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一個國家的強盛是在小學教室的講台上完成的，基礎教育的意義可見一斑。在脫貧攻堅的關鍵時刻，一些貧困縣更清楚地認識到扶貧先扶智的重要性，而教育資訊化為“扶智”帶來了想象空間。教育資訊化能解決教育公平難實現、貧困地區缺人才的問題嗎？嵩縣思源實驗學校，一所深度貧困縣的“扶貧學校”，其近兩三年的探索給了我們一些啟示。儘管這種探索過程是複雜、艱難、漫長的，但更是充滿希望的……
——題記
從北京到河南嵩縣，需要先坐近4個小時高鐵到洛陽，然後驅車1個多小時到達嵩縣。
這是一個國家級貧困縣，位於全國14個連片貧困地區之一的秦巴山區，境內95%的面積是山地。截至2018年12月底，全縣還有貧困村40個，貧困人口7719戶。
嵩縣思源實驗學校，是三年前從城郊一片空地上建起來的。放眼望去：現代化的教學樓、標準的足球場、功能齊全的多媒體教室……讓人眼前一亮。
學校建的非常漂亮，社會對思源學校的期望值很高，張慶民也不允許自己把學校辦砸了。
“要把這些孩子培養成才，讓他們家庭能徹底脫貧，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張慶民卯足了勁，想讓思源學校追趕上來。
但校長張慶民一度很焦慮。全校3153名學生中，貧困生和留守兒童佔35.56%，任教老師一半以上來自農村，很多人來思源主要是為了進城。無論老師的能力，還是學生的基礎都普遍偏弱。
路在何方
把視線拉回到兩年前。2016年9月1日，嵩縣思源實驗學校落成。
在政府出資、香港言愛基金會捐助的情況下，嵩縣要建一所當地最大的“扶貧學校”，主要面向貧困家庭及農村留守兒童，是一所九年一貫製義務教育的寄宿製學校。
思源建校之初面臨的現狀是：很多學生從小父母不在身邊，自律能力、行為習慣很差，張慶民不得不發動全員參與管理——老師不僅要忙教學，還要管學生：夜晚去學生宿舍查寢，早晨督促他們起床、做內務。
用強管理的方式執行了一年以後，學生的行為思想發生了很多很大，張慶民覺得是時候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學上了。
彼時，與縣城同類學校相比，思源的教學品質排在倒數。張慶民心急如焚，開始四處取經。
有一年暑假，他開著一輛麵包車，載著學校十多個主力老師，從嵩縣出發，輾轉山東、安徽、江蘇、上海等地學習，白天訪談，晚上寫總結，幾千里路跑下來，積累了不少經驗。
“人是第一生產力”，在鄉鎮學校幹了近30年，張慶民對此體會很深。多年前，張慶民在一所鄉鎮中學任職，雖然教室還是土坯房，但老師們非常敬業，學生成績也好。隨著政府對學校的投入逐漸加大，這所鄉鎮學校教學樓蓋起來了，硬體也越來越好，但隨著多位教師去了縣城，學校教學品質立馬掉下來，直到現在也沒見起色。
如果沒有優秀教師，再好的硬體也教不出優秀學生——這個觀點不斷在張慶民腦海中印證。張慶民和很多鄉村教育從業者一樣，希望改變鄉村落後的教育情況。走在大城市的中學裡，他越發感到一種巨大的落差。
最近幾年，“智慧教育”概念興起，也吸引了張慶民的注意力，他開始接觸到智慧教育機構，了解到在智慧教育的模式下，學生是用平板上課，課堂上師生之間可以互動，教師的教學效率和學生的學習效率可以被提高。
但30多年的探索經歷也在提醒他，資訊化的確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培養足夠多的好老師，使老師們能扎根下來，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偏遠地區的教育問題。
2017年春天，言愛基金會向張慶民介紹好未來，當時張慶民並沒有特別看好，直到了解到好未來提供的是智慧教育方案，可以幫助思源教師隊伍成長，他開始心動。
