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蜻蜓FM話題：北京國際電影節展映單元台前幕後全流程大起底。為什麽出排片那麽慢？為什麽有的電影看不到？你的不滿意今天都會有答案；同時附贈大型真香預告。
策劃、採訪 |辦公室愛琴海
編輯、整理 |唐易超 桃加
記者：先請兩位老師介紹一下自己在電影行業以及北京國際電影節中擔任的工作吧。
沙丹：大家好，我叫沙丹，大家可能知道我有個小名叫“葛格”，有些人也叫我“奇愛博士”，其實這是我自己起的一個網名。我一直在電影資料館做節目策劃工作，大概在五年前那會兒電影資料館承擔了北影節當中展映單元的組織工作，我個人擔任策展人工作。
我自己覺得做這份工作還是很榮耀的，也策劃放映了一些大家非常喜歡看的片子，經常也在各個微信群裡和大家一塊去玩。所以說起來，我自己也是和大家共同成長的。
除了電影節之外，我也喜歡研究電影史。我特別希望能夠把自己專業的一些知識跟文化跟大眾普及相結合，這也是我自己的一個短期的理想，在這兒非常榮幸、開心和大家交流。
張嵐：大家好，我叫張嵐，我是中國電影資料館影展科的負責人，我主要的工作就是負責中外影片的電影活動交流，比如說把中國的影片以影展或者單個影片的形式介紹到國外，然後也包括把國外著名導演或者優秀的主題的影片以影展的形式，在中國電影資料館或者是其他城市進行放映，同時我還負責北京國際電影節展映單元外國影片的統籌以及嘉賓的統籌工作。
記者：兩位彼此在日常和北影節的工作中是否有交集？或者是彼此配合的部分?
沙丹：其實我們倆人一直都是一個部門的，我們都是在電影資料館的事業發展部工作，其實我們倆基本上處於電影節工作當中的兩端。我自己大家比較了解，見到我的時候，基本上都到電影院終端的時候了。
我們前期需要做細致的策劃，當有了主意之後，必須需要張嵐他們科室的一些同事給我們做中間的、也是最重要的對接和邀片的工作。所以說我個人做的，其實是一個“紙上談兵”的工作——就在那想出一個主意，自己覺得還不錯，假如基本來說能夠跟國家大政方針，包括影迷的夙願以及我們自己的一些訴求還算匹配，在領導同意的情況下，我就把這工作移交給了我身邊這位幕後英雄張嵐，然後張嵐和小夥伴會共同把這個工作給做好。
當然這個工作當中有非常地方還是需要我們倆去磨合、交流和設計。比如說，假如未來要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影展在北京來做，到底怎麽去做成這個電影當中的相關活動，我們彼此是需要商量的，通過民主集中製的討論、論證，來決定如何實施這些活動。
張嵐：我們常說沙哥就更像一個夢想家，他總是給北京的影迷搭建一個特別美麗的夢，然後我們要做的就是幫他實現這個夢想。
所以他們會有一個比較初步的策劃，然後我們會根據他們的策劃，來尋找一下這些影片到底有沒有版權方，有版權方的情況下有沒有可以放映的素材，如果有放映的素材的話，當然肯定是要支付版權金的，版權金是不是能在我們預算承擔的範圍內，然後以及這些影片交接的過程是不是能夠滿足我們放映的最後的期限等等……這些細節工作，一個都不能少。
如果說在這些中間溝通的過程中發現不行，有一部片子確實來不了，那我們就只能再回過頭來再繼續跟沙哥溝通，看看在保證策展思路的情況下是不是需要用什麽其他的影片把這部影片替換掉，然後我們等於再重新出發，重新再聯繫。
沙丹：我覺得她這個描述，對我來說有點過度的讚美。說實話，說我是夢想家，但是實際上，在策展工作中我更多的，經歷的還是“夢醒時分”——像在夢醒的那一刻，當時是好事就是美夢，不好的事那就是噩夢。
在我們的電影節經驗中，噩夢也有，美夢也有，反正就是我們自己的甘苦自知。很多時候也許有些內容不太適合講出來和大家進行交流，只是希望大家理解我們：其實很多時候不是我們做不到，也不是說我們沒有想到，而是在實踐操作當中總有非常多的一些難題去面對。
在國內咱們做影展，其實要照顧的問題林林總總，絕對不是像咱們觀眾一樣，自己隨便就可以做一個“雲策展”。我認為電影的未來一定是在互聯網上，互聯網可能是未來電影節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維度，包括電影資料館可能未來的一個重要的工作方向，也是是平時在線上實現策劃，通過這種呈現方式，我們能夠把電影活動和策劃傳達給全國的觀眾去看。
但就目前角度來說，我們必須在我們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首先在物料上下功夫：比如說能不能找到這個影片，找到這個影片，它的畫質能不能符合咱們要求。過去也出現過像拷貝花了很多功夫，像《空山靈雨》，但放映後發現畫質達不到觀眾的訴求。觀眾看高清的看習慣了，都以為電影就一定應該是特別清晰的。實際上當我們把香港電影資料館的數字拷貝拿過來之後，發現問題時已經來不及處理了。
