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奇帆：改革需要開放的推動力量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黃奇帆

　　改革需要開放的推動力量，開放需要改革的體制保障，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這是我國改革開放成功的重要經驗。

　　1個多月前，習近平總書記調研東北三省並主持召開深入推進東北振興座談會，從營商環境、發展動能、對外開放等6方面對東北發展提出了明確要求。借此機會，結合工作實踐經驗，我就遼寧、沈陽的進一步擴大開放，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和感悟。

　　一、中國對外開放的成就、意義和新時代新特徵

　　我國的改革開放從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從興辦深圳等5個特區，到沿海14個開放城市，再到27個沿海經濟開放區，逐步打開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40年來，我國的開放取得了偉大的成就，1979年到2017年我國對外貿易從109億美元增加到4.11兆美元，位居世界第一；累計吸引外資1.9兆美元，去年達世界第二位；外匯儲備從幾億美元增加到3兆美元。

　　對外開放，不僅使封閉的中國成功地融入經濟全球化，而且使全面開放的中國成為推動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對外開放，不僅能帶來外資，還能帶來優勢產品、技術和管理，帶來國際市場和貿易管道。

　　對外開放，不僅能帶來生產力的變化躍遷，還能帶來營商環境的變化改善，直接推動政府職能轉變、營商環境國際化、政企關係調整、外資和外匯管理體制變革、人民幣加快國際化。

　　對外開放，不僅能促進我國產業結構調整，還倒逼我國制度體制改革，原有的體制弊端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顯露出來，進而倒逼改革深化。

　　總之，改革需要開放的推動力量，開放需要改革的體制保障，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這是我國改革開放成功的重要經驗。實踐證明，哪些地方開放的早，改革與開放結合的好，哪些地方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就邁的大，經濟發展就快。

　　黨的十八大以後，進入新時代，我國的對外開放在“一帶一路”戰略指引下，出現了五個重要轉變。一是從擴大出口為主，轉為鼓勵出口和增加進口並重。近幾年，我國進口增長率一直快於出口增長率。當今世界，出口大國未必是經濟強國，但進口大國一定是經濟強國。我國進口規模的持續擴大，必將增強我國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的話語權。二是從引進外資為主，轉變為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並重。2013—2017年這5年，我國對外投資6928.6億美元，超過1979—2012年這33年對外投資的5526.35億美元，也超過這5年引進外資總量724億美元。三是從沿海地區開放為主，轉變為沿海沿邊內陸協同開放、整體開放。隨著“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京津冀協同發展三大戰略的實施，中西部地區內陸開放高地建設明顯提速，正在由過去的“跟隨跑”變為“齊步跑”，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正加速形成。四是從關貿總協定和WTO框架下的貨物貿易為主，轉變為FTA框架下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共同發展。在雙邊和多變自由貿易協定框架下，近年來，我國服務貿易呈現快速增長之勢。2017年，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達到4.7兆元，有力促進了我國外貿結構的持續優化。五是從融入和適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為主，轉變為積極參與甚至引領國際投資和貿易規則的制定修訂。我國以“一帶一路”戰略為引領，積極參與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成為開放型世界經濟的積極倡導者和堅定推動者。具備這五大新特徵的對外開放，必將為開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為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發揮歷史性作用。

　　二、以開放為抓手推動遼寧經濟三大重點領域釋放新動能、形成新產業

　　（一）以遼寧傳統優勢產業為基礎、戰略性新興產業為重點，形成上中下遊產業鏈一體化的產業集群，與之配套形成生產性服務業和產業鏈金融集聚區。現代製造業比的是核心技術，比的是資本，更是比產業鏈集群競爭能力。現代製造業不搞大而全、小而全的製造企業，而是將零組件、原材料、物流等上下遊業務讓那些對這些環節最有技術、能力強的企業去幹，能外包的盡量外包，形成水準分工的產業鏈。但是，考慮到分工體系在全世界，物流、效率、安全以及產業鏈間的溝通協調都是個問題，現代製造業又提倡在一個2—3個小時車程區域內，上中下遊70%以上的部件、關鍵件能夠垂直整合一體化。這種一體化能帶來四種效應：一是不僅有整裝廠的產出，而且包含上中下遊全產業鏈的產出；二是不僅有製造業產出，還帶來物流、運輸、銷售結算生產性服務業的產出；三是具有區域競爭力，外資無法隨時打包走人，搬一個製造廠易，搬一個產業鏈難；四是產業鏈集群互動，既能互相促進，又能逆周期抱團取暖。

