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宋朝的夜市，就不再貪戀唐朝的繁華

看過宋朝的夜市

就不再貪戀唐朝的繁華

在中國歷史上，實施禁夜令最堅決的莫過於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徹底的莫過於宋朝。兩相比較，宋朝經濟之繁榮、市場之茂盛、物資之豐富、商業之發達，遠超過唐朝。就因為一個禁夜，一個不禁夜，一字之差，天壤之別，這才開始中國人的全日製中國。一天二十四個小時全部屬於你自己，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講，絕對不會將其當一回事的。然而，對唐朝人而言，對宋朝人而言，卻是一個獲得全部自由和失去部分自由的大問題。日本歷史學家內滕虎次郎的“唐宋變革論”，認為唐朝為中世紀的結束，宋朝為近世的開始。我認為，取消禁夜令是這次劃時代變革的分界線。如果說，唐朝是中國遊牧社會的最後騰起，那麽宋朝，則是中國農業社會過渡到商業資本社會的最早輝煌。

一般而言，對唐朝，人必稱盛唐，對宋朝，人必稱弱宋。唐之盛，盛在其武功雄偉、軍威將強、征服藩屬、拓土開疆的光榮上；宋之弱，弱在其國土仄狹、強鄰壓境、納貢求存、苟且偷活的猥瑣上。盛唐，是收保護費的，弱宋，則是交保護費的，一收一交，強弱立見。不過，從治和亂的角度來評價，唐朝的亂世之長，治世之短，適與宋朝的治世之長，亂世之短相反。“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唐自高宗以後，非弑械起於宮闈，則叛臣訌於肘腋，自開元二十餘年粗安而外，皆亂日也。”所以，唐詩人元稹的《行宮》詩，才有“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的憧憬太平往事之語。而宋朝，“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麻，田野日辟。”當神宗朝發動對西夏的戰事，大宋臣民已經過了百十年的和平歲月，根本不知兵戈為何物。

治世與亂世的差別，不用多長時間，就能看出分曉：一，打仗要死人，人口必縮減；二，戰爭要破壞，城市必完蛋。唐承隋末大亂，宋繼五代戰火，兩朝所接的爛攤子，基本相似。唐初人口為兩千五百萬，宋初人口為三千萬，兩朝人口總量大致相同。從唐初到安史之亂前的天寶十四載（755年），用了一百○六年，人口達到五千三百萬。宋初到靖康之變前的大觀四年（1100年），用了一百○四年，境內人口竟超過一億，前者翻了一番，後者翻了兩番。唐朝經安史之戰、節度之禍、藩鎮之爭、黃巢之亂後，國家殘破之極，靖康之變以後，國土銳減的南宋，其人口總數仍與鼎盛時期的唐朝持平。

唐朝人口超過十萬以上的城市為十七座，宋朝人口超過十萬以上的城市為五十二座，顯然，治世長的宋，其人口繁殖速度，其城市建設規模，要大於快於亂世長的唐。宋朝的首都開封，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過百萬。唐朝的首都長安，佔地面積大於開封，人口也過百萬，但長安“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坊和市分開，實施封閉式管理，日暮鼓動，戶戶關門，坊市禁閉，路人絕跡，唯有邏卒。黑夜是真正意義的黑夜。宋朝的首都開封和杭州，則是不夜之城，由於坊市合一，沒有營業時間和營業地點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開場，間有鬼市，甚至還有跳蚤市場。人來客往，買賣興旺。“處處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絨線、香燭、油醬、食米、下飯魚肉鯗臘等鋪。蓋經紀市井之家，往往多於店舍，旋買見成飲食，此為快便耳。”

清明上河圖

有一幅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現存故宮博物院，畫的是鼎盛時期的開封，立刻給你一種生氣勃勃的視覺感受。在這幅畫上，你看不到唐時長安那雄偉、堂皇、氣派、大度的王者風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競競營營，店鋪之財源滾滾，車馬之喧囂過市，仕女之豐彩都麗，文士之風流神韻，建築之鱗次櫛比，街衢之熱鬧非凡，絕對是唐朝的長安、洛陽見不到的物質繁榮，經濟發達。

