卷起來都不在一個層面上了。”

儘管最後，張璐婷收到了4個offer，但她對這些工作並不滿意。不久前，張璐婷向導師正式申請了延遲畢業。她希望通過多一年的探索來尋找真正讓自己滿意的工作。

陸菲的實習經歷則堪稱瘋狂。為了獲得一個好的工作，她不斷嘗試各種機會，一度對學習失去興趣，“想要快點逃離學校”。最焦慮的時候，陸菲一口氣在三家部門實習和工作，白天在一家廣告公司上班，晚上去一家劇本殺店兼職主持，除此之外還為一家財經媒體線上供稿。所有的實習補貼加在一起，一個月不到1000元。“那時候很焦慮，只想快點積累經驗。”

但是到了大三的夏天，在結束所有實習經歷後，陸菲發現自己對工作不感興趣了。陸菲的父親是公務員，過去，父母希望陸菲利用好應屆生的身份，抓緊考公考編，每次聊這個陸菲都會與他們爭吵，但臨近畢業的這一年，陸菲變了。“我從前不想安穩地活著，但我現在會有自己的考量，如果沒有找到自己特別想做的工作，考公和考編就是我的職業選擇。”

明年會更好嗎？

張璐婷覺得時代變了。本科剛畢業時，她還能感受到大家依然“一心向學”，但讀研究生後，她明顯感受到所有人都開始焦慮以後到底能幹什麽，出路在哪兒。“沉下心來做學術，可能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研一結束，她也找了一份實習，去了一家互聯網大廠，才發現工作可能沒有自己想象中的那麽恐怖。

不過張璐婷最終還是放棄了互聯網大廠。實習結束後，還在大廠的前輩同事們告訴她，裁員已經開始了。互聯網公司的股價一日一日地往下跌，地產業債務違約爆出各種新聞，往年同專業應屆生最嚮往的兩個行業受到了重挫，“現在才進場，對於很多應屆生來說不是很好的選擇”。她和清北的同學聊天，沒想到對方告訴她，體制內的部門也成為清北學生的最優解了。

去年八月份，張璐婷了解到，一個學長因為offer遠低於自己的預期，主動申請了延遲畢業。這位學長第一年拿到了上海一家國企的offer，“錢少事多”，延畢之後，他拿到了一家自己相對滿意的研究所編制工作。

張璐婷動了心，“還沒做好準備就畢業，走錯路花的成本要比延畢的成本高得多”。她打電話給爸媽告訴自己的想法，爸媽告訴她：“這份工作要乾到65歲，工作40多年，你哪怕這延遲畢業的一年出去外面放鬆，我也支持。”張璐婷的專業對延畢的包容度還算高，她主動申請，導師沒有阻攔，延畢便通過了。

方小文則沒有那麽好的運氣。由於上一屆延畢的人數過多，學院已經不再開放期中退課的選項，這意味著方小文無法像過往那樣操作，主動延遲畢業。她回到湖南老家，準備繼續參加省考，但如果這次再失利，她就必須要找其他路子了，儘管有兩年的擇業期能讓她保留應屆生身份，但等到明年，公考的要求上面就會注明應屆畢業生了。“現在的心態還好，死豬不怕開水燙”，她聲音很小，像是沒什麽底氣，但她依然沒有放棄考公的夢想，說要多看看面向社會的崗位。

陸菲把想要延畢的消息告訴了爸媽，爸爸說“隨你決定”，媽媽說“希望你跟著大部隊先畢業”。陸菲感到迷茫。她想起自己高中畢業，填報志願那會兒來到自己所在的大學圖書館，看到圖書館裡有這麽多書，覺得很幸福，才決定要報這所學校。但大學四年，她被實習、項目和焦慮堆滿，沒有再去圖書館借過一本書。

“我發現自己離當初的目標和夢想越來越遠了，好像沒有學到扎實的專業知識和實踐能力，我就要離開了，這是我真正焦慮的原因。”直到最近，陸菲才去圖書館借了一本書，這是她大學生涯裡第一次從圖書館借書。

如果不出意外，陸菲還是得在今年完成撥穗。學校此前沒有任何主動接受延遲畢業的案例，幾乎每隔一段時間，輔導員就會來班上摸查就業率，導師也在群裡一遍一遍催著，上交畢業論文。陸菲決定接受現實，她和2000元底薪的公司確認了入職時間。

最後成功主動延畢的，只有張璐婷。延畢後，她突然不再焦慮了，“我發現我其實並不只有一條路可以選擇，我還有很多可能性。”她相繼去了兩家谘詢公司實習，學到不少東西，這讓她感到充實。她開始享受這多出一年用於自我探索的時光。

但延畢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互聯網公司裁員的消息還在持續，網上熱議說，今年的金三銀四消失了，張璐婷也開始重新評估公務員的工作。

她不斷告訴自己：“明年的環境可能會更差，但明年的我一定會比今年的我更好。”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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