觀眾到資料館，也包括電影節，看完電影的時候，大家通常都會報以一個儀式化的掌聲，這既是對電影本身的肯定，也是對我們團隊的肯定。一般到了鼓掌這會兒，我緊張的心才能放下。長期以來，我們倆人在電影節期間，身體上來說都是比較虛脫的，確實有點過勞的感覺。
張嵐平時是我們這裡的一個小鋼炮，白羊座，火爆，說話聲音其實很大，最近聲音相對來說就比較虛弱。她以前真的很少生病，身體好到都可以攀冰攀山的，現在真的是生病了，所以大家應該多給她掌聲。
記者：張嵐老師，選片邀片這一塊，想請您細聊一下，我會覺得您的工作特別的光鮮，能去各大影展去挑片子，然後給藝聯這種和國內的各種展覽選片，這樣的工作會有涉及到嗎？整個流程大概是什麽樣的，包括版權、審片會遇到哪些問題？
張嵐：這還真是一個挺大的問題。首先可以簡單地回答的就是，我們確實由於工作的一些限制，沒有機會去參加其他國際的電影節，哪怕是國內的電影節都很少有機會參加。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們邀片的工作，也不影響我們選片的工作。因為現在信息流通的速度都非常快，我們可以坐在辦公室裡，在這個樓裡邀請到我們需要的影片。
影片最初的時候，其實策劃還是由沙哥他們這邊開始，他們會根據當年最新的獲獎的影片，或者是按照策展的思路，比如今年是2019年，他們可能會根據什麽1939、1959等等這些年代的時間節點，策劃不同的主題，然後把相應的影片填充到這個主題裡面。
當他們做完整體的策劃的工作的時候，拉出一個大片單，這個大片單上可能會有三四百部影片。其實每年北京展映會放映200到250部之間的外片，沙哥他們經常會策劃出一個三四百部長的片單，這也給我們工作留有了很大的余地——我們並非必須邀請到其中哪一部，而是我們可以在這中間進行一些選擇，那第一步我們就是先確定一下所有他列的片單上的影片，是不是可以第一時間確認版權方。
如果有一些影片可以第一時間確認版權方的，那我們就要先確認這一批影片。也就是說比如他要做“希區柯克”這個主題，今年確定要放映了，希區柯克一共選了八個片子，假如有六個片子的版權都是可以第一時間確定的，這個主題我們就可以保住，然後深入發展，繼續邀下去。
如果說我們想做某一個主題，一共有八個片子裡面只有一個片子的版權是可以明確確定的，剩下七個的版權都是需要很長時間地聯繫才能定下來的，這個主題到最後很有可能就沒有辦法按照沙哥原來的計劃完美地呈現。
所以，我們第一批確定了能夠找到的片方之後，我們就先給片方發一波郵件，跟他們先說清楚我們今年北影節第九屆又開始了，我們希望還能跟您繼續合作，提供這幾部影片給我們參加展映。
我們每一個影片要說清楚要放映幾場，因為考慮到有一些影片的上座率不一樣，號召力不一樣，所以我們會有3到5場不等，要跟片方先說清楚。如果片方回郵件說好，這個片子我們有版權，然後給我們一個展映的版權金的報價，那這個片子其實基本上就沒有什麽問題了。
剩下就是一些比較流程性的討價還價、簽署合約、拷貝運輸等等這些比較格式化的動作了。如果片方說不好意思版權現在不在我這，我可能已經賣給了一個中國的版權方，我們就要聯繫中國的版權方，等於是又從頭把之前說過的邀片的話再說一遍，然後看看中國版權方會不會給我們回復。
還有一種情況，是片子的版權會可能不停地轉手，那可能我們就會被轉到一手二手三手，可能會聯繫四五家片方都找不到這個片子的版權，這種情況也是有的。有一些片子就是在尋找的過程中，可能需要一個月兩個月或者更長的時間，可能就真的趕不上北影節截止的日期了，像這種時候我們就真的沒有辦法，只能放棄掉這部片子。
沙丹：所以在每次的策劃當中，實際上都有一個剛才所謂的“夢醒時分”的事情，當時想的時候覺得挺好，真正運作的時候發現很多時候並不像你想的這麽容易。比方說今年本來是想做一個跟“墨西哥三傑”有關的焦點影人主題，當中有一個影片大家都非常熟悉，叫《愛情是狗娘》，影片的導演亞歷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裡圖，今年坎城電影節的主競賽主席。
今年原本不是完全只想做卡隆，也包括伊納裡圖、陀螺等其他一些墨西哥導演。但是等你找他這個作品，你會發現它的版權公司在零幾年之後，參與投資完《通天塔》之後就不見了，怎麽都聯繫不上。你要想做這種老片回顧，版權你就得要能夠溝通上，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這就是說你找不著版權方了，這電影最後就沒法來。
按照國際電影節的要求，你必須完完全全把電影的版權問題做的清楚，不能有任何的瑕疵，否則的話，人家要投訴的話，你就完全沒有任何的可招架之功，所以一定得把版權確定。因此，這個電影就非常的遺憾，沒法跟大家見面——沒法見面的話，甚至連這個墨西哥三傑的主題都要做一定的微調。（這個主題後被拆成了兩部分，陀螺的部分去了午夜場）
