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運營商被約談 “騷擾電話”何時休

近日，江蘇省市場監督管理局聯合江蘇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就“騷擾電話”問題約談三大運營商，並就廣告管理中電信業務經營者應當履行的義務開展行政指導，要求從源頭上治理“騷擾電話”問題。

5月份，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也曾就騷擾電話管控不力問題，約談中國電信集團四家省電信公司，其中包括江蘇省。

業內分析人士稱，監管部門多次約談運營商，表明了治理騷擾電話的態度與決心。據了解，2018年中國騷擾電話撥打數量超過500億次。其中，主要是門類多樣的行銷電話，包括保險理財，信用卡辦理等。目前，這一業務已經形成產業鏈條，並借助高科技手段推廣實施。

有業界專家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騷擾電話的治理，除了明確相關責任主體，還要明確騷擾電話的概念以及騷擾行為的邊界，但目前國內法律並沒有具體的規範說明。

騷擾電話產業化

提到騷擾電話，多名採訪對象向《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不堪其擾”。一名金融從業者稱，經常接到一些推銷小孩教育的電話，上來就是直接報項目，有時正在工作卻被這個電話打斷了。

據艾媒谘詢發布的《2019中國騷擾電話市場狀況與用戶感知調查報告》，2018年中國騷擾電話撥打數量超過500億次，近七成網民遭受過騷擾電話，佔比達到69.7%。

資深通信業觀察人士錢立富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稱，目前騷擾電話已經形成產業鏈條，並通過大數據、智能化等方式攫取用戶個人信息，可以實現更加精準的行銷。“現在騷擾電話產業鏈條的基本構成是：探針盒子收集手機MAC地址——大數據進行分析匹配，將MAC地址轉換成用戶的手機號等信息——語音機器人進行瘋狂外呼”。

今年的央視“3·15晚會”曾曝光了智能騷擾電話產業鏈。以往通過人工外呼的騷擾電話已經逐步淘汰，因為人工撥打騷擾電話一天最多只能撥幾百個，而新興的智能機器人每天可以撥打5000個騷擾電話，大大提升了呼叫效率。

錢立富稱，現在一些違規企業在商場、辦公大樓等地放置“聲牙盒子”等裝置，通過無線網絡信號搜集個人信息，然後賣給其他公司，為這類公司提供電話號碼在內的個人信息，這是導致騷擾電話現象頻頻出現的主要緣由。

治理之“痛”

儘管騷擾電話令人深惡痛絕，但治理管控並不容易。

通信專家項立剛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治理的難度首先在於誰來管理。從理論上說，除了警察系統等國家權力部門，任何其他機構都沒有權力去監控用戶的電話內容，電信運營商更不能實行監控，這就導致騷擾電話很難做到事前預防。其次，對於騷擾電話現在還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來界定，其邊界在哪裡並不明晰。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中心特約研究員趙佔領則稱，騷擾電話通常是指行銷電話，即通過電話或者其他的方式來推銷某種商品或服務。從法律角度而言，這種行銷電話只要事先沒有經過用戶的同意而撥打了，這就屬於侵犯了用戶的合法權益，同時也違反了廣告法的相關規定。

但也有業內人士認為，騷擾電話很難取證，就運營商而言，無法定性這些電話是否屬於騷擾電話。

獨立通信分析師付亮表示，騰訊、360等企業都在做標記功能，用戶可以標記來電是否屬於騷擾或行銷電話。問題在於，第三方的標記僅僅只能作為參考，並不意味著認定事實層面就是行銷、詐騙。運營商也無法依據標記的頻次來封號，或直接進行撥號限制，其最大的權限處置也就是進行重點監控。

由於騷擾電話的撥打都需要接入到電信運營商，被銷售電話和騷擾電話支撐起來的中國呼叫中心市場規模逐年擴大。公開數據顯示，2018年，該市場規模已達到190.2億元，預計2019年能突破200億達到216.6億元。業界有評論稱，巨大利益關係或許是運營商歷年治理的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

多措並舉

此次約談，江蘇省市場監督管理局要求三大運營商認真履行《江蘇省廣告條例》規定的法定義務，按照工業和信息化部、最高人民法院等13部門聯合發布的綜合整治“騷擾電話”專項行動要求，對涉及推銷廣告的電話呼叫，建立健全監測或投訴處理制度，對發現利用信息傳輸、發布平台違法發布、發送廣告等行為，要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停止傳輸等措施予以製止。

錢立富認為，政策的要求將給運營商企業注入更大的治理驅動力。中國電信在回應《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電信已經頒布了一系列舉措，包括依托“天翼鷹覷”防範騷擾電話，借助大數據分析處置系統，對可疑號碼進行實時監測處置等。

付亮表示，對惡意行銷電話加強懲處是必要的選項，這其中既包括行銷的委託者，也包括行銷的實施者。

“運營商有責任去進行大數據分析，並規範一些用戶行為，與此同時，對明顯不符合程序的撥號，也有實時攔截的義務，但這些並不足以改變騷擾電話盛行的大環境。”付亮稱，“提升騷擾電話的識別和攔截能力，要從源頭上製止違法廣告推銷電話的行為，這不僅僅需要依靠運營商，而且需要警察部門、工商部門等多部門聯動介入、共同治理，才有可能真正遏製騷擾電話這一沉屙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