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信軍
唐代，是我國歷史上政治、文化、經濟最為穩定、繁榮的時期之一。政府視民族文化為中華脊梁，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全面提升國民素質，故這一時期的“道”文化，非常興盛。
唐詩在我國文壇上獨樹一幟，華麗典雅，深受世人青睞。詩歌作為道教文學的一大門類，從其誕生，就和經典、禮樂、教義緊密相連。其上承黃老、下襲莊周，故其文筆體裁，隱意靈章頗具仙風神韻。
如果從文風上來探究詩歌這一歷史現象的話，那麽早在東漢行世的《太平經》中，就能找到許多有關修身養性、評判時事的“七言詩歌”。
到了三國時期，道教詩歌的種類隨著道教活動的擴大和神仙聖跡的廣泛流傳而不斷增加。這一時期，不僅道門中人作遊仙詩，許多著名的文人雅士也創作遊仙詩，如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等等。
而到了南北朝，梁陳時的《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中收錄了《洞玄步虛吟》。這一文體在經過隋唐“步虛詞”的發展之後，逐漸成為一種文人雅士善用的獨立詩體，流行廣泛。
與“步虛”一脈相承的，還有唐宋以來的讚頌詞。在道教齋醮儀式盛行之際，道士、文人乃至皇帝官宦廣製道樂、道曲，並有讚詠詞的誕生。
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金籙齋三洞讚詠儀》和《玉音法事》譜輯，就是以唐詩、宋詞、散文等形式匯集而成，並留傳下來的寶貴文化和瑰麗篇章。
道教崇尚的最高境界是“自然”，主張“清靜無為”、“返樸歸真”、“謙讓”和“不爭”。“自然”是道教美學意蘊和教義的源泉。道教認為“萬物實有”、“萬物本真”。
只有真實的，才是自然的，故在此後發展起來的詩詞等文學藝術都追求自然天成，貴在抒發其真情真意。而性情的抒發是需要其心境寧靜而不受外物所擾，要實現對主體的超越，以虛靜空明的胸懷去觀照藝術形態之本真、本源，並使其與“道”融合為一。
由於受道教思想的影響，這一時期有關神仙信仰方面的詩作非常之多，如著名詩人李白。李白，曾皈依玄門，正式成為一名道士，在他留傳下來的近千首詩中就有一百多首是反映其信仰的。
縱觀李白的詩，大氣磅礴、浪漫不羈、超然物外、孤高飄逸，可謂一歎三絕，千古吟唱。李白入道後，在信仰上非常虔誠，如在其登泰山時所作的《登泰山詩》（泰山，為道教五嶽中的東嶽）中這樣寫道：“清齋三千日，裂素寫道經。吟詠有所得，眾神衛我形。雲行信長風，颯若羽翼生”。
而著名詩人張仲素在參加完正月十五的“上元節”道場後，由感而發的《上元日聽太清宮步虛》中說：“仙客開金籙，元辰會玉京。靈歌賓紫府，雅韻出層城。聲雜音徐徹，風飄響更清……誰知九陌上，塵俗仰遺聲。”
唐代大詩人李商隱，也是一位虔誠的道教徒，他在23歲時曾到河南王屋山的玉陽觀學道。道教的無為、不爭、謙讓而內斂的教義風格對他的熏陶很大。日常的耳濡目染和對隱文秘語的具體學習，為他的詩歌創作奠定了基礎，並影響了他超俗的人格、情感、思維與審美，鑄就了其魅力獨具的詩作。
李商隱的愛情詩在詩壇可謂影響深遠，獨樹一幟，如《嫦娥》、《重過聖女祠》等等，有的抒寫懷遠之意而情真語摯，有的則發傷逝永隔之恨。
其筆調、意境獨特，有的清新華麗，耐人尋味，如“滄海月明珠有淚”、“一夜芙蓉紅淚多”；有的用工典切，令人遐思，如“莊生曉夢迷蝴蝶”、“賈氏窺簾韓掾少”；有的構思奇妙，深情含蓄，如“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如果我們從人性的角度，從以人為本，珍視人的生命、生存價值去思考，道教的教義無疑對盛唐的詩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道教的這一終極關懷，讓中唐計程車大夫們從中感受到了個體的自由與輕鬆。
如盧綸在贈寫麻道士的詩中這樣說“煩君遠示青囊篆，願得相從一問師”，這表達了自己願意追隨麻道士研讀經典，皈依玄門的強烈願望。
許渾在《贈茅山高拾遺》詩中說：“雲中黃鵲日千里，自宿自飛無網羅”。詩人對自由自在，不受世俗束縛的生活是多麽向往。
又如晚年的白居易，他在《早服雲母散》中這樣說：“曉服雲英漱井華，寥然身若在煙霞。”這樣的詩句表達了他服食雲母散之後，宛如在煙霞之中飄飄欲仙的感受。
可以說，道教對生命、生存價值的教義取向及修為方式，為盛唐詩人提供了精神及傳統道義上的資糧，成為他們生命的歸宿、一種精神上的解脫。他們秉太上之寶訓“達其時則兼善天下，不達其時則獨善其身”。
可以說中唐的詩人們在道教中看到或者說找到了一種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這種方式體現了詩人對生命和自由的敬畏、珍惜之情及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其時代特徵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編輯：柯恩）
本文為李信軍授權騰訊道學編輯發布，文／李信軍，未經原作者授權不得轉載。喜歡該類內容歡迎上微信關注“騰訊道學”微信公眾號！（文章作者觀點與立場，不代表騰訊媒體的觀點與立場。）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