以前我還曾想做埃尼奧·莫裡康內的回顧，他是最著名的意大利配樂大師。他的作品中，當時有兩個是非常想做的，第一個作品叫《教會》，羅伯特·德尼羅演的一個影片，羅蘭·約菲導演的金棕櫚獲獎影片。
但是等找到美國的版權代理，卻發現只有一個保存非常差的拷貝，這個作品要拿過來之後，不光要花非常多的運費，看的時候觀眾也會發現並不像想象的那麽完美，因為膠片很差。在這個情況下我們也只能去捨棄，而這個作品的原聲又是莫裡康內最重要的創作，只要是喜歡電影原聲的都知道，可是真的沒辦法來給大家來放，非常可惜。
當然還包括達裡奧·阿基多導演的《陰風陣陣》，不是新版的，是70年代的老版。這也是埃尼奧·莫裡康內用電子合成器做的一個電影音樂的突破性作品。
回想起來，我們其實做過非常多的莫裡康內配樂作品，什麽《好壞醜》呀、《西部往事》呀，這次的《碧血狂殺》也是他做的，但都屬於西部片，意大利通心粉式西部片。但還有其他的，比方說《阿爾及爾之戰》以前做過，還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天堂電影院》《西西裡的美麗傳說》《海上鋼琴師》，這些都是他做的曲，這些都在北京國際電影節放過。
但其它還有一些像《傳道》《陰風陣陣》這樣的作品，更加氣質多樣性的作品，其實就沒有機會來，主要就是物料、版權方面，很多問題我們都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說，我在網上有時候也看到觀眾的一些批評。在現在這個時代，每個人自己不光是影評人，也都是策展人，他們會質疑說北影節怎麽會沒有這個或那個電影。確實，真的，我們沒法像大家看電影或在網絡當中下載電影那樣，如此方便地去給大家呈現影片。
這也是我們自己一個非常強烈的感受，就是實際上我們在做電影節的時候，國片也好，外片也好，新片也好，老片也好，其實都很不容易搞到。
在我們現在這樣的社會語境當中，想把電影呈現給中國的觀眾，還是挺考驗我們的。我在想，假如我們把重要的賣點放到經典老片，觀眾有時不會那麽感到新鮮，因為他覺得你放五部希區柯克又如何，他其實在網上可以看二十部，你這五部不過是二十多部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他都知道，不新鮮。
而當你想把你的重心放在新片，這裡面又涉及到各個電影節之間競爭的問題，在哪裡先放的問題。中國作為一個巨大的市場，片方都要謹慎考慮在誰那裡先做，還要戰略性地考慮檔期的配合問題。假如，一個電影到8月份時候才能在國內公映，那它基本不可能4月份就給你北京國際電影節，我要是片方我也給6月份的上海國際電影節，因為更容易打配合。
此外，還涉及到一些電影當中的尺度問題，是否符合我們國情的問題等等。所以說，我們做老片不容易，大家不滿意，說你挑的還不如我們知道的多；做新片好多時候涉及到片方有非常多的要求，我們能不能把物料及時的拿過來，以及，過審的問題。
在國內做電影節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也就這個問題向大家表示歉意，如果大家覺得我們有一些地方做的還不夠，讓大家覺得說沒有非常的繁花似錦，想看什麽就能有什麽，可以自由地去看到自己任何想看的電影——我只能說，我們還有力不能及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海涵，我們未來也要繼續努力！
記者：剛才您說從國外運拷貝，那如果出現什麽問題怎麽辦？如果到國內的話確實畫質不好又怎麽辦？畫質有問題的，我們會有配合去修複這樣的一個過程嗎？
張嵐：我覺得首先畫質或者膠片運輸的問題，我們每年做北影節的時候都會給影片、膠片抵京的時間有一個最後的期限，比如說3月20號是我們拷貝最後抵京的時間，這樣可以保證4月1號我們會開票。
我們4月1號大概每年都是3月30號、3月31號才會出正式的排片，然後4月1號會開票，然後在這十天的時間裡面，我們會把所有已經到崗、確認可以開票的影片進行一次測試，如果發現有的影片的DCP壞了、膠片斷了等等放映需求或者是有一些技術上的故障，我們這些影片全都會退回給片方，要求他們重新寄一部新的DCP或者新的拷貝回來。
之後中間要再進行協調，然後這部分影片如果不能在4月1號開票前保證影片的質量是可以正常放映的話，我們就不會在4月1號進行開票，這就是為什麽每年北影節都會有二次開票，或者有的可能還有加場開票的原因。
因為我們4月1號確定不了所有的拷貝都能到，尤其是當我們邀請的有些熱門影片，他們可能跟前面的香港國際電影節是重疊的，或者是這個片子考慮到發行等等原因，他們不能在4月1號提供影片正式放映版的DCP或者是放映物料的時候，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開票，我們一定是影片拷貝已經到了，基本上完成測試、心裡有99%的把握的時候，我們才會把這批影片開票開出去。
