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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漢學:看俄羅斯人談論宋代詩詞

中國最著名的文學理論著作之一——劉勰的《文心雕龍》開篇《原道》闡述了許多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意識中的基本觀念,即人文根源於宇宙自然之道,其實質特點也從中得以體現。書中有專章講述永恆運動演變的文學的特徵,分析“通變”(繼承與革新)原則,明確文學“通變”的複雜特點。劉勰和他的許多前輩一樣,除了主張絕對先驗之源對文學創作的作用外,甚至特別強調文學演變受製於社會狀況。《時序》開篇斷言:“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

宋朝時,國內普遍的文化熱潮引起了中國名流雅士探秘詩詞創作的傳統興趣,他們愈加敏銳地重視詩詞的發展路徑,亦通過新的美學批評體裁“詩話”論及諸如唐代和當時各種有影響的、著名的詩詞流派。呂本中(1084—1145)的一本有名的文集已經以“宗派”概念命名,其意與“流派”和“派別”相近。

清朝時在收集和保護宋代詩詞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有吳之振、吳自牧、呂留良編選的《宋詩鈔》和《宋詩百一鈔》。編選者認為:“嘗鼎一臠”和“窺豹一斑”即可看出宋代詩詞的宗派。毛晉的《宋六十名家詞》、朱祖謀的《彊村叢書》和王鵬運的《四印齋所刻詞》最為有名。吳之振在《宋詩鈔·序》中說:“自嘉隆以還,言詩家尊唐而黜宋。宋人集覆瓿糊壁,棄之若不克盡。故今日蒐購最難得,黜宋詩者日腐,此未見宋詩也。”《宋詩鈔》“是一部複興宋詩的重要文獻”。

除此其他重要的影響,以往詩集中,文人讀者習慣的導言促成了“詩話”體裁的繁盛。顯然,此類論作的數量在當時已六百有余,其特點是試圖從理論上對於創作過程進行探討,系統全面地分析詩詞作品,針對一些詩詞創作觀進行集中地評論。詩話的作者們以13世紀末嚴羽著名的論著《滄浪詩話》中給出的規範和標準,劃分宋詩流派。嚴羽(《滄浪詩話》)提出要考慮詩作中立志的高度,以及哪些古籍被輯選為典範。

對於禪宗信徒重要的原則是:詩人的“妙悟”程度。嚴羽指出詩的九類風格及其主要品質,但同時也強調:“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嚴羽用專章說明如何根據不同的歷史階段劃分特殊的詩人群體、詩文風格,例如,“建安(196—220)體”“永明(483—493)體”等等。

另一原則則是詩詞巨匠的個性、詩詞品味和創作風格,譬如“李長吉體”(李賀,790—816)和“杜牧之體”(杜牧,803—853)。中國文學思想史上的知名專家郭紹虞指出,其中“不同範疇混雜在一起——‘體’‘格’‘法’,因此讀者不能輕易地獲得清晰的概念。由此,明清時期對詩歌的探討儘管也遵循著先前嚴羽的見解,但是這些探討的脈絡更加清晰,並沒有陷入類似的概念混亂”。

但或許現代學者對宋代作者太過嚴苛了,到目前為止,各國的文學理論中並未有統一的派系概念的著作,有時候這些概念還被混同於藝術手法或者風格、混同於文學學派或派別。在《中國詩學史綱》中,余藎指出:“論詩而產生理論與創作的派系,始於宋代……詩論流派的出現,說明論詩從個體性演進到集團性,說明某種理論已自成體系,它反映了某一時期的創作風貌,同時又會對創作產生一定的影響。”

嚴羽憑藉其開創的詩體確立學說將宋詩劃分為七種風格,並以詩詞主將的名字命名,即:東坡體、山谷體、後山體、王荊公體、邵康節體、陳簡齋體、楊誠齋體。

清代完成了標準體系的構建,總體上為論說某種流派的文學演變過程奠定了基礎。這一坐標系的確定包括了公認的藝術手法中共同的語言特性、審美旨歸的相似性、唐代某一時期或者唐代某位權威的詩詞大師的詩詞取向和詩品、宋代獨特詩風者的出現、精神和創作意識相近並且友情密切的詩人群體的學養、不同流派和詩詞作品中觀點和創作實踐的對立。

