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4年8月27日，一場有關錘子手機T1網絡辯論直播，因為主角羅永浩和王自如而備受矚目。因為王自如酷似劉翔，這場辯論又被業內戲稱作“羅質翔”。五年過去，當年的主角們生活、聲名早已不似從前；而記憶時長向來不過七天的圍觀群眾大概沒有覺察到，這場辯論給他們所在的行業乃至所有人的思維模式帶來的深遠影響，其中所有負面元素，都成為後來五年行業性格的一部分。
以現在的主流方法論審視五年前，也就是2014年8月27日羅永浩和王自如的那場辯論，我們很容易發現：那真是一場鬧劇。
它沒有主持人，沒有程序設定，說白了就是默認“話語權基本靠搶”的無序無規則對話模式，你可以理解為，他們“從起點就沒奔著解決問題去”。
還有內容上的硬傷，整個節目中本應該最有營養的內容（比如產品品控、評測標準、評測方式等等）基本都沒有深入展開，唯一有邏輯延續性的完整話題還被聚焦在“對於動機的揣測”，然而，“誅心”偏偏又是辯論的大忌。
至於結果之荒誕就更無須贅述：Zealer和王自如終於把“評測”硬捧成了“產業”，錘科和羅永浩看上去捍衛了“草根創業者”的榮譽，錘粉們收獲了可以被無限引用的金句，優酷用流量鞏固了視頻網站老大的位置——方方面面都雨露均沾，唯獨最該顧及的“國產手機行業的發展問題”，卻付之闕如。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吵到不可開交”都是表面功夫，歸根結底還是借著“吵架”的熱鬧，向圍觀群眾們輸出私貨，不過是常見的公關套路罷了。所以你不能苛求羅永浩、王自如和優酷的策劃們遵守嚴肅辯論規則來做這麽一期節目——認真你就輸了。
但任何事情都無法孤立存在。
尤其是當五年前羅永浩、王自如、優酷、錘科和錘粉們帶著各自的鮮明的標簽，選擇以近似於鬧劇的方式史無前例地聚首，並且還順利得到全行業關注乃至深度參與時，這場辯論便在時間線上成為了一座富有解構主義色彩的魔幻里程碑：
它是一場提前透支的狂歡，也是一場漫無邊界的示範——在之後的五年裡，你總能輕而易舉地找到這場辯論的影子，它以各種方式出現在行業的每一個元素裡，構成了行業性格最核心的部分。
精英的最後一次狂歡
在羅永浩和王自如“約架”之前，人們對“網絡論戰”的印象基本是由“方韓大戰”定義的。
2012年1月，網友麥田在個人部落格上發表了一篇名為《人造韓寒：一場關於“公民”的鬧劇》的文章，通過部落格雜文發布時間、汽車拉力賽參賽時間等證據，指出韓寒的作品存在代筆的可能，進而質疑韓寒“天才作家”的人設可能存在造假。
而這個觀點很快由“打假專業戶”方舟子接棒，從更專業的角度對韓寒的作品、人設以及經歷進行了全面的質疑，引發了韓寒方面（比如韓父、出版人路金波）等人的激烈回應，一時間成為當時中文互聯網世界最受矚目的公共事件，諸如“芳草天” “USB”等網絡流行語皆源於此。
那是人們第一次有機會近距離地見證“精英階層”的思考過程：文人們在乎的是什麽、名人們之間怎麽利益博弈、圈子到底是怎麽回事，這些過去人們只能通過影視劇本揣測的問題，都由“方韓大戰”無保留地完整演繹。
以至於當時就有媒體感慨：“代筆”問題在國外根本不需要那麽多人卷入，但在國內卻產生如此廣泛的討論，甚至能在主流媒體上持續如此之久，這或許就是互聯網的發展帶給我們的最大改變——“喧囂之聲”象徵著一些固有格局正在被解構。