記者：這是不是也是為什麽儘管我們會通宵地排片，還是直到開票的前一分鐘前一刻都還在確認片單，這也是網上大家一個疑惑和經常會抱怨的地方？
沙丹：首先，我覺得就是非常對不起大家的地方在於，電影資料館我們這個團隊去承擔了北京國際電影節當中非常重要的、大家非常喜歡看的北京展映這個部分。但是對我們來說，我們日常的工作也非常複雜。
這點，我覺得上海國際電影節的小夥伴就很好，人家團隊一年主要就是乾這一個電影節，雖然他們也很辛苦。他們，比如說電影節6月份結束之後，基本上來說就開始對下一年的電影節進行準備，但是我們就不一樣，我們作為在館的員工來說，日常的電影放映就已經極其複雜，消耗大量精力。
電影資料館日常就有一千場以上的電影放映，張嵐也知道，我們在4月份的時候，今年口號是說“以時間換空間”，這個是上海影評大佬妖靈妖老師給我們的一個界定，就是說北京市有這個硬體條件拉長戰線。因此，我們3月份時候就開始做新浪潮的先聲，4月份做新浪潮，後邊可能還有新浪潮的回聲，三者構成一個整體。
所以，我們對於新浪潮的策劃，要統一來看，是從3月份一直做到6月底的一個策劃。當然這是我們這邊的一個優勢，但同時也是一個很大的對工作的挑戰，就是在我們3月份籌備北影節最忙的時候，我們在電影資料館還做了20多場“新浪潮之父”羅伯托·羅西裡尼的電影回顧專題，當中配了十場的電影講解，以及四場的電影沙龍。
我作為一個策展人角度來說，或者是從一個藝術影院的管理者角度來說，我自己還要去第一線工作，包括策劃、主持、對談、整理稿子、發布宣傳，天天新媒體這些東西你都得做，這都要佔用你非常多的時間。
我自己因為外語不太好，所以說在電影節這部分，主要負責的邀片工作還是國片這一塊。國片新片的工作張嵐他們都知道，那也絕對不是一次就能搞定的，各個片方都有各個片方的訴求，由此就會造成非常大的一些時間拖延的問題。
今年從管理角度來說確實非常的嚴格，過去我們也是聽說，一個電影當有了龍標，直接就可以在國內電影節上了。今年則要嚴格貫徹《電影促進法》，電影必須要擁有公映許可證。現在咱們不要光提龍標了，你要有證我才能給你去推。很多片方就說我特別想到您這兒來進行放映，包括張楊導演最新的作品，我看了非常喜歡；也包括相國強的新作，戴思傑的新作，以及《郊區的鳥》《武林孤兒》等等這樣的青年作品，但是最後都沒有機會能放。
那麽片方都有龍標了，作品到最後為什麽沒有去申請最終的公映許可證？這當中，我想這當中主要跟這個電影的融資問題，包括以後宣發的問題都有直接關係，一切片方，尤其是小成本電影的片方，最後沒有所有這一切搞清楚了之前，過去一般不會拿公映許可證。
所以說現在就是要有了證之後我們才能來做，所以當我們看到《冬去冬又來》這個電影，我覺得看著不錯，但是作品就要等它去拿到這個證。我之前專門為了這個電影去了好幾次阿里，這是一個非常不錯的作品，我個人認為是很有作者屬性的。
導演邢健的第一部影片《冬》其實就是在北影節首映的，現在《冬去冬又來》我們希望導演把首映放到北京國電影節來。我們跟他和片方聊，聊的也很不錯，阿里也非常支持。為了這片，我們就要等證，等到幾乎是電影節都已經開票開完了，這個證他才拿下來，所以只能放到二輪開票，多少影響了一點前期宣傳的問題。
這樣的事兒比比皆是，這國片外片當中都有很多這樣需要等待的情況。我也可以請張嵐給大家介紹一下關於電影《徒手攀岩》的邀片情況。大家都說這電影為什麽這麽熱門，卻最後在北京只能放兩場？我們又怎麽把這個電影的國內首發權拿下來，這個情況請你給大家介紹一下。
張嵐：剛才沙哥說的主要是為什麽會推遲到最後一刻才決定，然後以至於有些影片二次開票，其實外片這邊有很多影片都是同樣的情況，我們就是希望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想盡一切辦法能夠爭取到最好的影片，能讓北京的影迷在大銀幕上借著北影節的機會看到。
其實你說我們電影節這麽忙，少一部片子少兩部片子，完全放棄就可以了，但是我們還是希望奮爭到最後一秒，想把這個片子保住。外片有很多情況是這樣，可能今年的柏林電影節是它的首映，很大一批片子都是在柏林電影節上首映，新片柏林首映下來就面臨這有買賣的過程，可能中國的版權方就看中了這個片子就要買過來。
但是在他們交易的過程中，其實這個影片的版權是不允許我們再在其他電影節上放映的，我聯繫原始版權方，原始版權方告訴我這個片子現在正在交易過程中，我不便給你授權。然後就算我想方設法打聽到了這個片子到底是哪個中國版權方要接手，我跟中國版權方說，中國版權方就會說這個片子我還在合約簽署過程中，我也不應該拿出來給你，就是等於處在黑白的灰色中間地帶了。
