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曾指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太過注意浮沉於全國性舞台的人物或事件，或是想盡辦法爬梳庶民的心態，但比較忽略了‘中層’的思想文化史”。此言用於中國近代人物研究領域也非常合適。長期以來，該領域主要以研究高層、上層人物為主，近年來盛行“眼睛向下”，底層人物較受關注，而介於兩者之間的中層人物相對被忽視。其實中層人物有時能做到高層、上層人物做不到的事，發揮他們發揮不了的作用，趙鳳昌就具有這樣的本事，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中層人物。
趙鳳昌
從構思到寫作
因為我曾做其私人檔案《趙鳳昌藏劄》的研究，所以打算寫一本有關他的專題著作。巧的是，常州市辛亥革命研究課題組策劃出版《趙鳳昌評傳》一書，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呂健先生知道我在研究《趙鳳昌藏劄》，就推薦我來寫。
大概是2015年暑假，我接受趙鳳昌評傳寫作任務。2016年初，根據課題組的要求，我擬出寫作提綱。考慮到是通俗讀物，提綱第一部分是《楔子》，從曾是民國元勳的趙鳳昌去世時的冷清說起，引出全書內容，其下共分八章，分別是第一章《變局·制度·地域》、第二章《早年身世與幕僚生涯》、第三章《影響東南大局》、第四章《呱呱民國，於茲誕生》、第五章《為民初政爭作調人》、第六章《編織私誼網絡》、第七章《晚清歷史記憶與書寫》、第八章《婚姻與家庭》，最後是附錄《趙鳳昌簡譜》。
這個提綱得到了課題組的高度認可，他們委託出版方上海古籍出版社與我簽訂出版合約，要求2017年初交稿。我以為自己對趙鳳昌有一定了解，也掌握了些資料，該書又是通俗性質，應該能夠如期完成，便簽下了合約。但真正動筆寫作，才發現比我想象的要困難得多。首先，人物研究不同於專題研究，專題研究有選擇性，碰到難以解決的問題可回避，而人物研究牽涉面廣，有些內容無法繞過，必須面對。其次，人物研究需要對人物的一生有全面了解，並盡可能多地積累相關資料。第三，人物研究要有前期研究作基礎，同時熟悉前人研究成果。對於這些，我認識不夠，準備不足，因而未能如期貨稿，一拖再拖，直至2018年下半年才最終完稿。
這期間，我在搜集趙鳳昌材料時，發現他沒有留下日記及文集，更無自述傳世，有關他身世和經歷的最早記載來自他的身邊人，如20世紀50年代，劉厚生著有《張謇傳記》一書，其中多處提及趙鳳昌；60年代，趙尊嶽撰《惜陰堂辛亥革命記》一文，主要敘述辛亥革命時期趙鳳昌的作為和表現等。前者是趙鳳昌的朋友，後者系其兒子，因此他們的著述被視為信史，廣泛征引，而實際他們所寫均為回憶性質，有的禁不起推敲，有的誇大其詞，有的是事後之明，卻以訛傳訛，流傳甚廣，很有必要進行考辯，予以糾正。此外，趙鳳昌收藏的私人檔案《趙鳳昌藏劄》是研究趙鳳昌的基本資料，以往研究用得較少，可算是新史料，但多為未經整理手稿，不僅字不好認，而且牽涉的時間、事件、人物在外人看來如雲山霧罩，不易搞清，也需要作番梳理考訂。所以，我決定改通俗的寫法為學術的方法來寫趙鳳昌評傳。所謂學術的方法，用楊奎松的話來說，“就是必須重視學術史的研究和堅持學術對話”，“在寫作中切實從研究出發”。
基於此，我決定從基礎工作做起，編寫“趙鳳昌年譜”。如前所述，趙鳳昌本身的生平資料極少，只能通過廣泛查閱檔案、報刊資料，以及大量閱讀相關人物文集、筆記、日記、年譜、書信、回憶錄等，從中尋覓趙鳳昌的行蹤，撿拾碎散的趙鳳昌文獻資料。長期以來，趙鳳昌研究難以深入，重複研究較多，整體研究不足，往往都歸因於資料缺乏。其實趙鳳昌的資料不是沒有，而是散見各處，不易發現、收集。經過一番“動手動腳找東西”，我發掘了許多有價值資料，有些還作了必要的考訂，初步勾勒了趙鳳昌一生的輪廓。
有此研究積累作基礎，對我寫作趙鳳昌評傳幫助很大：首先，樹立自信心，不盲從他人說法，包括被視為一手資料的趙鳳昌親朋好友的說法。如前述最早介紹趙鳳昌早年身世的是其朋友劉厚生，隨後趙鳳昌兒子趙尊嶽、孫女趙文漪也偶有披露。尤其作為趙鳳昌直系親屬，趙尊嶽父女所論略微詳細、具體些，被很多人奉為至寶，深信不疑，可與趙鳳昌家譜一比對，則露出馬腳，頗有不相符之處。因為趙鳳昌家譜是他親自參與編纂的，收有他所寫的雙親及兄弟回憶文章，其中偶有提及其早年生活，雖一鱗半爪，也彌足珍貴，可惜趙尊嶽父女沒有看到，所述遂與事實有出入。而與趙氏父女有親戚關係的錢聽濤、楊小佛在寫趙鳳昌的文章中沿用了他們的說法，還有誤解的地方，又擴大了不實成分。其中楊小佛是趙鳳昌外孫，與趙鳳昌生活過一段時間，更引人關注，有多人通過採訪他以了解趙鳳昌生平，但從發表的訪談文章看，內容與楊小佛所寫大同小異，失實的地方有過之無不及。名人後代多數不是歷史從業者，缺少求真求實的意識，所以對他們談論的家史應該慎重，不可盲目相信。