為學校引進智慧教育解決方案，很快得到了嵩縣教育局長張松斌的支持。張松斌希望通過外部的優質老師對思源的老師進行面對面培訓，培養出屬於思源自己的優秀老師，逐漸從“輸血”走向“造血”。
磨合之路
與企業合作，張松斌在前期有顧慮。他不確定：一個來自北京且規模不小的教育企業與一個遠在河南深度貧困縣且條件薄弱的學校合作，是否適配？其教育理念、教學方法、資訊化手段雖然先進，但是否適合思源的老師和孩子們？
對於好未來來說，這是第一次服務於一所國家深度貧困縣的公立學校，壓力很大。
考慮再三，好未來決定派遣兩位老師常駐在思源學校。
經過調研，雙方決定從兩方面入手：
一是通過集體教研、集體備課、一對一磨課提高思源教師的內外功，外功主要側重板書規範、表現力、激情互動等教學技能層面，內功是知識體系的邏輯梳理。
二是基於智慧教育平台在教學中的應用，提高教師的資訊化水準。
智慧教育方案啟動，剛開始並不算順利，部分老師會有抵觸。
有著19年教學年資的張俊玉坦言當時有點“不屑”：“初中數學課程我可以倒背如流，我的學生都抱娃了，還讓我從頭磨課……”但在反覆打磨教案的過程中，張俊玉改變了看法。
那天，張俊玉和好未來的培訓老師鑽研過課本內容之後，按照要求開始準備個性化的教案。讓張俊玉沒想到的是，自己的教案“第一遍品質不高，毀了；第二遍不接地氣，毀了；第三遍形式不好，毀了……”
推倒了重來，反覆好多遍，終於打磨出了一份有品質、接地氣、形式規範的教案——張俊玉這才發現，原來好教案是磨出來的。
這樣的磨合每天都在發生。
又比如，對於一些教育理論和實踐，不少師范出身的思源教師本身具備基礎，於是，好未來的培訓老師轉換思路——對老師掌握或吸收不錯的內容，不再講；重點講思源教師沒學過或者薄弱的地方，比如表現力。
崔用亮2018年9月從北京趕到嵩縣，為思源老師做外功培訓。三短短三天培訓，他收到教師們寫下幾萬字感悟。
透過文字，崔用亮感受到了那些靦腆外表下掩藏的激情，還有對資源的渴望，“那些老師在代課壓力那麽大、學校事情那麽多、薪資又不高的情況下，依然能夠保持對教育的初心，很了不起。窮鄉僻壤，也有英雄好漢。”
相比幫助教師補足外功，修煉內功對於好未來團隊的挑戰更大。
好未來在啟動項目時從北京、上海選了一批頂尖老師給思源老師講解知識體系。課程雖然好，但是有些基礎弱的老師無法吸收。幾個月後，好未來師訓負責人楊海庚決定，調派與嵩縣同省的鄭州分校老師過來支持。
由於地域相近，鄭州分校老師講的內容，思源老師更容易理解。
思源中學初中物理老師周曉娜在聽課後總結：“過去一年，對我幫助最大的是‘內功’，我所有的知識都體系化了。”周曉娜學會了遇到新知識就自然納入自己的知識體系，讓新知識成為自己的東西。
這也改變了周曉娜的講課方式。以往，面對45分鐘的課堂，周曉娜從頭到尾講上30分鐘，然後讓學生做題；現在，在上課之前，周曉娜會給學生列出類似思維導圖的基本框架，再給學生層層解析，講解完畢後進行小結，最後通過練習來鞏固。
“智”造課堂
改革在繼續，變化也在接二連三的發生。
當時思源的老師們還沒從內外功訓練中緩過神，又接到一紙指令：過課，啟用智慧系統上課！
2017年暑假，思源學校配齊了54間智慧教室所需的2600台平板，全校教師參加平板操控培訓。好未來團隊與140多位老師進行一對一的技術輔導、過課。
在雙方的頻繁碰撞中，思源學校的智慧教育構想愈發清晰：抓住教師這個“關鍵”，教研教學是核心，資訊化是杠杆，以資訊化助力教學，打造數據驅動的智慧課堂。
學校的英語教師楊紅玉以為“這又是一陣風，風過了，也就過了”。但是學校三令五申，過課緊鑼密鼓，她開始意識到一支粉筆、三寸講台的教師生涯要結束了。
這必然帶來諸多不適感。
教師的備課壓力倍增：過去上課，老師們把重難點講清楚就可以了；現在不但要教課，還要教好一門課，需要花大量時間備課，做知識拓展。比如，一道題在生活中怎麽應用，與其他知識點有什麽聯繫，都要形成連帶。