但這個時候我們只能選擇等，哪怕等到最後一刻，等到4月6號都已經開始預映了我還在等，因為我希望爭取到這部影片，像剛才沙哥說的《徒手攀岩》其實就是這個情況。
《徒手攀岩》是今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當時我們是真的是力爭想要保住這個片子，邀請它來，然後為了獲得這個片子原始版權方的聯繫方式，我們甚至向我們周圍聯繫過的、關係比較好的中國版權方問了一圈：“是你買的嗎？”“你買了嗎？”
後來周圍的人都跟我們說我們沒有買，或者有一些片方跟我們說，我們已經向原始版權方開價了，但是原始版權方並沒有給我們準確的回復，也就是說這部影片花落誰家，誰也不知道，就懸而未決就定在那了。
然後原始版權方又把這個片子的版權賣給了一個歐美國家的版權方代理，我們就聯繫這個代理，然後代理又說我們現在跟中國的一家公司正在簽署放映協議。雖然沒從原始版權方那賣，但是已經從中間商那又開始賣了，這個時候都已經3月中旬了，我們幾乎就要把這個片子放棄了，但是我們一直還有一絲希望，我們都想爭取。
今年也是IMAX公司對北影節特別支持，IMAX是說今年你們電影節我們就盡全力了，最多提供給你們五部IMAX版的影片，當時我們已經確認了四部了，包括《瘋狂的麥克斯：狂暴之路》，然後《地心引力》《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還有《2001年太空漫遊》，當時已經確認了這四個都沒有問題了。
還剩最後一個名額，當時我們就是想留給《徒手攀岩》，因為IMAX公司說了這個片子的IMAX版我們可以提供，現在你只要拿到授權就可以。同時還有一部《龍珠超》也是想放IMAX，公司說了我只能提供給你一個，你到底是要《龍珠超》還是《徒手攀岩》。那我們就必須在這兩者之間做一個取捨，當時都到最後一刻開票的時候，我們還是希望等《徒手攀岩》，哪怕等到最後一刻真的放不了就放四部IMAX，最後《龍珠超》就放了4DX的版本。
就在這個時候，阿里那邊得到消息，他們買到了這個片子的中國放映權，雖然這個合約也沒有完全走完，但是阿里還是希望這個影片可以借著北影節的機會，能跟大家見面，也加上IMAX非常支持，所以阿里又幫助我們在中間協調給原始版權方寫了信：片子我們雖然在交易過程中，但是我們還是希望這個影片可以參加北影節的展映，並且IMAX公司這邊已經同意提供影片的IMAX版本。
等到最終獲得了原始版權方——國家地理的支持時，都已經到了4月10號左右，在二次開票之前的一兩天，然後才達到了三方的統一，原始版權方、IMAX公司和阿里公司他們全都同意了，我們最後才成功地邀請到了這部影片。
我們肯定是希望這麽優秀的紀錄片，以後可以不管是通過藝聯還是全線發行可以跟觀眾見面，但是如果這個片子最後真的沒有通過院線走進中國內地的銀幕上，可能北影節就會是觀眾唯一一次在大銀幕上IMAX看到《徒手攀岩》的機會，所以我們還是希望爭取。
沙丹：相比較來說，《龍珠超》這樣的作品更加的商業性一點，它能夠引進的機會也似乎更多一點。其實從我們國內的批片引進方角度來說，他們也很現實，大部分人不會真的選這麽多的藝術片。我們是喜歡藝術電影，但是人家作為一個老闆，為什麽要去投這麽多真金白銀在一個藝術片兒身上？
所以，我要是批片引進的老闆，我可能也是會選《龍珠超》，這樣作品肯定閱聽人更大，像我們80後這一代都是看《龍珠》長大的，肯定比《徒手攀岩》一個紀錄片好賣。但從電影節角度來說，類似像紀錄片、動畫片這樣的東西都是未來需要重點打造的單元，因為真的對於我們現有的主體部分的電影放映，無論是主流院線還是我們電影節，它都是一個非常強有力的文化多樣性的嘗試和補充。
動畫和紀錄片這兩塊一定是未來需要打造的重點，此外還包括類似像VR單元這樣一些全新的代表青年文化的單元。
所以從我們個人角度來說，雖然我們倆人過去經常掐架，但是在這會兒達成一致，一定要努力爭口氣。雖然我們是電影資料館的工作人員，但我們跟電影節也都是一體的，我們既為了資料館，為了電影節，也為我們自己，最後終於做成了。涉及到這個電影，未來可能有機會在國內進行發行，所以這次就放兩場嘗嘗鮮。真有機會能引進的話，可能會有更便利的條件和大家去見面。
我個人作為策展人的角度來說，雖然我人比較nice，但是我覺得有時候對張嵐她們來說無形當中還是給了不少壓力。比方說我們這次做黑澤明的作品，大家都知道在去年十一、十二月的時候，資料館已經做了黑澤明的第一波的影展，包括12部、36場的電影放映，觀眾非常踴躍。這可能是我們電影資料館花費最多的一次放映影展，票房也是很好的。
