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迷戀“大歷史” 一種宏大敘事的復甦？

太陽系概念圖。

說起“大歷史”，前幾年人們最先想到的恐怕還是黃仁宇的“Macro-history”，如今，有關“大歷史”的印象正在被蔚藍的宇宙圖景、進化中的人類、動物與現代物什所覆蓋。“大歷史”（big history）儼然不同於學術界通行的人類史，而是將人類史置於宇宙史大框架下，從宇宙開端囊括當今地球上的全部生命，乃至望進恍惚炫目的未來。

作為一種相當“非主流”的歷史路徑，“大歷史”似乎正在以一種富有時代特色的方式而被普通讀者和學院學者所逐漸接受。對於沉溺後現代小敘事、日常宅居的當代人來說，這種空前龐大的時空敘事尺度看似矛盾，卻也生逢其時。時空壓縮與信息爆炸讓世界變得扁平，我們似乎可以輕易地找到憑據描摹過去或預測未來，將自身安放在世界的初始與盡頭。“大歷史”的知識狂想曲，同樣也契合了這個時代個人的信息饑渴與知識焦慮。

迷戀 宇宙初始的渴望，宏大敘事的復甦？

“大歷史”對於宏大尺度的迷戀其來自有。很多人會將自己世界觀尺度的設定，追溯到某個決定性時刻。比如“大歷史”學者弗雷德·斯皮爾，在自己書寫知識狂想曲的開篇，便提到1968年阿波羅8號實現首次人類登月時，航天員威廉·安德斯的回憶：

“能夠親眼看到地球是那麽渺小，令我頓開茅塞，這就是最大的哲學，甚至完全打破了我以往所有認知的根基……把眼球貼近宇宙飛船的窗戶，就會看到差不多半個宇宙……那種感覺，倒不是地球有多渺小，而是地球之外的世界有多麽廣闊。”

激動萬分、又茫然不知所措地望向深處，這是一種被冷戰時期的太空探索與發現所打開了的目光。科幻小說家與“大歷史”學家都迷戀這種風景，但選擇了講故事的不同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所有“大歷史”學者都擁有跨學科、通文理的背景，或是綜合性知識的愛好者，這也影響了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大衛·克里斯蒂安與俄國、蘇聯史的宏大敘事淵源甚深，斯皮爾接受的則是古典荷蘭教育，包括拉丁文、古希臘文、英語、法語和德語，還有數學、物理、化學、地理和歷史。在接受教育的階段，所有知識都是彼此孤立的，不會從某個統一的視角加以陳述。21世紀的學科專業化是無可避免的趨勢，碎片化是它的後果之一：隻試圖求解較小較具體的問題。

“大歷史”敘事的取向和樂趣不同，它想做眾多學術研究成果的集合。我們很容易發現，“大歷史”書籍或課堂所傳授的，都是學術圈現成的知識。他們只是被重新嵌入了整體的宏“大歷史”框架中，或者被某種統一的歷史敘事形式所融合了。

這似乎是一門收集癖的學問。而這種做法似乎顯得相當“19世紀”，或者有點“博物學”氣質。不過，不同於依賴地方性知識、與百姓生活世界關聯密切的博物學，“大歷史”的知識譜系並不倚重具體經驗，而是仰賴人類全部科學知識的整合——我們的科學知識已經走到了數據庫的階段。

在純粹知識的堆疊之上，“大歷史”帶著講故事的熱忱，重建框架的野心，它熱衷於大多數學術研究並不特別關注的根本性問題。富有好奇心的人對近乎無窮盡的問題求取答案，構成永無休止的對話。“大歷史”具有百科全書式的特點。