不僅如此，智慧系統中的資源庫提供品類繁多、生動有趣的素材，備課平台會按照知識點設計課堂中每個環節要放入的教學內容。一段時間過後老師們發現，這樣操作雖然麻煩點，但能出“細活兒”，備課本就應該是“細活兒”。
這是初三（17）班“電學影像”專題課上的一幕：這節課已接近尾聲，學生們正在平板上做知識點測驗。教室前面的多媒體白板上顯示著“倒計時”，在臨近最後30秒時，所有人答題完畢。
周曉娜說：“哪位同學哪道題答錯了，後台看得清清楚楚，我會有針對性地給他輔導，直到聽懂為止。”“除此之外，每位學生不同階段有學情報告，什麽差補什麽。”
孩子們對智慧課堂的接受速度比老師還快，生動有趣的課件，為學生打開了一個更大的世界。
談起上課感受，初三學生張妙穎略帶羞澀地回答，第一次使用平板上課，讓她感到十分驚訝——講課內容竟然能用動畫展現。過去一年，張妙穎的成績從全校90多名上升到10多名，學習狀態也發生變化，老師評價說“以前攆著學，現在自己學”。
王明翼的進步更迅猛，從全校200多名跳到全校前20名，成為學校的勵志榜樣。王明翼很喜歡“小組上課”的形式，“大家面對面討論，一起解決不懂的問題，做錯的題目在智慧課堂系統電子錯題本中都有”。
在教育資源匱乏的山區，英語分級閱讀尤其受到孩子們的歡迎。12歲的閆照榮說，“很多同學下課也不去耍了，捧著平板練閱讀”，閆照榮是自己組裡的小組長，平板裡的英語小故事，閆照榮除了自己會跟著讀，也會提醒學習相對薄弱的組員背書、做作業，組裡的學生英語發音都得到了改善，見識也更廣闊。
新的學習方式培養了孩子的學習習慣，這讓老師和家長感到欣慰。系統會自動引導學生養成好習慣，比如針對令人頭疼的預習問題，平板電腦上有專門的預習環節，列著本節課的微課、預習課件和預習作業。
開學一周後，學生課前預習率穩定在了90%以上。“其實，這裡的孩子一點也不比城市孩子笨，他們就像一條小河，渠挖到哪裡，水就會流到哪裡。”張慶民說。
雙師本地化
“大家知道‘雙刀模型’‘風箏型’‘鍾表型’‘母子型’是哪些幾何圖形嗎？”
螢幕那端，主講老師史家明在聲情並茂講解；螢幕這端，輔導老師張俊玉和孩子們饒有興趣地聆聽——這是嵩縣思源實驗學校的雙師課堂現場。
2017年9月，雙師課堂作為智慧教育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正式啟動。
前期主要針對思源前100名的孩子，這樣的做法有兩層考慮：一方面，希望通過提高優秀學生的成績，來帶動更多學生進步；另一方面，放在全縣範圍看，可以幫助嵩縣留住好生源。
嵩縣教育局長張松斌坦言，義務教育的目標是普遍提高學生水準，思源雙師課堂目前重點針對優等生，但這只是第一步，在順應高考選拔人才的需要的同事，更重要的是提升嵩縣教育品牌，留住好生源，增加當地群眾對嵩縣教育的信心。
此前，張松斌一直面對著令人唏噓的事實：每年嵩縣有一大批好學生流失到洛陽、鄭州、偃師、新安、欒川等周邊教育發達地區，生源危機嚴重，當地教育越辦越差。
雙師課堂是否能幫助嵩縣解決眼前的困境？
一年多前，思源學校雙師課堂開班，主要針對數學、物理、英語三個學科，不講新課，主要是知識點梳理、拓展。好未來旗下學而思鄭州分校的老師負責線上直播主講，思源的老師負責線下輔導。
項目確定後，兩邊團隊在鄭州密集交流了兩天，發現情況遠比預想的複雜。
首先遇到的難題是即使在同省範圍內，各地的教學內容也存在差異。河南中考實現全省統一試卷，但不同地區使用的教材不同，嵩縣與鄭州的版本不一致，嵩縣當地亟需研發針對嵩縣思源的教學內容體系。
其次，學情不同。即便是同樣的教材體系，鄭州的教學內容對於嵩縣的學生仍然偏難。
深入交流之後，好未來和學校雙方達成了共識：僅靠一塊螢幕做優質教育資源的“搬運工”，這種“拿來主義”不起作用，雙師課堂必須本地化——優質資源只有貼合當地教材和學生情況，才能有效果。
