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困窘到安閑：瀏海粟的1927（上）

【編者按】作為傑出的畫家和美術教育家，瀏海粟的生平過往以及他與上海美專的種種故事已經有多本傳記詳述。現行的諸種瀏海粟傳記雖竭力避免雷同，但因歷史事件客觀存在，故惟詳略有所不同。

呂作用秉著重訪歷史的態度，希望能從故紙堆中尋得一點新資料，給歷史書寫添加一點細節。

1927年，這一年在瀏海粟的生命歷程中極不平常，其之後的處世態度、教育事業及藝術經歷與這一年發生的事都不無關係。

學潮驟起

1927年2月11日，農歷丁卯年正月初十，春節剛剛過去，人們還沉浸在節日的余韻裡。上海當日氣象晴冷，最高氣溫尚不足11攝氏度，江面上不時有東北風吹來，寒意逼人。

瀏海粟閉門謝客，難得清閑。他立於畫案前，鋪紙研墨，思索著如何將這寒意用筆墨表現出來。少頃，他似已胸有成竹，落筆如飛。用筆順中有逆，著墨前淺後深。只見烏雲布空，殘星零落，天未破曉，群鴉亂飛，林木蕭瑟肅穆，僵直乾枯，真可謂滿紙荒寒。

畫畢，他於留白處題跋，曰“月落烏啼叢林寒”，並落款鈐印。擱筆後，他略感放鬆，兩個多月來的那股鬱氣似乎稍得疏散。

屈指算來，上海美專學生風潮已起81天，如今竟成此等局面，遠遠超出瀏海粟的意料。事情起因極為平常。1926年11月22日，西畫科主任王濟遠正在上課，他級學生郎應年擅入教室與上課學生講話，王濟遠令其退出，遂發生爭執。

次日，有學生以教員侮辱學生為由，組織學生會，揚言打倒王濟遠。雖然王濟遠主動提出辭職，但校方為了保護教員，開除了郎應年等3名學生，並致函法捕房，稱學生暴動，要求鎮壓，導致事件升級。學生開始集會，向學校提出各種要求，旋而宣布罷課。

瀏海粟則三管齊下，軟硬兼施。一方面組織教員勸慰學生，同時函請家長暫行召回學生，俟風潮平息後再來校上課；另一方面，請警察駐校巡邏。

然而學生還是不依不饒，他們成立學生會，稱“不達到目的誓不上課”，並發表通電，利用報刊等媒體與校方針鋒相對，並得到全國學聯的支持。

在蔡元培的斡旋下，瀏海粟與學生代表進行了談判，但終無結果。12月中旬，美專校方設立臨時教職員會，專事平息學潮，但依然無果。而學生會更是將鬥爭矛頭直指瀏海粟，言欲驅逐之。

無奈，美專根據校董會的議案，決定提前至22日放寒假，並再次致函學生家長，闡明提前放假緣由，且要求家長簽字表態。至此，學生風潮算是告一段落。

年前的一周平靜還是不能讓瀏海粟安心。1927年元旦，上海美專再次向學生家長髮函，重申“少數學生受人利用發生風潮，不得已提前放學”。數日後，美專召開了教務會議修改學則，決議廢止旁聽生制度。此外，又致函上海郵務總局，要求控制學生來往信件，並要求法領事令捕房派巡捕來校押令留校學生出校。

雖然此後全國學生總會及上海學生聯合會接連致函譴責瀏海粟，但那畢竟是“口水戰”，他也就不以為意。總之，春節前後的半個月還算平靜，瀏海粟得暇作畫，以抒胸臆。

春節過後，上海美專於2月7日在《申報》上刊發《上海美專之新天氣》，介紹各科教員，準備開學。2月11日，即瀏海粟作《月落烏啼叢林寒》的同一天，學校又以校長瀏海粟的名義發布了招生廣告，希望“自信有研究藝術之誠心及確能遵守校章者”應考。

3月8日，上海美專如期舉行春季始業式，校長瀏海粟、總務長江新、教務長汪亞塵及教授滕固、李毅士等分別演講及做報告，學校添聘豐子愷和沙輔卿為國畫系教授。數日後，瀏海粟參加了天馬會成員的會議，商談舉辦展覽會事宜。一切看起來正常如昔，但是，在平靜之下，暗流正在湧動。

風雲突變

1927年初，國民革命軍在北伐戰場上捷報頻傳，3月21日，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成立。同時，上海學生聯合會通知各校總罷課以歡迎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軍抵滬之日，不少學校懸掛青天白日旗，張燈結彩、歡呼慶祝。上海美專也不例外，全校停課3天以示慶祝。

22日中午，美專學生在學校大會堂集會，商討歡迎國民革命軍及關於學校發展前途等事宜，並推舉代表與學生聯合會接洽。次日上午，再次召開全體大會，推舉代表16人加入市民大會。如果說這些只是意味著在革命氣氛下青年學生民主思想的覺醒的話，那麽，另一個美專學生團體的活動則直接導致了事態的急轉變化。

年前上海美專提前放假後，有部分學生組成了“被迫離校學生團”，在放假期間便委託律師發表聲明，保留對瀏海粟起訴權利的決議。3月22日，趁著國民革命軍入滬之機，該團體學生又到市民大會會場散發宣言傳單，並與美專學生代表發生衝突。

4日後，“被迫離校學生團”全體返校，受到在校生的熱烈歡迎，“歡迎離校同學複校”的口號響徹校園，一時秩序大亂。校方急引警察，將“被迫離校學生團”驅出校外。離校學生遂至市政府請願。30日，《申報》第3版連續刊登了《美專被迫離校學生團啟事》和《瀏海粟啟事》，這一事件朝著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著。

《美專被迫離校學生團啟事》稱，美專當局去年用種種卑劣的手段封閉學生會，報法捕房及李寶章軍隊驅逐學生出校且逮捕學生，並強調校舍乃學生出資所建，如有人認為劉氏之私產而從中破壞者，他們必率全體同學誓死反抗，雲雲。

而《瀏海粟啟事》則雲其因患病未愈，從3月25日起無論何事概不聞問，並與此前一切列名機構脫離關係，將上海美專校務移交給委員會負責，聲稱病愈出國，以遂初志。

對比瀏海粟在學潮初期的強硬姿態，這份啟事顯得難以理解。把他的急變歸因於“被迫離校學生團”返校事件顯然不合情理。背後的隱情究竟是什麽？

其實在學潮初期，瀏海粟為了盡快平息事態，不僅爭取美專教員及蔡元培等校董的支持，也竭力利用法捕房及軍警給學生施加壓力。為此，他曾將美專校舍提供給淞滬防守司令李寶章作為前敵臨時指揮宣傳處。而李寶章作為孫傳芳的部屬，正是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對象之一。

隨著北伐的推進，尤其在國民革命軍進入上海及李寶章逃往南通之後，瀏海粟越來越感覺到時局的壓力。與此同時，又有一件與瀏海粟直接相關的事情發生。國民革命軍進入上海後的數日內，滬上各校紛紛改為委員製，成立校務委員會處理日常事務。

上海美專由全體教職員聯席會議票選蔡元培、江新、汪亞塵、高銑、滕固5人為委員，瀏海粟的《啟事》中所稱“校務移交給委員會負責”即指此。實際上，此委員會也僅存數日，3月31日，5位委員便登報宣布辭職。

同時，“被迫離校學生團”再發啟事，要求瀏海粟將一切校產校務速行移交給他們。他們還在“法租界市民會議”上發表宣言，要求取消瀏海粟公民資格，聲稱該團有收回美專之權力。

至此，瀏海粟對美專校務似已完全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