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城市數據報告：為什麽垃圾與GDP一起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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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經記者：吳林靜 每經編輯：楊歡

今天上午，在百度AI開發者大會上，李彥宏演講中途遭遇觀眾潑水，現場一度陷入沉默。

這個畫面被媒體大量轉發，引起熱議，不過討論的方向有點偏

有人說，垃圾分類“逼瘋”了上海人。事實上，隨著另外45個重點城市陸續頒布政策，垃圾分類將從“上海卷”擴展到“全國卷”。

不禁會問，分類工作由點到面，為什麽從這些城市下手？到2020年底，如果不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將會怎樣？要解答這些問題，可以從國家生態環境部發布的《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汙染環境防治年報》（下稱《防治年報》）中尋找答案。

從2014年到2018年，《防治年報》已連續發布了5年，記錄了全國200多個城市從2013年到2017年固體廢物的情況（城市生活垃圾是四類固體廢物之一）。在梳理這些數據的過程中，我們還注意到了一個現象——城市越發達越光鮮，垃圾也越多。

01

填埋與焚燒

我們為什麽急著垃圾分類？

《防治年報》展現了我國大、中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逐年遞增的過程。

注：《防治年報》中每年向社會發布固體廢物汙染環境防治信息的大、中城市數量並不完全一致。2013年263個；2014年244個；2015年246個；2016年214個；2017年202個。製圖：城市進化論

就全國而言，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究竟產生了多少垃圾，並沒有完整的統計數據。不過，從《防治年報》來看，五年時間，公布數據的城市數量在減少，但公布出來的垃圾產生量增加了25%。

“每人每天產生約1KG的生活垃圾，一個城市每天產生萬噸級的垃圾”，當垃圾被扔進垃圾桶，我們想當然地認為，所有垃圾都得到了有效的處理，以為從此與這些廢棄之物再無瓜葛。

然而，嚴酷的現實告訴所有人：並非如此。

填埋和焚燒，是全世界處理垃圾的主流方式。

每個城市邊緣，都有一個叫做“垃圾填埋場”的地方，或者有很多個。自2008年，攝影師王久良花了3年時間繞著北京五、六環走了一圈，鎖定了400多個大大小小的垃圾填埋場，這些密密麻麻的小圓點，把北京團團圍住。

“垃圾圍城”不是一個聳人聽聞的概念，也不是北京才面臨的現實難題。國家住建部此前的一項調查數據表明，中國600多座城市，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圍，城市生活垃圾堆存量已超過80億噸。

因為成本低、又能大量消納生活垃圾，填埋處理的方式在國內被廣泛應用。

然而，無論是日處理生活垃圾約9000噸左右的廣州興豐垃圾填埋場，還是日處理能力10000噸級的西安江村溝生活垃圾填埋場，今明兩年都將達到填滿封場的飽和狀態。同樣來自住建部的數據：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沒有合適場所堆放垃圾。

焚燒被認為是解決“垃圾圍城”的一道曙光。“完全符合排放標準的乾乾淨淨的焚燒，在垃圾安全和減量化方面是最徹底的。”E20研究院執行院長薛濤認為，“垃圾焚燒是解決垃圾圍城的骨乾力量”。

但就各地情況而言，“乾乾淨淨”很難普遍做到，垃圾焚燒和中國其他環保領域一樣，同樣存在類似問題。

譬如焚燒廠的滲濾液處理佔比很高，濕垃圾不但影響發電效率也給尾氣處理帶來壓力；譬如垃圾含有某些金屬，焚燒具有很高的毒性，產生二次環境危害；譬如應該進入碳的生態循環的濕垃圾也被一把火燒掉，土地不停地向人類供應碳產品，而碳卻並不能循環回土裡，而是變成了空氣中的二氧化碳……

