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風窗：重視“洋學生”無關“崇洋媚外”，只是利益使然

作者 | 南風窗副主編 李少威

7月9日，福建福州，一名外國留學生騎電動車違規載人，被交警攔下後目露凶光，步步進逼，推搡交警，口中不時發出猛烈咆哮。

交警身形明顯不如他健壯，只能步步後退，過往群眾看不下去，憤怒地將留學生圍住，並在增援的警察到達後將其制服。

人們都知道，妨礙公務至少會落得個治安拘留。倘若在美國，如果警察懷疑他攜帶凶器，則下場很有可能是“通過警察自殺”（suicide by cop）。

但對這位“國際友人”，原擬的處罰只是“批評教育”。

01

無關民族主義

無關民族主義，只是一種條件反射，此時我想到了兩個人，一個叫霍元甲，一個叫宮慕久。

沒有一個中國人不知道霍元甲。

壯碩的外國留學生逼近和攻擊交警時的身形、眼神和咆哮，會讓人想起霍元甲的對手們——儘管其中頗多藝術虛構，但這種藝術集中是對現實的提煉。

而霍元甲的對手們之所以如此蠻橫，要遠溯到1845年的宮慕久。

他是當時的上海道台，1845年11月29日頒布了《上海土地章程》，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上海租界的根本大法”。

章程規定，南至洋涇浜（今延安東路），北至李家場（今北京東路），東至黃浦江，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面積約830畝的地方，劃為租界。

這就是外國在華租界的起源。

那時的清朝政府願意劃定租界，軍事上打不過別人是一回事，還有個很重要的文化背景：清朝的中國並不是個現代民族國家，所以對主權沒有什麽概念。管理外國人本就麻煩，他們願意集中在一起居住，何樂不為。

後來，租界在很多城市都雨後春筍一般地出現，成為半殖民地的標誌。

地盤只是硬體，和租界緊密配套的軟體，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中英《穿鼻條約》，其中規定“英國商民……與內地居民發生交涉獄訟之事，英商歸英國自理。”

也就是說，中國法律管不了外國人的違法行為。這條規定，後來演變為“領事裁判權”。門戶外放（今天叫“片面最惠國待遇”），英國拿到了，別國也就拿到了。

硬體和軟體一起，確保租界成為了“國中之國”。到末期，清朝統治者“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一旦發生外國人違法的情形，或中外居民糾紛，結果基本是中國人“認命”。

傳說中的霍元甲，是不肯認命的中國人對現實進行弗洛伊德式加工的產物：夢，是願望的實現。

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租界才徹底消失。1949年，別了，司徒雷登；1997年，再見，彭定康。

02

無關崇洋媚外

就事論事，山東大學學伴事件，其實沒有網絡上傳的那麽嚴重，唯一的問題在於表格內報名目的中的那個選項：結交外國異性友人。

把“異性”拿掉，“流量”就嗅不到腥氣了。

然而這種“疏忽”，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種心理現狀。不久前，該校招募25名中國學生志願者去輪流照顧一名受傷住院的留學生，回過頭來看，這樣的做法確實有點過。

洶湧的輿論，是長久積累的結果，山東大學成為了這一階段的靶子。

坦誠說，留學生享受特權，不是一天兩天了，至少在十幾年前我讀大學的時候就是如此。這幾年的情況，和部分高校加快“國際化”有關。

不管來自哪裡，學生素質如何，似乎只要在校園裡擺進一定比例的洋面孔，大學就“國際化”了。令人費解的是，這種情況不限於那些名氣平平的高校，還有一些國內頂尖高校。

當然，這不是因為自卑，也不存在所謂“洋大人”心理——事實上，大多數留學生並非來自強國、富國，相當一部分還來自本國的貧困家庭。

這只是現實利益的驅使。

誰都知道，大學是不是一流，主要看的是學術成就、思想貢獻和培養人才的能力，因而就要尊重學術、尊重思想、尊重人才。“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然而，現實很骨感。

高校管理的官僚化一直備受詬病。如果把某些高校內部當作一個小社會，那麽這個社會的結構一般是這樣的：

最上層是領導和行政官員，中間層是學生和後勤人員，最底層是教師。某些高校內部的科層化、官僚化結構，已經成為窒息學術、桎梏思想、扼殺人才的行之有效的機制。

曾接觸過幾位著名高校的高層領導，說實話，從中只看到“官”，沒看到學者和教育家，並且不想再見第二次。

有些高校，他們知道怎樣增加收入、製造政績，以及如何嘩眾取寵。他們在乎的主要不是培養人才，而是何種作為有利於仕途。

在這些人眼中，沒有一定比例的洋面孔，似乎學校就不夠國際化，就不能叫“雙一流”；因而，他們想方設法提高洋比例。這樣的教育理念，與真正的世界一流顯然相差很遠。

03

一些人，心裡還有“租界”

今天的中國，各種對外交往頻繁，和以前相比，人們更加開放、從容和自信。如果一些地方對外國人還搞特殊化，老百姓看著就很不痛快。

前面說清楚了，“洋學生”被抬得那麽高，給予無微不至的照顧，甚至到了違情、悖理、枉法的程度，無關“崇洋媚外”，只是利益使然。

只是，利益的介入確實創造了一片類似租界的無形領地，讓中國學生乃至老百姓都看著不痛快。

公共資源的使用，可以傾斜，但應該是對弱勢群體傾斜，而不應根據身份劃分對象，然後進行不平衡的分配。而對於享受公共資源的人而言，基本原則很簡單，一句中國老話：“非義不取。”

在一個相互連通的現代世界裡，對共同規則的接受與內化，是一個人能否體面地、有尊嚴地生活的前提。

所以，如果我是一名外國人，當我準備送孩子到中國高校去留學的時候，對學校的選擇一定非常謹慎，一定會留心避開那些整天把“目標”掛在嘴上，想出很多鏗鏘口號，對鑽進某個梯次、圈子有強烈欲求的學校。

這樣的學校最有可能對留學生給予特權式的照顧，但這不是對他們的尊重，因為這樣做除了害了他們，不會有其他結果。

大部分留學生是好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壞的，正如社會上好人佔多數一樣。這壞的一部分中，還有相當一部分在本國是好的，只有在中國時才是壞的。不止一位在國外有訪問學者經歷的高校教授告訴我，一些留學生，在本國規規矩矩，到了中國就肆無忌憚。

這說明，即便是對福州街頭那位凶狠推搡交警的留學生，我們也不必認定他是品性有問題。很大程度上，這是對部分中國人行為的效仿，也是制度性和人為縱容的結果。

這哪裡是什麽教育，根本就是“反教育”。

在邏輯上，這和過去中國各地的招商引資競爭如出一轍：為了招來企業，不惜以行政手段人為製造“窪地”，甚至到了毫無原則、不顧國家大局的程度。

“來幫我們投資的是恩人，來投資的老闆是親人，能打開招商局面的是能人，影響投資環境的是罪人。”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對汙染閉目不視，對安全問題聽之任之，帶來了許多社會成本，更釀就了許多人道主義悲劇。

然而，這些企業在中國之外時，卻表現得規規矩矩，甚至是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楷模。

所以，留學生問題，只是許多領域的共同問題的一個折射，這個共同問題就是——很多“在其位”的人，總會主動劃出一點“租界”來，以輔助實現某個狹隘的利益目標。

一頭溫馴的海豚，換個地方就發生物種轉化，變成凶猛的凱門鱷。那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中國已今非昔比，與外國朋友打交道，我們早已平常心。若某些人利益驅使，心中還有“租界”，這毛病得改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