但“方韓大戰”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富有精英文化色彩的網絡熱點。比如打響“方韓大戰”第一槍的網友麥田，本身並不是什麽普通網友，是當時小有名氣的blogger，現實生活中的身份則是IT男——在七年前的時空裡，他已領先整個時代不止一個身位。
如果你調查一下雙方幫腔者的背景，就會發現，爭論的發酵路線也很耐人尋味。
方舟子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媒體人彭芸撰寫的博文、文學教授張放撰寫的博文，還有網友們自發建站的“倒寒先鋒網”；韓寒方面的支持者則包括導演寧浩的電影發布會、演員范冰冰的個人微博、公共知識分子羅永浩的發布會月台，和《南方周末》的三個整版專文《差生韓寒》。
再對比一下發生在2017年的“李雨桐薛之謙事件”中，“微博實錘、豆瓣挖料、知乎論證”的全網模式，你會發現這場發生於2012年的“解構”的內核，終究也是為“權利尋租”的“偽解構”：
互聯網的本質是工具，它只是放大了精英階層原本就有的資源，而所謂的全民參與也只不過是通過互聯網這個平台，選擇一個合適的“代言人”，來幫助自己實現能力之外的訴求罷了。
當然，你可以將之理解為必然。畢竟精英階層必然比普通人更容易接觸到新鮮事物，也就更早地熟悉這些規則。在互聯網還沒有那麽普及的情況下，有些事情只能以這樣妥協的方式展開。
壞就壞在這兒：妥協並未從真正意義上推動解決任何問題，但仍能得到公眾認可。而對於希圖資本快速入場的互聯網行業來說，還有什麽比“得到認可”更重要的呢？
於是妥協也成了套路模板，讓人們有機會包裝一些其它訴求，比如2013年3月的“深圳最美女孩擺拍喂飯事件”、2013年4月的“長春老人暈倒178人無視路過事件”，都是“偽互聯網解構”的典型——給人們提供一個預設好的參與路徑，進行一次針對性的引導。
到了2014年羅永浩與王自如的那場辯論，將這種“偽互聯網解構”做到了極致：
王自如應該感謝羅永浩，後者不僅是螢幕上的辯友，還是現實生活的知音。因為羅永浩不可能不理解Zealer為什麽會做出那樣的評測，他一眼就看穿了媒體，甚至能將論點精準定位於“王自如屁股坐歪了”；
王自如也不可能不理解Smartisan T1為什麽會在產品上有那麽多缺陷，甚至他能夠精確地找到Smartisan T1產品設計上的缺陷，正是來自於他對“國產手機”生態的深入關注。
在精英眼中，互聯網只是工具，他們以此放大自己與普通網友之間的信息差優勢，主動選擇成為公共情緒的代言人，並順便攫取對這種公共情緒的解釋權，最終，這場爭吵淪為一場經典的“由精英階層把控話語權”下的狂歡了。
但狂歡不能任由精英們毫無顧忌地一次次表演。後來，負責終結一切的工具，是技術本身。
2013年7月，“GIF快手”在App名稱中去掉了“GIF”，正式定名為“快手”，從工具轉型為短視頻社區；2013年8月，微信公眾號開始被區分為訂閱號和服務號；從2014年下半年起，微博開始主動淡化“公知影響力”，開始將內容聚焦在旅遊、電影、音樂、搞笑等泛娛樂化領域。
互聯網話語權正在下沉。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充足發展、互聯網應用對社會生活有了足夠的滲透，話語權分發到了每一個普通人的手裡，“羅質翔”及其背後的內在邏輯就已經開始失效了，並隨之引發了中文社交網絡世界的第一次對“意見領袖”價值的集體質疑——事已至此，這種精英狂歡大概率是絕唱了。
這也是五年前那場辯論留給每個普通人、留給當下社交網絡環境最直觀的影響：
在那之後權威失位，所有的“新權威”都是按照市場定位而定製的產品，被“KOL”這樣一個商業概念裡的名詞被代替，而人們則開始了習慣性的“質疑”，開始了混淆“觀點”和“事實”的大糾錯時代。