　　（二）以“大智移雲”等顛覆性產業為主體，形成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的產業鏈集群。所謂“大智移雲”，即指大數據、智能化、移動互聯網和雲計算的綜合體。作為一種新型的顛覆性產業，東西南北中幾乎都在同一起跑線上，遼寧沈陽並不落後。搞雲計算的關鍵是需要建設數據處理中心（IDC）。配置大量伺服器，運行耗電，降溫也要耗電，南方搞必須要找涼快的山區，而東北溫度低，最適宜搞。在2009年日本大地震前，歐美上百萬台伺服器規模的數據處理中心堆積在日本，地震後歐美認識到放在日本不安全，近10年陸續轉移到亞洲其他地方。遼寧、沈陽既有溫度低、地質條件好的自然優勢，又有東北工業大學、中科院沈陽分院、沈陽電腦所、沈陽自動化所這樣人才和技術領先的優勢，要搶佔未來中國雲計算產業制高點，要站在國家大局角度思考，理所當然可以在大數據、智能化、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和雲計算方面努力，重點要發展創新雲計算的基礎設施服務（IaaS）、大數據綜合平台服務（PaaS）和智能算法服務（SaaS），這三種服務是“大智移雲”服務的產業鏈，是無法消除分離的三兄弟、三胞胎。總之，從雲計算、大數據、智能算法等領域的製造創新中心、標準體系、公共服務平台、軟體支持企業，到安全保障體系發展，涉及面很寬，幾乎包含了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聯網以及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最前沿顛覆性產業，對此，絕不能閉門造車，必須開放性、創造性的乾。這方面，可以與中國各大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服務商、企業、研發團隊進行共同發展“大智移雲”的戰略合作。前幾天，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提出了要把人工智能行業作為戰略性產業來推進，這對沈陽更是重大機遇。沈陽自動化所、機器人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很出名，東大東軟的系統軟體也是國內一絕，當然有基礎抓住機遇推動人工智能硬體、軟體系統演進更新，開發增強人機協作能力的智能系統，構建人工智能安全與保障、標準與基礎等發展環境，搶佔未來中國人工智能制高點。

　　（三）以保稅區、自貿區、中德合作裝備製造產業園、沈撫新區等為重點抓好戰略性新興服務業。沈陽是遼寧的中心城市，也是東北的特大型城市，更是遼寧省舉全省之力正在打造的國家中心城市。中心城市理所當然是服務業發達的城市，為此，要通過擴大開放，著力發展戰略新興服務業，聯同已經發展的傳統服務業，使沈陽成為東北地區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經濟中心。

　　沈陽現在開放的要件有保稅區、自貿區、中德合作裝備製造產業園和沈撫新區等，這些是中國當今抓開放最重要的關鍵要件。保稅區是境內關外的海關特殊監管區，不能簡單地當作鐵絲網圍起來的開發區，不能簡單地當作一般的工業園區來使用。保稅區是貨物入內免稅區，適合貨物貿易周轉，可以開展一般貿易、加工貿易、轉口貿易、離岸貿易和跨境電子商務貿易。上海外高橋保稅區10平方公里，因為做這幾種貿易，年貿易額1000億美元，稅收1000億人民幣，吸引了10000個做國際貿易的公司和20萬白領。2010年的業務量超過全國沿海其他27個保稅區的總和。為什麽發展的這麽好？因為它不是當成工廠在搞。

　　自貿試驗區重點是搞服務貿易，包括教育、科技、醫療、金融、商貿物流、跨境電子商務等服務業以及服務外包產業。要充分利用自貿試驗區的政策優勢，打造中國服務國家品牌，促進服務貿易創新發展，培育貿易新業態、新模式、新服務體系和政策框架，加強涉外資源整合，完善服務。在自貿試驗區建設中，開發要利用現有的商務集聚區、交通樞紐物流區搞服務貿易發展，千萬不要像建開發區、保稅區那樣征地動遷、七通一平、搞樓堂館所的開發，那樣最後的結果是基礎開發三年、形態開發三年、功能開發又三年，等把自貿試驗區政策落實到位是十年後的事了，黃白花椰菜都涼了。中德合作裝備製造產業園和沈撫新區開發同樣如此。為什麽叫新區？新區新區，不叫特區，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區還特。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現在特區能乾的事，新區都能乾，而特區沒有乾過的一些新區特色的事由中央支持乾。新區要乾新事，要五位一體乾新事，新區的產業園區應當如同中德合作裝備製造產業園那樣是全產業鏈集聚區、產業資本集聚區、龍頭企業集聚區、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和各種交通方式集聚的交通樞紐區。新區的創新園區是產學研一體化的集聚區，是孵化器、LP、PE、VC等投資基金的集聚區，是獨角獸企業的群棲之地，是東北地區創新驅動的標誌性地區、新興技術發展的制高點，是落實習總書記要求培育壯大新動能為重點、激發創新驅動內生動力的重要環節。