在中原地區稱帝為王的朝代，以宋朝的面積最小，而小到最不堪時，宋高宗只剩下浙東和東海幾個島嶼。即使其最大時，北宋的國土面積也只有唐朝的一半。長江以南的南宋就很可憐了，只有明朝的三分之一，或清朝的五分之一。而這個王朝卻能每年給北方惡霸鄰邦，交數十萬銀子、數十萬匹絹為保護費免遭戰火。居然這項花費，隻不過佔整個國家總收入的十分之一。西夏、黨項、遼、金、元理直氣壯地要這批銀絹，因為是納貢。宋王朝雖然也不大願意掏，因為名義不好聽，你在下，他在上，不過想到老子有錢，掏出一點打發這些窮要飯的花子，也還是一種精神的勝利。

清明上河圖

可以斷言，一個實施禁夜令的朝代，其臣民不可能會全心全力。儘管禁夜令不枷不鎖不系繩索，然而這種精神上的枷鎖，心靈上的繩索，即使剝奪部分自由，那也無從談積極性和主動性。大宋王朝能夠以突飛猛進的姿態，創造出比其前朝、比其後代的巨大財富，應該說，是取消禁夜令，把夜晚還給老百姓的結果。某種程度上類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三中全會以後，不再提階級鬥爭為綱，調動了中國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出現的改革奇跡那樣。人心齊，泰山移，人的能動性，要是激發出來，確實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

從國家年度財政收入來觀察，盛唐不如弱宋遠甚。在平常年景下，北宋歲入為八千至九千萬貫文，南宋歲入為一萬萬貫文，唐朝歲入為三千餘萬貫，不過是宋朝的一個零頭。宋不僅強於前朝的唐，與後朝明、清相較，也不遜色。明朝隆慶五年（1571年）國家收入為二百五十萬兩，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國家收入為四百萬兩，按通常一貫銅錢兌換一兩白銀換算，那麽，北宋歲入折合八百至九百萬兩，南宋歲入折合一千萬兩。明朝的歲入，不過為北宋的二分之一，為南宋的三分之一，不免相形見絀，更何況明朝領土和人口均大於宋朝，尤其南宋，只有半壁江山，看來，明朝臣民，真是很丟臉，從皇帝直到平民，乾勁都不如兩宋。清朝順治七年（1650年），歲入為一千四百八十五萬兩，離宋朝最高年收入一千六百萬兩，尚有差距。一直到道光、鹹豐年間（1850左右），經濟總量才稍稍超過兩宋。可清朝的人口總數此時已達三億，比之宋徽宗時期的一億，多出兩倍。一億人和三億人所創造出來的財富相等，夫複何言？有人做過這樣的統計，南宋以五千五百萬人口，佔全世界人口總數百分之十五，創造了世界財富百分之七十五。而1700年到1820年清朝康雍乾所謂“盛世”，中國的經濟規模在世界的比重，也只有百分之三十二，而人口卻是世界總量的百分三十六，這就是大宋王朝的老百姓，在走出“禁夜令”以後的經濟奇跡。

因此，宋朝絕非我們印象中這個積貧積弱的恥辱王朝；積貧積弱是事實，恥辱蒙羞也是事實，北宋最後兩個皇帝被敵國捉走當了俘虜，死在異國他鄉；南宋第一個皇帝被打敗只能逃到海上存身，倒數第三個皇帝被元人抓走，最後一個皇帝逃到海上也不得不被大臣背負著跳海，在中國封建王朝興亡史上，再沒有比兩宋王朝更讓人泄氣的了。然而在強敵壓境、戰亂頻仍、俯首服低、花錢買和平的三百年間，宋朝人卻創造出經濟上的極大豐足、文化上的極度輝煌，卻是他朝難以望其項背的。中國人的三大發明，羅盤、火藥、印刷術，就是這個積貧積弱的恥辱王朝，對於歷史做出的偉大貢獻。人稱盛唐的李氏王朝，卻在這方面交了白卷。

取消禁夜令，釋放出來的區區生產力，也許很有限，但人們擁有一天二十四個小時的完全自由，那產生出來的精神能量，卻是無限的。美國歷史學家墨菲說：“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令人激動的年代。後來的世世代代歷史學家批評它，是因為它未能頂住異族入侵，而終於被他們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卻從960年存在到1279年，長於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壽命。”他認為宋朝：“完全稱得上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生產力最高和最發達的國家。”（《亞洲史》）