好未來的線上老師和思源的線下老師開始嘗試聯合教研，一場針對老師的聯結線上、線下的遠程磨課實驗開始了。
每周三中午，在線下，張俊玉和同事準時坐在思源的雙師教室裡；在螢幕裡，好未來鄭州分校的史家明把教案發給張俊玉，張俊玉從孩子學習程度、教學進度、題型難度等方面，指出哪些合適，哪些不合適，然後共同調整。
儘管如此，史家明剛開始還是很難把握準教學難度，不得不多在嘗試中前進。比如，如果孩子接受不了，他就少講點；如果孩子接受度不錯，他就多講點，課件也在根據學生課上的反饋，不斷調整。
雙師課堂中的100多名思源學生都很喜歡史家明活潑幽默的講課風格。相處久了彼此熟絡起來，史家明除了講知識點，課下也會分享自己的求學故事，孩子們聽得很帶勁。
孩子們越是帶勁，史家明的投入越是豐富，但一個人面對100多學生，很多方面照顧不過來，孩子們的困惑還需要依靠輔導老師解決。
畢竟史家明是“螢幕裡的老師”，孩子們需要陪伴、需要秩序維持、需要答疑解惑。史家明說：“輔導老師作用更大”。未來，史家明希望線上、線下兩端老師多走動走動，只有兩端的老師配合越默契，教學效果才會越好。
一年多來，張俊玉的體會是，主講老師擅於調動氣氛，總結概括能力很強，而輔導老師希望跟主講老師學到更多。
在雙師課堂中，作為輔導老師的周曉娜就有一些苦惱。比如，雙師課堂針對全校總成績前100名的學生，但實際上這些孩子的單科成績相差很大。其次，孩子們學業負擔很重，主講老師留的作業不能及時完成……這些問題需要更細的分層和機制來解決。
不管怎樣，思源學校的雙師課堂作為嵩縣裡的“星星之火”讓張松斌看到了希望。張松斌去思源學校時發現，每次雙師課堂最後一排都坐滿了旁聽的老師，老師們就像學生一樣，認真聽講、做筆記……
張松斌正在把思源的經驗向黃莊鄉初級中學、白河鎮實驗學校和田湖鎮第一初級中學3所學校傳遞，通過一個帶一個，層層本地化的方式，張松斌希望爭取用三年時間，以點帶面的把思源模式在全縣中小學鋪開。
困惑猶存
年末，學校取得了兩組令人興奮的數據：
1、2018年全縣期末考試，嵩縣思源學校從全縣第七上升到第三。
2、截至2018年年底，嵩縣思源智慧平台訪問量在16萬以上，月均資源更新量超過3500。
消息傳遍了小城，仿佛一束光從頭頂的視窗打進來，給那裡的人們帶來了希望。
但是，在這個擁有60多萬人口的深度貧困縣，很多問題仍然未解。每年嵩縣思源學校900名初中畢業生，只有一半能進入高中，其他進入職業學校或者外出打工。如何讓這些孩子有個好出路是個大問題。相比一所學校前100名的優秀學生，中等生和後進生是一個龐大的群體。
如何通過智慧教育有效解決他們的學習問題，是嵩縣乃至全國貧困地區不可回避的教育難題。
嵩縣教育局長張松斌希望思源學校能縱向做深，更加普惠於一般學生。嵩縣希望把思源的好做法複製到三所鄉鎮中學，但是以點帶面的速度有點慢。
截至目前，嵩縣各級各類學校275所，在校生12.5萬人，思源實驗學校只是其中一所，學生也就三千多人，什麽時候思源的探索能夠覆蓋全縣中小學，還是個未知數。未來五到十年，智慧教育助力下的嵩縣會有多少學生考上大學，也是未知數。
從長遠來看，資訊化對貧困縣教育的持續性幫助有多大，還不好評估；作為核心資源的教師，怎樣從“輸血式”培養走向自我“造血”，仍需要等待。好在，相比以往漫灌式教育扶貧，思源實驗學校已經在精準扶貧上先行一步。
曾經，有人形容教育資訊化帶給貧困孩子的感覺“就像往井裡打了光，丟下繩子，井裡的人看到了天空，才會拚命向上爬”。但是，在路上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漫長艱辛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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