　　三、以優化營商環境為基礎全面深化改革推進開放發展

　　（一）為開放創造優良營商環境。加快建設高標準營商環境，對接全球高標準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和做法，包括知識產權保護、放寬市場準入、自由貿易區建設、保稅區建設、內外聯動與雙向開放在內的體制機制創新。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完善外資安全審查機制，營造穩定、公平、透明、法治的營商環境。擴大對外開放首先實現對內開放，要放寬民營資本的準入，推進金融、醫療、教育、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的有效監管、有序開放，提高辦事效率，降低制度成本。

　　（二）實現五個低營商成本。降低經濟運行成本、要素成本稅費成本和制度成本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之一，拉弗曲線、三去一降一補講的也是這件事。五個低包括：一是稅費成本低，對地方來說除了減稅，更多的在於費的實質性降低。二是物流成本低，物流成本的下降主要靠地方政府，要形成鐵路、水路、公路、航空的無縫對接，要著力建設最後一公里物流硬體，要形成2小時半徑的上中下遊產業布局。三是金融融資成本，主要在融資結構優化、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和信用體系建設等方面下功夫。四是土地房產成本，要在抵押貸款、地價控制、買地資金來源等方面予以控制。五是勞動力供應成本，要在最低工資標準、五險一金的費率和費基上做文章。這件事，上下都有共識。現在，不論是企業還是地方政府，誰都說要降成本，但解決這些問題，主要靠地方，不能把問題解決的方向對外，不問自身可做什麽，全部希望中央幫忙解決。實際上，“五高”問題80%不是靠中央、不是靠國家，而是靠地方政府改進管理，靠改變企業自身的運行方式和機制。比如物流成本，全國物流成本佔GDP的15%，在世界上比較高，原因是什麽？有三塊，一是鐵路、公路、水運、空運結構不合理，鐵路運能大、運費低（是公路的1/5），我們的鐵路那麽發達，貨運量隻佔總運輸量3%，為什麽？可不是鐵路部門不想運，實際上是最後一公里沒到位。大型工廠、貨場基地以及開發區幾乎都沒有鐵路進去，企業圖方面，卡車上貨點對點，成本就高了；二是多式聯運、無縫對接不到位；三是產業鏈布局不集約一體化。東邊往西邊運、西邊往東邊拉，往返重複。這些成本其實就是地方政府和企業能夠解決的問題。又比如土地房產成本高，土地批租收入作為地方預算外收入歸地方，地價高房價就高，房地產成本與規劃有關、批租方式有關、房產商買土地的資金融資方式有關，都是地方政府可以解決的。如果麵粉比麵包貴，不僅造成營商環境惡化，還在主觀思想上造成製造業無心發展、熱衷房地產、賺快錢。再比如“五險一金”高，一方面有費率問題，中央有關部門為此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要求，建議地方自行降幾個點；另一方面還有費基問題，怎麽算費基，大概念是地區職工平均收入為費基，你是把金融業等社會收入較高的人群與工商產業職工平均作費基，還是以產業工人平均數作費基，其高低有很大的不同，這需要地方政府根據實際情況解決。其他比如制度成本、金融成本，辦一件事讓人跑幾次成本就高，隻跑一次成本就低，金融生態好、品種結構好、服務體系健全等等，都是地方政府可以解決的問題。總之，搞好五個低成本，是營商環境的重要方面，也是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環節，要害在地方政府，要害在企業，要害在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管理能力。

　　（三）招商服務也是一種營商環境。招商中要遵循同等國民待遇、準入前國民待遇、尊重知識產權等原則，要搞好系統設計、互惠互利、資源互補。當下，在招商中要特別突出六個方面：

　　一是以產業鏈招商。按上中下遊產業鏈，利用已有的上遊企業招引中遊、下遊企業，利用中遊、下遊企業招引上遊企業，或利用中遊企業招引上遊、下遊企業，形成上中下遊產業鏈的優化配置。企業有利可圖，願意集聚在一起，招商就能事半而功倍。總之，一個能上下遊互相配套的、有較大市場規模的產業鏈體系，往往具有較強的產業集聚能力，能實現資源優化配置、降低運行成本，而這正是吸引世界級巨頭的撒手鐧。