人們可以注意到,各種派系對待宋代最重要的社會問題的態度是相似的,但是應該指出,佔據首位的首先是詩品和詩體,而非內容特色。由於歐洲在近代才出現文學流派,我們自然無法全面揭示中世紀中國文藝思潮的重要特徵,意即作為發布綱領聲明或者重要的原則地位的審美共同體一員所具有的清晰的認識。顯然應該考慮到,宋代詩詞派系受製於歷史時代,其特點形成於中華文明和文學發展的傳統屬性。與中世紀歐洲各國情況相比,這一特點中包含了很大的世界觀的自由,在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下,表現為複雜的三教合一的儒釋道思想觀念體系結構可以相互改變。

詩人的人生路線各不相同,生活環境形成了其獨特的精神面貌,詩人在詩中自由地表現自己心理和情感的變化狀態,唱和令其激動的詩題。具體詩人與派系的關係特點和因緣在此也是多種多樣,可以取決於友情,可以接受相近的詩品詩風。因此無論是宋代還是此後的文學家,都自由地依賴著這個或那個學派的經驗,也可以在某時再站到別人的審美立場上。譬如,大詩人陸遊(1125—1210)45歲以前受到江西詩派創作原則的強烈影響,後來他果斷地毀掉了他們的很多詩作,隻留下大約150首。另外一位著名詩人楊萬裡(1127—1206)燒掉了他35歲之前所作的所有江西詩派風格的詩作,開始創立自己的詩風。

人的因素在清代劃分派系的標準中獨具魅力,“人以詩名,詩尤以人名”的觀點在社會中盛行。清代大學者、文學家龔自珍(1792—1841)堅信:“詩與人為一,人外無詩,詩外無人,其面目也完。”而宋代因為書板印刷術的大發展,以往朝代和當朝詩人的文集得以廣泛傳播。文人們都清楚地了解其他人的創作,他們各有自己的偏愛,因此有時是有意識、有時則是客觀地形成了各個派系。宋代文人和普通的詩評者都能夠出版單一風格的詩集,這個詩集又成為了追隨新的詩風者的典範。

在1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裡,詩人楊億(974—1020)編選了《西昆酬唱集》,輯錄了17位作者表現其時詩風的248首五言和七言詩。這部詩集的作品詞藻雕琢、典麗,詩律考究,精湛地體現出唐代大詩人李商隱(813—858)的詩歌手法和風格。這種詩體盛行了幾十年後遭到否定。

北宋末期,呂本中輯選的文集奠定了黃庭堅(1045—1105)和其25位追隨者的詩派及其創作綱領,江西詩派因此形成。他們將唐代詩人杜甫、韓愈(768—824)、孟郊(751—814)、張籍(768—830)的詩歌技巧奉為圭臬,要求作者博學多才、藝術地師承前代詩文之意之辭。後代詩人亦受此詩派的影響。

南宋末年,杭州書商陳起出版了一部詩歌總集《江湖集》,收錄了百餘位詩人的詩作。題詠浪跡江湖的生活和大自然的美麗是本詩集總的特點。江湖詩派存在了八十來年,直到宋朝末年。詩話作者始終都在審視宋詩與唐詩創作遺產的關係。在他們看來,宋詩或是沿襲某個時期的詩風,或是追隨某位大詩人。嚴羽、方回(1227—1306)、戴表元(1244—1300)的《滄浪詩話》等都認識到,學習白居易是仿效其通俗易懂的語言和以社會為題材,形成了“白派”,或者根據詩人的號得名“香山派”。

當時這一流派的對立面是“晚唐派”,代表人物崇尚“賈島(793—865)體”,精益求精、字斟句酌。有些詩人是隱士,有些甚至是佛教僧人。這一流派存在的時間不長,總共五十年左右。首先同大詩人和傑出的散文大師歐陽修(1007—1072)名字聯繫在一起的首先是宋代古文複興運動,旨在複興古代儒學的精神價值,解決迫切的標準文字問題。歐陽修和具有相近社會美學觀點的文人們客觀上建立起來的詩派,對於宋代和後世詩詞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由於歐陽修派尊崇唐代文人大師韓愈的精神和文學遺產,因此這一流派有時也由於韓愈的別稱名為“昌黎派”。