大眾交出話語權，精英借機收割流量
“公共輿論事件”中，每個關心事情進展和對錯的人，都不自覺地會“權利尋租”（請注意，不是“權力尋租”）。即，能力不足以滿足需求的人們，往往會選擇將發言的權利讓給一個“群體代言人”。
“尋租者”們通過集中力量辦大事（比如推動某個公共議題的解決），而“群體代言人”也絕不吃虧，他們會在資源積累的過程中贏取獲利的機會（比如權利尋租由“粉絲關注”來實現，從而讓“群體代言人”積累了廣告主願意採買的粉絲量）。
如今，許多互聯網產品，尤其是內容屬性的產品都以此為基礎——而在“權利尋租”的設定裡，產品與用戶之間的關係更像是“合作”，比如早期的B站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區別於傳統視頻網站的用戶使用路徑（主要產生互動、基於內容創作者正向反饋為核心），B站增加了這些互動行為的影響力，讓點擊數、評論（彈幕）數、硬幣等用戶直接產生的數據與作品推薦權重掛鉤，本質上將內容運營的部分職能交給了用戶，而不是運營者們單方面定義“我做出什麽你們你就看什麽”。
百度貼吧也有相同的邏輯。貼吧將發帖、回帖、刪帖、高亮加精、置頂、管理人員任命等內容社區的基礎功能幾乎全權交給了用戶，讓用戶代行社區運營的巨大部分職能。在不違反社區基本規則的情況下，產品團隊基本將注意力都聚焦在了產品功能拓展上。
但這種經典的市場角色關係，在羅永浩和王自如踏入優酷直播間的那一瞬間被徹底打破了。
首先，在這樣的節目策劃下，參與者肯定不會是勝利者：注定吵不嬴的Zealer丟掉了客觀中立，注定能吵贏的羅永浩丟掉了情懷——即使是寄希望於通過這場“辯論”去對外輸出私貨，最多是也只是一道利益博弈的取捨題。
觀眾就更不是勝利者了：通過觀看辯論，沒有解決任何實質性問題，節目中所暴露出來的新問題，在節目結束後也未得到建設性的延展，用自媒體人宗寧的話來說，那就是頂多得出“王自如不夠專業、羅永浩不夠認真”兩個結論，哪一條都很難hold住用戶支出的三小時注意力成本。
滿打滿算，真正的勝利者就只有提供直播服務的視頻平台了：一方面，平台仍然在以“尋租”的方式積累影響力，並以此為基本盤不斷拓展自己的能力邊界；另一方面，“尋租”卻不再是平台收獲影響力的唯一方式，或者說平台不再以和“用戶”合作的方式來獲得影響力的積累，而是主動采取策略，像“勘探資源”一樣挖掘“尋租”的可能。
套用當下的話術，這就叫“流量戰爭”。
內容平台追求流量當然無可厚非，這場辯論也肯定不是中國互聯網行業中第一個“以流量為導向”的嘗試，至少在2013年新浪微博和騰訊微博就曾經前後開通了“粉絲通”服務，專注於為廣告主創造“值得買單的流量數據”，只不過最終由於嚴重破壞用戶使用體驗不得不被迫做出調整。
但能夠嘗試成功，尤其是將這種平台優先、參與者次之、用戶充數的設定還辦成了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在那時候可確實算是中文互聯網產業開天辟地頭一遭了。
此後，“流量”終於從運營商精算話術中脫穎而出，成為互聯網產業中最寶貴的資源，而用戶的市場角色也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被動解構，開始被資源化定義：
2014年年末，羅振宇在跨年演講中高度評價了某個互聯網餐飲品牌，認為它快速抓住了社交網絡的傳播特徵，是一場傳統餐飲行業從業者無法意識到、卻必然將受其影響的革命——哪怕在各種點評上這個品牌的飲食從未拿過高分；