大家可能覺得說，你們都已經做成12部了，後邊電影節期間你們再做第二部分，還不是應該就是手拿把攥，很容易就能把這事搞定了，為什麽也要二次開票？我說實話，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做完第一波之後，電影出品方那邊的對接人就換人了，換人之後我們就要重新進行聯繫，這當中又是一個非常漫長的談判過程。當中有一部影片大家比較熟悉，是黑澤明的代表作叫《用心棒》，這事張嵐罵了我很多次，說你為什麽就非得要這《用心棒》？我說，因為有了《用心棒》這個影片之後，你才知道賽爾喬·萊昂內為什麽要拍《碧血狂殺》。
因為這作品完全是一個“剽竊”的作品，就是當年沒有經過黑澤明允許和授權，他就把這片完全翻拍了，還翻拍成了一部世界傑作，這是兩位偉大電影大師之間的對話，同時還采取了非正規的一種方式，所以我們這次其實要做的，就是“東西擺渡”這樣一個所謂策展思路。
黑澤明拍《七武士》這樣的武士片，自己其實是受到非常多的美國西部片的影響，比如這次約翰·福特的《關山飛渡》不是也來北影節了，它其實影響到黑澤明，黑澤明後來又把這種影響施加還回了這美國人，就有了《豪勇七蛟龍》；然後自己的作品《用心棒》又影響到了意大利通心粉式西部片。所以說《用心棒》這個片子太重要了。沒它的話，說實話，咱們策展好像就缺了一大塊亮色。
張嵐本來這一塊的工作都不是她自己專門負責，後來親自上馬，跟東寶寫了無數封信，最後我們從日本電影資料館出借到了非常珍貴的35毫米電影拷貝，已經到了北京了。我們也都連夜進行了測試，作為電影節壓軸節目，20號之後和觀眾見面。
黑澤明這個映畫天皇，大家都覺得說去年放過了，今年也不覺得特別怎麽著了，實際上這種電影能夠來到北京是極其複雜的，中間的費用是極其大的，而且在這裡也要跟大家說，因為我們後邊到6月份的電影放映都已經安排完了，所以也不可能在4月份、5月份、6月份再加場放黑澤明了，且看且珍惜。
做黑澤明影展是借著他逝世20周年的機會，可能再到後邊整個放映物料進行更新，比方說全部進行數字修複之後（比如說逝世30周年的時候），咱們再做一次黑澤明，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說，大家覺得這些電影展看起來不難，是因為大家都很熟悉這些電影，但真正放在北京的大銀幕上是個極其漫長和複雜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當中，張嵐她們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但講真，聽起來很偉大，但這個工作大家根本也不會在意，大家只會對你有高要求，不光要片子放的好，畫質還要好，字幕也沒錯，跟的還得非常準確。觀眾說你這麽累，搞來片子，但我根本不care你累不累，假如你最後給我放壞了，我照樣在網上、群裡罵你，這是觀眾自己的特權，非常正常。
如果我是觀眾的話我也會這樣，我不會在意你背後做了什麽。我覺得人家不在乎是對的。觀眾買票看電影，我們應該做的就是給他提供一個好的畫質，一個完美的字幕，這是我們應該做的。
我借著蜻蜓FM這個平台，在這兒倒點小苦水，不是為了給自己去辯護，說這不是我問題，你看我已經很辛苦了，不是這個意思。我想說，我們非常理解觀眾的要求，我們也希望觀眾對我們提出高要求，網上的一些反饋包括批評，都能成為我們自己自省，甚至推動我們工作更加科學化的動力。比如說，能不能再比以前更早地進行電影節的籌備？所以也謝謝大家對我們的關照和批評。
記者：最後兩個問題，你們覺得如何成為一個好的策展人、選片人、邀片人？在北影節的工作中和電影行業的工作中，你們覺得最有成就感和最有幸福感之處在於什麽？
沙丹：關於電影策展角度來說，我真的不認為我自己做的很好，我說的是心裡話，不是在自謙。因為其實我知道做一個策展人的話，需要有非常好的一個國際性視野，而且要求你自己不應該擔任過多的行政工作，這個其實是硬體方面對我們的要求。
我經常想象自己該這樣做一個電影策展人：我每天都不用在資料館打卡上班，我們每年可以去重要的電影節，遠到三大，近到比如什麽金馬、香港國際電影節、釜山我都能去。看完之後我覺得哪個好，我們就跟那些人進行交流，我雖然可能外語不好，但是可以帶一個翻譯，我們就把這事兒給它搞定了。可能不光需要我一個人，可能需要一個全球化的選片人團隊來為電影全年選片。
大家看平遙影展雖然隻做了兩年，大家都覺得做得很好很專業，人家片兒也不多，但是每個片子都精挑細選，同時有馬克·穆勒國際化的團隊七八個人來操盤，全世界給你找四五十個重點新片子，那片子當然好看了。
人家有強有力的國際公關能力，所以這其實對於我這個職位來說是非常高的要求，但是我達不到，我每天就是坐班處理行政工作，也不是那麽容易就可以離開北京，所以說，我覺得確實從策展人角度來說，我天生就是有短板的。所以說非常多的影片，包括我們這次二三百部影片，我自己看過的影片可能也就1/3，很多影片我也沒看過，有賴於我們身邊的很多的朋友進行推薦。很多時候用經驗一看，什麽題材、什麽明星、什麽導演的片子，只要正式能通過的話，我們就直接要那個片子了。