學者們至今仍然對王安石(1021—1086)的政治變法活動的特性爭論不休,但是對於他的美學天賦和詩詞貢獻卻沒有任何爭議。他的原始詩風為許多詩人所借鑒,詩評家大都認為有必要將其劃分為“荊公體”(據其名號)或者“臨川派”。

蘇軾(1036—1101)以其實力、灑脫、過人的才氣和禪意、人文情懷、對生活的熱愛,長時間地吸引了一批學生和追隨者。“東坡派”(據其名號)表現出獨有的詩詞特點。

文學評論家主要依據詩學特性和作品風格劃分流派,內容特點並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因此,面對北方外族侵略,以高超的詩藝表現對故土的熱愛、對普通民眾的同情、對淫逸政權譴責的許多南宋大詩人,有時只是基於其創作初始受到江西詩派的影響便被歸入了江西詩派。這些詩人的詩作特點確實是在這種情況下得以被認識並因此被劃為獨立的流派。大文豪全祖望(1705—1755)寫道,建炎(1127—1130)後,詩人陸遊(1125—1210)、楊萬裡(1127—1206)、范成大(1126—1130)給宋詩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改變。清代汪槐堂在厲鶚(1692—1752)所輯《宋詩紀事》的序言中對此也有論及。

而作為對南宋末期江西詩派追隨者復甦的反叛,又產生了“永嘉四靈派”。之所以有這樣的稱呼,因為其四位詩人都來自於永嘉郡(今浙江),而且每個人的字裡都有個“靈”字。四人中以徐照(?—1211)為首,他們四人都寄情山水風光,注重日常生活所感,追求最自然的語言表達。

過去,對於宋詩派系可能的圖景有著各種各樣的說法,這張派系圖首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文人群體間創作生活不同的客觀現實。這些在時空順序中或者同時完成的詩詞,見證著宋代文學的不斷發展變化。其次,這些派系劃分也是同代人和後世評論家理解宋代詩詞世界、理解其存在和發展的見證。再則,對於派系的劃分也呈現出文學現象評價中傳統的審美旨歸和方法。當今宋詩研究者因而完全有可能修正自己的論斷,避免錯誤地認定當時的文學現象和進程。

宋代的中國人同傳統美學體裁“詩”一樣開始確立起新的體裁“詞”,且盛極一時。16世紀上半葉張炎率先將詞派的劃分付諸實踐,分出“豪放派”和“婉約派”。宋詞史上的這種劃分持續了大約五百年,但最近25年來人們開始認為這張派系圖無法完整地囊括宋代的不同詞派。1999年,劉揚忠在其精彩的原創專著《唐宋詞流派史》中,通過對具體的宋詞史料的分析揭示出各個詞人群體及其相近的思維方式、取向和詩詞結構,以此論證其關於成功有效地劃分文學流派、再現藝術進程及其規律的重要思想。

本文選自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中國古典詩詞論——謝列布裡亞科夫漢學論集》

ISBN978-7-301-28414-8

作者:謝列布裡亞科夫 著

李明濱 張冰 編選

作者簡介

Е. А.謝列布裡亞科夫

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教授、著名漢學家,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特別是在中國古典詩詞翻譯研究方面,在對中俄文學關係、中國古代文學經典複雜的語言思想關係進行科學地闡釋等諸方面,有著極高的造詣和世界影響,著述豐厚,其中包括《杜甫評傳》(1958)、《陸遊的生平與創作》(1973)、《中國十世紀的詩詞》(1979)等專著,以及陸遊的《入蜀記》(1968)、茅盾的《動搖》(1956)等譯作。同時,他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俄羅斯漢學家,與中國的俄蘇文學翻譯界,特別是與著名翻譯家曹靖華有著長久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誼。本書收集並譯介了以上幾方面的代表性文章和評論,將其畢生漢學成就的精華展現了出來

本文轉自:北大外文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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