垃圾太多，無處可埋，也侵蝕著我們生存的空間；垃圾太雜，焚燒有害，也並不符合綠色循環的理念。

開辟新的填埋場，建造更大的焚燒爐，都不是城市突圍垃圾困局的思路。在這樣的背景下，垃圾分類呼之欲出。

奔著“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目標而去，從保障城市安全的基本要求升級到更生態的方向，在源頭分類、資源回收、垃圾減量之後，再進行焚燒或填埋——是這次遍及全國的“全民垃圾分類運動”希望勾勒的藍圖。

02

為什麽垃圾與GDP一起增長？

前面說了，城市越發達越光鮮，垃圾也越多。

在梳理《防治年報》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最大的十座城市裡，北上廣深四座一線城市均在其列，剩下的名額也主要被副省級城市佔據。

從2013年至2017年，北京、上海一直穩居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數一數二的位置。這五年，兩座城市的常住人口數量變化不大的前提下，北京GDP增長了43.59%，垃圾產生量增加了34.26%；上海GDP增長了39.49%，垃圾產生量增加了22.21%。

以全國31個省（區、市）為觀察範本，北京2017年的生活垃圾產量超過了25個省級行政部門——更具象來說，如果用載重5噸的大卡車來裝這900萬噸垃圾，兩輛一排，可以從雲南西雙版納排到哈爾濱。

進一步的，城叔進行了簡單的數據處理，希望解答大城市垃圾產量更大的原因。

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常住人口÷365天=每人每天產生的垃圾量，人均GDP÷365天=每人每天產生的GDP。將這兩項數據對比發現：每人每天產生的GDP越多，產生的生活垃圾也越多。其中，深圳和重慶的表現最具代表性。

以2013年為例，每一天，每個深圳人能夠產生374元的“價值”，屬前十座城市的最高值，也能製造1.34千克的垃圾，也是最高值；每個重慶人雖然隻產生117元的“價值”，是最低值，但也隻製造0.42千克的垃圾，同樣是最低值。無論是“價值”還是“垃圾”，相比深圳，重慶都隻產生了約30%的體量。

從人均創造能力來看，城市的生活垃圾製造水準與經濟、社會發展水準高度相關，越發達的城市垃圾壓力自然也越大。

對此，薛濤分析，有兩方面的因素疊加導致了這一現象。

一方面，越是發達的城市，垃圾製造量越多。“比如工作節奏緊張的一線城市，不但消費水準高，還越依賴快餐外賣。這全都是混合垃圾，社會發展節奏的變化，帶來了大量的垃圾增量。”薛濤說。

另一方面，則是少有人注意的廢品回收體系。隨著經濟水準的提高，發達城市的居民更少參與拾荒匠等組成的廢品回收體系，這樣一來，被濕垃圾汙染的垃圾混合影響了可回收物的清揀；而隨著處理體量的增加，一些低價值的可回收物也被放棄，直接進入末端垃圾處理環節。薛濤解釋，“垃圾中循環因素的減少，也帶來了垃圾的增量。”

城市越來越發達，垃圾越來越多，分類越來越急迫。

梳理目前公布的信息，我們發現其實每座城市的分類標準不盡相同。

上海：乾垃圾、濕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

北京：廚余垃圾、有害垃圾、其它垃圾、可回收物

深圳：玻金塑紙、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廢舊家具、廢舊織物、年花年桔、果蔬垃圾、綠化垃圾、餐廚垃圾

成都：可回收物、餐廚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但不管標準如何變，廚余垃圾/餐廚垃圾/濕垃圾都有了單獨的垃圾桶。

在薛濤看來，從投放端就進行乾濕分類，一來可以不讓濕垃圾汙染乾垃圾，增加乾垃圾的循環指數；二來對濕垃圾的額外處理，可以產生額外的生態價值——沼渣的循環利用，實現一部分碳歸於土地的生態循環。

推動乾、濕垃圾的分離，正是這波城市垃圾分類的重要價值之一。畢竟可回收的回收了，有害的無害化處理了，濕垃圾進入生態循環了，剩下的乾垃圾，無論是焚燒還是填埋，帶給城市的壓力都小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