像《徒手攀岩》還需要我提前看嗎？聽說名字，你就去搞了。你看這片子還需要你挑嗎？不用挑。這當中其實還有一些我個人身上真的力不能逮的問題。我自己寫過一本書《幕味》，書裡面最後後記當中寫的那篇文章，實際上是對我，包括未來能夠接班的同事，包括未來希望成為策展行業工作的人的一點點我個人的理想和希望。
就是說這個人不光要有很強的電影專業能力，這是最重要的基礎，你連什麽是好電影都分別不出來，自己都不能作為一個批評和評價的話，你沒法去把好作品挑出來給大家的。
電影專業能力當然是最重要的，那其他方面也包括社會的公關能力，還包括宣傳能力。大家都覺得我這人比較能噴，新媒體寫的還行，而且寫得還比較有趣，大家能夠願意去接受，就是因為酒好也怕巷子深，很多作品你需要用一種非常有趣的形式來給大家去進行推薦。
這次有一個片叫《胸罩奇緣》，這個片子我覺得還挺有意思的，那我們就忽悠，忽悠完之後它上座率還可以，這說明我們即便用專業方法去做電影的推薦，也要用有趣接地氣的方式，身段軟的方式去來做。不是說我自己都是處級幹部了，我就要端著我官員的架子，我們要和觀眾打成一片，這是對你工作的要求。
除了專業能力之外，社交能力、宣傳能力以及表達能力也很重要，所以今年我們一直希望，北京作為一個重要的亞洲電影生產的城市，電影節要做成一個真正有深度交流的地方。
因為北京國際電影節相比較我們友節上影節的角度來說，我們不是A類，人家有如此強大的競賽部門。人家競賽強到什麽程度？金爵獎就有三個競賽，金爵獎不光有劇情片，還有動畫片、紀錄片競賽；還有亞洲新人獎，這個新人獎還是提名製的，基本上把很多重要的新片都一網打盡，我們北京國際電影節實際上就是在夾縫當中還要求生存。
我們前邊是有柏林電影節，明年有一個特別不好的消息，就是柏林往後推遲，3月1號才結束。剛才張嵐給大家介紹說，邀請影片涉及到物料交接的問題，很多片子交接之後就冷凍了，這電影就沒法給北京國際電影節了。
所以，對我們來說，未來可能不能等到柏林電影節結束才跟人聯繫，而是柏林電影節之前就要拿到這樣的社交關係，然後去跟人去進行公關，但這個對我們的專業能力和社交能力都是非常高的要求，否則明年如果北影節還是4月1號開票的話，我們的壓力將比今年更大，對我們來說明年會更累。
在這個基礎上，觀眾和我們都在共同進步，而且觀眾的進步的速度遠比我們進步的速度要快。就像我覺得我們很多的一些創作者，和觀眾一樣看下載電影長大的，他去模仿一個橋段然後拍出來，觀眾早就看過，他們不會對你有特別憐憫，說我們體諒你的這種辛苦，不會。
他們只看最後呈現的效果，你拿了多少優秀的大師的片子，拿到多少最新的片子，拿到了哪些片子是有導演主創現場交流。你能請來，我才能給你點個讚叫一聲好。所以我覺得，我非常理解觀眾對我們的這種想法。總結起來，做策展工作來說，就是這幾項：專業眼光能力、表達能力、忽悠能力、宣傳能力、社交能力、專業協調能力，當然還包括跟整個團隊之間人際關係的處理問題，我覺得都是人生大課堂。
坦白說我自己做的不夠好，但是我希望有朝一日更多的小夥伴，年輕的具有國際視野的一些同事，可以進入到這個崗位當中來。今年可能電影資料館也是準備招一個電影策展方面的一個人，我覺得這個人還是很幸運的，他到了資料館正規地進行大量影展的時候，已經非常成體系化，他進入到這個崗位當中來的話，我相信未來他可能會成為整個業內的一個可以被關注的新生力量，我心裡也對他進行祝福吧。
張嵐：影片邀片這邊，我覺得剛才沙哥說的所有的素質，我們這邊也都需要，但是我覺得主要說幾點我覺得邀片的同事們需要具備的素質。第一點，他不一定像沙哥他們那麽懂電影，但他需要熱愛電影，它需要覺得為一部影片付出努力是值得的，就是他首先要對電影充滿了熱愛。
其次，他需要有足夠的獲取信息的能力。因為一個影片它可能從你從imdb上查到一個聯繫方式，這是遠遠不夠的，你可能還需要翻牆呀，上個Facebook，上個YouTube，然後在上面找到導演的私人的账號，然後甭管你用什麽樣的方式，就是要上天入地把它挖出來，你要能有去追根刨底的決心，你需要有不同的渠道，你能通過一個片方聯繫到許多的影片，哪怕影片不是這家片方所有的，就是你需要渠道非常多，需要有一個開拓思路的能力。
第三這肯定是語言能力。我覺得在邀片的過程中，我們遇到很多影片片方其實要求並不是那麽高的，確實有，就是溝通容易的，可能對你的英文水準要求不是很高，你只需要那些商務對話就可以，我需要什麽、多少錢，我需要放幾場你給我做什麽，就是那些固定的詞匯來回來去堆積就可以。但有的時候真的需要有一個好的語言基礎去說服一個影片的片方，你用什麽來打動他，就是要用你的文字、你的語言來說服片方。
你跟他講我們的電影節到底是怎麽樣的一個規模，你的影片到底是如何重要，你要用你文字的真情實感感動他，讓他覺得，好吧，支持這個影片在你們那放映，儘管可能得不到任何一絲的回報。小小的版權金對有些片方來說真的是微不足道的，我為什麽要把片子給你，那你只能打動他，你只能把這件事兒上升到一個高度。