日本學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發展》中說：唐代“坊的制度——就是用牆把坊圍起來，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許向街路開門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經完全崩潰，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開門了”。加藤繁所說的“北宋末年”，準確地說應為唐朝末年，直至五代，禁夜令流於形式，漸漸式微，民眾也不太在乎了。《花間集》中張泌那首《浣溪紗》，就是一個例證，其首句“晚逐香車進鳳城”，明顯犯了夜禁。可同為晚唐詩人的張泌（842—914），要比溫庭筠（812—870）幸運得多，究竟小三十歲，加之又逢亂世，顯然，已不大堅持夜禁，他這才敢放心大膽地盯梢泡妞，也不必擔心受到“敗面折齒”的笞責。

從宋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裡的“州橋夜市”一節，我們約略知道北宋鼎盛時期的汴京夜晚，市面之繁華、商鋪之稠密、錢財之富裕、物品之豐足，恐怕連當下的開封，也無法相比。“出朱雀門，直至龍津橋，自州橋南去，當街水飯、敖肉、乾脯。王樓前獾兒、野狐、肉脯、雞。梅家鹿家鵝鴨雞兔肚肺鱔魚包子、雞皮、腰腎、雞碎，每個不過十五文。”接下來，從朱雀門的曹家從食，“直至龍津橋須腦子肉止，謂之雜嚼，直到三更。”而“東角樓街巷”一節裡，從夜到明，從天亮到天黑，宋朝的首都簡直就是一個不眠之城。“自宣德樓去東角樓，直至舊酸棗門，最是鋪席要鬧。南通一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以東街北曰潘樓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買賣衣物書畫珍玩犀玉。至平明，羊頭、肚肺、赤白腰子、妳房、肚胘、鶉兔、鳩鴿、野味、螃蟹、蛤蜊之類訖，方有諸手作人上市買賣零碎作料。飯後飲食上市，如酥蜜食、棗糕、澄沙團子、香糖果子、蜜煎雕花之類。向晚賣河婁頭面、冠梳領抹、珍玩動使之類。東去則徐家瓠羹店，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裡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餘座。內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裡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自丁先現、王團子、張七聖輩，後來可有人於此作場。瓦中多有貨藥、賣卦、喝故衣、探博、飲食、剃剪紙畫、令曲之類，終日居此，不覺抵暮。”

在“會仙酒樓”一節中，從汴京人的夜生活，其闊綽，其揮霍，也令人驚歎怎舌。“大抵都人風俗奢侈，度量稍寬，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隻，即銀近百兩矣。雖一人獨飲，碗亦遂用銀盂之類。”當時酒樓飯店所用餐具，悉以純銀打造，若不富得流油，豈敢如此奢華。在“民俗”一節中，“其正店酒戶，見腳店三兩次打酒，便敢借與三五百兩銀器。以至貧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銀器供送。有連夜飲者，次日取之。諸妓館隻就店呼酒而已，銀器供送，亦複如是。其闊略大量，天下無之也。”

然而這個好的開端，卻被身後的遼、金、元，以及西夏、黨項等強鄰扼殺。正如古希臘亡於古羅馬，古羅馬亡於日耳曼一樣，文明永遠屈服於野蠻。一個滿腹詩書、體單力薄的文弱書生，絕對打不過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赳赳武夫。這也是漢化得多一點的遼國，敗於漢化得少一點的金國，而漢化得少一點的女真人，卻敗於完全沒有漢化的蒙古人的道理。

可這個“黃金時代”，無論北宋，無論南宋，都是堅決不實施禁夜令的朝代，也許這是最值得記住的一點。

因此，這個朝代商業之發達，貿易之興隆，資本市場之出現，商品經濟之形成，上層建築之松動，政治體制之變化，文化生活之多樣，消費模式之趨奢……這一切，都來自於宋朝人一天得以掌握自己的二十四個小時，不視人眼色，不仰人鼻息，不受人製約，不求人保護的自由之果。

這也就是陳寅恪的名言：“華夏民族文化歷千年之演變，造極於趙宋之世。”然而，宋朝的意義遠不止此，嚴複曾經說過：“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這才是我們認識宋朝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