2015年9月，畢業於山東大學古典文學系的一位女碩士從《南方都市報》離職、放下了所有的專業積累和行業經驗，開啟了全新的一種寫作模式，單行成段、設置議程、引導情緒，最終在3個月後完成了第一篇“致賤人”爆文——而這種停留在情緒層面的淺層寫作模式，一路支撐她刊例價走上6位數；
2016年7月，某公眾號將現代年輕人的焦慮鎖定在了“北上廣”三座一線城市的生活壓力，並給出“逃離”的解決方案，順利地在一天之內成為中文社交網絡內最能綁定“新中產”標簽的自媒體——但已經沒有多少人記得那其實是一場有轉化品推訴求的行銷；
2018年，群聊開始淪為“私域流量”，配合社群運營的概念，一度成為行業議題級別的新方向——即使最常見的應用形式仍然是微商、廣告和各種區塊鏈偽落地；
2019年8月，“KOC”概念被熱炒，大意為“關鍵意見顧客”，有人戲稱，從預算200元以下的KOL，看出了行業寒冬的窘迫——只是反過來想想，這不就是“即使預算不夠，也不願意和普通用戶合作”嗎？
再也沒人會好好說話
不過有一點是表現得非常直觀的，也是五年前最讓王自如絕望、羅永浩興奮的地方：
人或事都越來越難以留在自己的圈子裡了。
社交網絡裂變、無序、多層次的傳播方式，讓任何內容的傳播都存在著失控的部分，並且隨著傳播的不斷進行，這層失控也同樣會不斷累加，最終推動著人或事完成潛移默化的出圈。
出圈肯定是件好事，最起碼證明了自己已經身處圈子的頭部，需要幫助整個圈子來拓展邊界了——但出圈也意味著不斷和圈外握手，而這種陌生地握手也就將必然帶來不斷的取捨和妥協。
王自如或許發現，他根本沒有必要無數次地強調“手機評測的標準”，或者“手機評測在市場中的監督意義”。人們能無限接受這種無視市場角色、行業分工的“無規則辯論”，並正經地期待“決個勝負”，就充分說明出圈後的自己其實是以“媒體” 的身份被認可的。
媒體嘛，生意嘛。王自如後來還跨圈，與凱迪拉克合作，輿論裡還能找到一些興奮的聲音：“人家就是科技媒體，研究研究汽車還不是應該的。”
同樣是那個直播間，羅永浩或許猛然發現自己根本不需要好好說話，去深入探討“手機品控”、“供應鏈搭建”這些專業問題。當人們快樂地接受了這種打破“辯論邊界”的“偽辯論”，並願意將這種“偽辯論”得出的觀點與真正的“行業問題”掛鉤，剩下的只需要慢慢找到“入圈”的入口就行。
甚至在五年後，當羅永浩出質了錘科的股份，轉身成為新風口“電子煙”的大佬，這種“反創業者”的生存策略仍然頑強的奏效，依然神奇地幫助他爭取著不可思議的“市場寬容”：“他不就是這種人嗎，再給他點時間看看他能折騰出來什麽。”
我記得在2017年4月，羅振宇和羅永浩長達6小時的訪談裡，羅永浩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做了企業）幾年我明白為什麽（企業家有些話不說），因為一個人成長過程裡額外遭受很多委屈誣蔑的，這就是90後道德水準比80後高，越往後長大的孩子，越沒有為了生存，就相對容易保持高尚的導致和純潔性，那些受到摧殘的就容易變壞……
……還有一個對公眾話不講話的問題，對別人犯錯的容忍，因為見過的事情、經歷的事情多，也是對別人，明確是錯的寬容度比以前提高了，我見到了原來生活圈子見不到的人的和生存處境，那些事情之後會有一些寬容度上的變化，這是最大變化。”
大概羅永浩和王自如早就吵不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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