放黑澤明為什麽重要，我們之前做了什麽樣的功課，你只能是想盡方法地用語言表達給對方讓他能感受到你的真情實意，這個時候片方才有可能把片子給你，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很好的語言基礎。
然後最後一點，我覺得他需要有持之以恆的韌勁。不管是哪一部片子，我覺得像今年的《徒手攀岩》，是我們堅持到最後想要邀請的，我們中間從來沒有放棄，在最後展映的片單上面永遠都有《徒手攀岩》的名字，就是先放著。這個暫時解決不了，我們先放著，我們就一直放著它。
還包括《何以為家》之前也是在我們展映片單上，但是這部之前我們並沒有死追是因為它其實之前已經在別的電影節上放映過了，上影節去年就放過了，但是從質量上來說，我們還是希望能力保。像以上這兩部片子永遠掛在我們的片單上，好像不到電影節二次開票開始，我們都希望能爭取到這個影片，所以你一定要有足夠的心理素質，覺得沒問題我還能有希望，我還能堅持，我還要堅持。
像前兩年我們當時為了爭取《卡羅爾》也是同樣的情況，我可以寫一封信給片方，我可以再寫一封信給使館，我可以再寫一封信給片子的代理人。就是哪怕有任何一條路還有任何一絲光給你，你都想我一定要試一下，就是你要想盡一切辦法破釜沉舟要把這個片子拿到，一定要有這種決心。我覺得這幾點這四點是我認為一個優秀的邀片人需要具備的條件。
沙丹：我最後就是再總結一句，其實國內的各個電影節之間，說心裡話可能存在著一點點良性的競爭，但是也絕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競爭。我們如此投入地去爭取這些影片，其實不是說要搶什麽，斷別人的路，我覺得是我們為我們自己心裡保存的那一點點對電影的激情奮鬥，我們是為自己去努力，只有我們先做到為自己去努力之後，最後才能把這樣一些成果奉獻給觀眾，讓觀眾滿意。
我說的是自己的真心話，我希望我們所有的團隊人員，最終都能夠在實現自己的一些理想和欲望的基礎上，能夠最後普惠於他人，最後讓整個電影節成為一個比較完美的活動。
然後觀眾會說經過這一年電影節之後，我還期待明年電影節，第十屆北京電影節還能趕緊來，這就是一個特別好的感覺。
我今年每天在各個影迷群裡，都能看到觀眾做的自己的票選。我們自己每天會給觀眾做一些推薦，但說實話觀眾很多時候也不需要你推薦，人家都有自己的每年的打分，那些推薦有一個大排名，我覺得觀眾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我看了之後我就知道說，觀眾是否更喜歡看老片，還是更喜歡看新片，喜歡看什麽樣的新片，可能都是未來非常重要的一些支持和參考。
明年第十屆北影節一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節點，也是一個對十年電影生涯的總結。可能電影節需要從形式，包括節目、活動策劃等各個角度來說，都需要做一個階段性的總結。也許可能會有更多的友節的一些官員、包括活動策展人會到北京來，那時候我們可能會共襄盛舉，我們也期待到那時候跟大家可以奉獻更好的一些活動，希望大家對我們抱有信心。
張嵐：我覺得還有一點我想補充的是，我和沙哥只是我們整個北影節團隊裡的兩個人，然後我們倆的工作肯定是相輔相成的，沙哥策劃好的片子策劃的越完美，我們幫他實現了之後，呈現的效果就會越好。但不僅是我們兩個人，我們有一個一個非常堅強的團隊，我們有國片邀片的同事，有外片邀片的同事，有負責字幕的，負責對接影院的，負責接待嘉賓的。
我記得今年有一個志願者問我，他提到了我們當時團隊裡的一個人，說這個老師是不是特別厲害？我當時就在那想了一下，我突然想到我們整個團隊都特別強大，我們沒有軟肋，我們整個團隊都特別的完美，所以還是挺感謝這支團隊給了我們這麽多幫助，然後大家互相理解，能一屆一屆地完成電影節的工作。
沙丹：最後還要謝謝其他輔助支持我們的北京其他的一些藝術機構和負責人，包括像百老匯MOMA的楊洋，領了11場的電影節活動，而且每天都要盯著。專業主持人是一個很難的一個工作，他們有自己比較好的團隊，讓電影當中的很多交流都非常的順利。
此外要感謝“曉島”的蕭歌，因為你們，讓北影節第一次的大師班活動取得了很好的社會反響。
我覺得電影節真的是需要很多人，而不是只是我們這一二十個展映單元的人去來做。電影節大家共同努力，觀眾最後才能滿意。作為北京開春之後第一個公共性的、綜合性的國際大型活動，我們衷心希望在每年4月份的時候，能請大家到北京來看世界最好的電影，不斷地給業界和影迷帶來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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