　　二是以資本注入式招商。招商引資往往關注的是引進資金、資本，但在資本的時代，更應該關注引進能駕馭先進技術、人才、產品和市場的一流企業，並以本地能集聚的資本吸引這類企業。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項目往往投資額都很大，只靠企業自身的資本積累是難以持續投入的。比如液晶面板，中國缺口巨大，但投入一個項目少則三四百億元、多則五六百億元。儘管這類產品市場短缺、效益前景良好，但由於資本、技術門檻高，有能力乾的企業並不多。所以，這樣的項目既要資本市場的資金供給，又要有高科技企業的技術供給，還有產品供不應求的市場供給。

　　三是以牌照資源補缺式招商。包括上市公司、金融牌照、現代服務業牌照等重要的政府許可性資源，吸引沒有這種資源的內外資企業過來，通過捆綁項目或其他資產方式“投桃報李”，互相優化資源配置。尤其對差一口氣就談成的項目，在沒有這類政府許可性資源的情況下，承諾幫助企業向國家爭取所需牌照也是一個辦法。比如，一個大型企業集團，全國有幾十個工廠，每年幾千億產值，這麽一個龐大的系統，沒有財務公司的，我們支持他辦一個財務公司的牌照，財務公司要人民銀行、銀保監會批。我們幫助做好具體的溝通，以期有關部門批準。這也是招商引資的合理措施。

　　四是以收購兼並式招商。對現有的國有、民有企業資產，轉讓部分或全部股權，引入戰略投資者，是國內外流行的發展方式。對在本地發展不好的企業，可以通過引進國內外企業直接收購兼並掉，一方面盤活了企業，另一方面還引進了新的資本。對在外地或國外發展困難的企業，如果對該企業的行業特徵、核心技術、市場前景、財務狀況都有實質性的了解的情況下，方向看清楚了，也可以直接買斷對方的控股權、整體搬到本地來生產。

　　五是PPP合作招商。只要公平公正、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可以讓社會資本參與政府公共服務項目，這是合作共贏的招商。關鍵是要做到“五種平衡”：第一，凡市場化收費可以平衡投資的，比如高速公路項目，就完全放開，由市場主體來做；第二，凡當期收費較低、暫時平衡不了的，像供排水、停車場等項目，就可以通過逐步調價的措施，使項目最終形成投入與產出的大體平衡；第三，凡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不能收費的投資項目，要通過政府採購、分期付款的方式，把一次性投資變成長周期的公益服務採購，以時間換太空，形成長周期的投入產出平衡；第四，凡是特別大的投資項目，比如地鐵項目，沒有條件以採購方式推進運作的，政府就應配置土地等相應資源，使其平衡；第五，對土地開發整治等收益很高的公共服務項目，政府要限定投資者的收益幅度，不能損害公共利益，否則就是搞利益輸送。推進中，要注意嚴防“形股實債”的PPP，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諾回購社會投資的投資本金，不得以任何方式承擔社會資本的投資本金虧損，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社會資本承諾最低收益，不得將項目融資償還責任交由地方政府承擔，防範社會投資方在實際經營中亂收費、防止同類項目不同標準、防範灰色交易、防範項目遇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出了問題撒手不管。

　　六是產業引導基金招商。產業引導股權投資基金具有“四兩撥千斤”的功效，一般會產生1：3或1：4甚至更高的杠杆比。政府出資30億元，憑借良好信用，通過杠杆撬動，可吸收100多億社會資本參與，整個投資基金規模就會變成150億。這種放大效應，使財政資金可以更多投入到各種技改、科研成果產業化過程，還能推動企業重組和並購。同時，股權投資基金本身是一種市場化選擇機制，具有優勝劣汰功能，由基金管理人選擇項目投資，總體上會選到技術含量高、市場前景好的優質項目，從而助推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更新，是一種優秀的招商方式。

　　在招商引資中，要把是否有利於產業結構調整和帶動就業作為重要條件，要確定“三不招”、“五不搞”原則：不符合產業政策的不招、過剩產能和產出強度不達標的不招、環保不過關的企業不招，避免了“撿到籃子都是菜”。與此同時，不搞血拚優惠政策的“自殘式”招商，不搞眾籌招商，不搞P2P招商，不搞炒地皮，不搞炒房招商，防止招商引資的惡性競爭和亂象。

　　(本文作者介紹：重慶市原市長、第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