“大歷史”有幾個主要的敘事線索。講從“大爆炸”肇始的恆星、新的化學元素、行星、生命，直至當今社會不斷提升的複雜性，這似乎有悖“熵增原理”。其原理是，複雜物必須不斷從周圍的環境中攝取能量方能維持穩態平衡的存續。這一方面說明，人類從外界攝取能量的能力不斷提升，另一方面也凸顯了當今時代的可持續危機。其次，“大歷史”強調“集體知識”，人類具有非常精確、有效地分享信息的能力，個體習得的知識能夠被存儲到群體和整個物種的集體記憶之中，從而實現世代的累積。在克里斯蒂安看來，這是人類能主宰整個地球並不斷提升自己複雜度的根本原因。

對於時間的內涵，克里斯蒂安有個非常量化的說法：假如將整個130億年的宇宙演化史簡化為13年的話，那麽人類的出現大約是在3天前。最早的農業文明發生在5分鐘前，工業革命的發生不過6秒鐘以前，而世界人口達到60億、第二次世界大戰、阿波羅登月都只不過是最後一秒發生的事情。這些事情讓人類用一些全新的視角看待自身，看待自己所處的星球，看待這一秒之前的“十三年”發生的一切事情。

質疑 簡易的世界觀？

“大歷史”的知識雖然大而冷，看似不夠實用，可一旦與尺度、格局與世界觀這類當代人為之癡迷的“境界”聯繫起來，就顯得“有用”起來。

在蓋茨基金會支持下，美國有一千所以上的高中開設“大歷史”課程。相比作為大學學科，“大歷史”似乎更適合以基礎教育的面貌出現。對於中國讀者而言，以色列怪才赫拉利的超級暢銷書《人類簡史》（連同此後的《未來簡史》《今日簡史》）帶起的“簡史”熱潮，讓“大歷史”變得更有存在感。據說赫拉利撰寫“簡史”系列的重點參考書就是大衛·克里斯蒂安的“大歷史”（big history）著作。如今學界也有《大歷史學刊》出版。

“大歷史”本身屬於易於行銷的那類知識，這是它的魅力也是缺陷，更準確地說，它符合當今人的知識現狀，人們渴望習得一套足以囊括所有知識的世界觀。張向榮在《漏洞百出的“簡史”，為什麽也能暢銷？》一文裡，提出了對於“大歷史”的警惕。他認為“大歷史”雖然比“簡史”更嚴謹，但二者能暢銷的秘密，根本在於能夠為讀者提供一個簡便易懂的世界觀。在他看來，“大歷史”犧牲掉了史實的豐富性，評論缺乏個性，通過構建一個結構簡單、結論易懂、內容豐富的框架，幫助讀者用最快的時間，把碎片化的新舊知識整合起來，給舊的世界觀打上補丁，升級知識系統，甚至全部替換。一個人要逐漸形成對世界的整體性看法，需要閱讀、理解、梳理、容納大量知識，並結合漫長的自身實踐；但如今，大多數人很難有這樣豐沛的精力和充裕的時間。“大歷史”及簡史類作品的出現，“展示著人類試圖消化掉現有知識的雄心壯志，也充分考慮了讀者能夠一次性、一口吃掉這些知識的便利性訴求”，但卻“無法進行深刻的沉思，最終只能拋出一個龐大的觀念，卻無法闡釋出一套具有啟發性、原創性的歷史哲學。”

從讀者群來看，得出這種結論看似無可厚非，畢竟“渴望盡早獲取新知識以預測未來商機的商界精英、害怕知識落伍被時代拋棄的白領、好為人師誇誇其談的‘交際草’（主要是男性）以及正處於世界觀形成期的學生”，的確是“大歷史”或簡史類著作的主要閱聽人。然而，換個角度看，這對於世界好奇、饑餓、緊張感和求知欲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如陶林所說，只要有一個契機把這種欲望引導爆發出來，那將產生非常巨大的能量。畢竟，這是時代的渴望，“大歷史”前所未有的整合能力，並非由這種研究或寫作方式本身生成的（“大歷史”的寫法甚至有些老套），而是時代階段的複雜性所賦予的契機。再沒有人能掌握全部知識，但這種收集癖般的欲望始終蠢蠢欲動。

新京報記者 董牧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