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要得古人的“心” 做人要有今人的“行”

文／徐志頻

現存左宗棠家信中的第一封，是寫給六歲兒子孝威的。

左宗棠有四子：長子孝威，1846年生；次子孝寬，1847年生；三子孝勳，1853年生；四子孝同，1857年生。“霖兒”是長子孝威的小名。

1846年，左宗棠在湖南安化小淹教陶桄，夢見大雨滂沱，後得知是孝威出生，欣然名之“霖生”，以為紀念。

一、以“古人心”修“童子功”

六歲的孝威就能讀懂這封信，足見清朝兒童啟蒙之早。左宗棠本人三歲習字，五歲入學，八歲學作八股文。由此也可以推知，古代兒童八歲左右，常用的漢字、基本的語法，都已經掌握。

信中說的《小學》，跟今天的“小學”，意思完全不同。古代將教授學童識字階段叫“小學”，也稱“蒙學”，教材為《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等。

今天的很多大學畢業生能準確讀懂“四書”及經典時文的，並不太多，這是古今教學內容與規定不同造成的。

古代小學以“四書”文本識字、儒學“義理”正心為基本教學內容，概括為“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所以這樣設定課程，是基於儒學經典《尚書·大禹謨》中的一個觀點：“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意思是說，世間萬事萬物，從來就混雜在一起，學問的真理，就在這萬千雜亂之中；真理很細小，人心多變化，人要得到真理，首先要靜心，排除各種雜念，做到“誠意、正心”。

兒童怎樣“誠意、正心”？需借助莊重的儀式。所以古人規定，新生入學要舉行隆重的“開學儀式”，內容包括正衣冠、行拜師禮、淨手淨心、朱砂開智。

注重儀式的方式之一，是體罰。古人的小學教學信奉“不打不成器”。

兩類學生常挨打：一是學習不認真的；二是雖認真但學得不好的。懲罰的方法有：打左手板、抽鞭子、罰跪。

體罰的目的，在於教人去除雜念，專心於學問道理。在古人看來，“誠意、正心”是人生衣服上的第一粒扣子，第一粒紐扣系錯了，後面會一錯再錯，所以家長、老師會盡心配合，幫孩子打好“童子功”底子。

左氏這裡教兒子的，正是專心去雜念。他說的其實也是自己成長的體驗。

從中可以看出，左氏本人得益於父親左觀瀾啟蒙教育的有兩點：一是讀書特別細心，“一字莫放過”；二是做人十分嚴謹，“有古人的樣子”。

“修身、養性”“誠意、正心”，文化的薪火，便這樣一代一代，傳遞下來。

二、書法定心，習慣定行

不能當面教兒子讀書明理，左氏只好通過書法來教兒子“誠意、正心”，方法十分嚴格，連具體動作都做了要求：“寫字，要端身正坐，要懸重量級人物，大指節要凸起，五指爪均要用勁。”

老祖宗發明毛筆寫字，看來是頗有用心。因為毛筆落紙時心稍有雜念，字便會亂。字會及時提醒人，趕緊聚精會神於一點。心思一旦入定，字便一氣呵成。長期堅持，人能鍛煉得守心於一。

左宗棠本人得益於早年書法定心，每天仍將練書法當作必修課。他練篆書、行書，凝心靜氣，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雖然軍務繁忙，仍能忙而不亂，耐心且有條理。

左氏認為，天下萬事，莫不同理，心靜事成，心亂則無事不敗。他甚至將書法當作察人、識人的工具，認為通過書法，不但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性格、修為，而且可以推斷出一個人的終生，尤其值得重視。

寫這封信這一年，左宗棠剛四十歲，不但性格、氣質定型，才能也基本定型。此時，他入主張亮基幕府，正躍躍欲試要大展才乾，每天忙到手腳打架。

趁戰事繁忙密不插針的縫隙，左氏仍想到在凌晨三四點抽空磨墨教子，既見出他操心繁重，也見出他精力旺盛。信末日期署“廿三夜四鼓”。

用“鼓”不用“更”，見出左宗棠內心激情澎湃；但隻寫日子，忘記署年月，不是因為第一次給兒子寫信沒經驗，而是湘陰縣左家段距長沙府巡撫衙門近，信當天可送到，他還沒有找到寫家信的感覺。

左宗棠生性“粗豪”，出山後辦事細心，再未出現過明顯的大失誤，不是由於天性，而主要得益於早年的“正心”學習與書法“靜心”訓練。

此時，他樂得將自己早年得益的發現、經驗、心得教給兒子，培養方法也很明確：“能聽我教，就是爾的孝。”培養目標也很具現代意識：“也有古人的樣子，也有今人的樣子。”

即是說，為人處世的禮貌、規矩，要師法古人；說話、做事的思維、方法，要有現代人該有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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