其次，更便於了解已有研究成果，並經綜合比較，對之進行修正、補充，形成自己看法。如無論是清人筆記還是後人研究都有說到趙鳳昌曾任張之洞幕府總文案之事，但根據清代官方檔案記載，儘管他是張之洞的親信幕僚，深受器重，卻隻擔任文巡捕兼“辦理督署筆墨事件”而已，並無總文案頭銜。此外，針對學者指出趙鳳昌策劃東南互保是叛逆之舉及其有關東南互保的回憶“意在自我表彰”、並不可靠等說法，我不敢苟同，經過深入研究，認為在庚子年間，趙鳳昌憑自己的判斷和能力、身份與地位，與一批志同道合的官紳做了一件既保護自身安全，也有利於國家更有利於清朝的事，可以說是公私兼顧，一舉兩得，不必以忠奸之辨去衡量。而他關於東南互保的回憶錄有回憶錄所存在記憶不準確等共性問題，卻無有些回憶錄突出自己、貶低別人甚至有意作偽的弊病，其內容基本屬實，較為可信。還有學者批評立憲派稱趙鳳昌為“民國產婆”是恭維他，“不免流於皮相之談”，我通過查閱當時報刊及知情人的文集、日記等，發現大家眾口一詞評價他“翊讚共和，厥功甚偉”，因此提出自己的觀點：“民國產婆”的外號雖是趙鳳昌友人戲贈，但恰如其分，實至名歸。
第三，在與已有研究保持對話的過程中，發現其問題和不足主要有這麽幾方面：一是挖掘史料不夠，致使趙鳳昌研究創新性、學術性較弱，未達到一定的廣度和深度；二是研究不平衡，主要集中在趙鳳昌與東南互保和辛亥革命部分，尤以辛亥革命時期為多，其他方面相對較少，或付諸闕如，頗有重複研究之嫌；三是缺乏全面系統研究，不僅難以對趙鳳昌作整體客觀評價，而且也無法獲知他為何能從一個普通幕僚華麗轉身為上海城市精英，從而東南凡有大事總能見到其身影。有鑒於此，我將趙鳳昌放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力圖以長時段的理論來關照其一生，通過全面論述其生平及其事跡，呈現其多姿多彩的人生歷程。其中，趙鳳昌的遊幕生涯、甲午機遇、晚年生活以及晚清記憶與歷史書寫等，發前人所未發，較具特色。
趙鳳昌手跡
修改定稿
由於過了合約規定交稿的時間，我所寫趙鳳昌評傳尚進展不大，常州市辛亥革命研究課題組很是著急，從2017年起不時催稿。這讓我壓力很大，每次催稿之後，我都十分焦慮和愧疚。2018年2月1日我將初稿發給課題組。但因為自己出手慢，而時間緊迫，初稿並沒有按照提綱來寫，全書框架是這樣的：除第一部分《引子》外，其他六章分別是：第一章《趙鳳昌生活的時代》、第二章《早年身世與幕僚生涯》、第三章《影響東南大局》、第四章《共和建國佐群賢》、第五章《從在場到退場》、第六章《歷史記憶與書寫》。與提綱相比，少了《編織私誼網絡》《婚姻與家庭》兩章。
缺這兩章主要是自己能力有限，加上材料不足等緣故。因為趙鳳昌的私誼網絡龐大，牽涉的人物甚眾，有的材料少，不好寫；即使材料多的，也要花時間去看，從中梳理與趙鳳昌往來情況。而有關趙鳳昌婚姻、家庭的資料更為缺乏，他娶有一妻一妾，僅妻子洪元珍有趙鳳昌所寫《原配洪夫人墓碑》收入其家譜中，但非常簡略，全文200字出頭，連她何時嫁給趙鳳昌都沒有交代；小妾周南則更誇張，只在趙氏家譜趙鳳昌名下有一行字的介紹：“江西南昌縣周漢臣女，生於同治七年戊辰三月。”所以沒辦法寫。
然而，課題組卻認真審閱我的書稿，提出一定讓我補寫上述讓我有畏難情緒的兩章內容。我抓緊改寫書稿。大體分兩步走，先是修改已有章節，如第五章中趙鳳昌晚年生活和第六章《歷史記憶與書寫》。因為對於《趙鳳昌藏劄》我沒能全部整理釋讀一遍，不敢妄作分析評論，只能做些簡單介紹，無法列為專章，遂合並在第六章，標題也改成《收藏歷史與歷史書寫》。在修改第一章時，考慮到人物傳記應以時間為序，從人物的幼年寫到成年，所以第一章先從趙鳳昌早年生活寫起，但其早年生活資料很少，遂將其家鄉家世和婚姻家庭都放在這一章寫，為此原來第一章、第二章的內容也分別做了調整，將原第二章的調至現在的第一章，原第一章的挪到現在的第二章。對於第一章，這次修改的最大亮點是趙鳳昌的婚姻家庭一節。前面講過，有關其婚姻的資料缺乏，無從著手。幸運的是我看到了新出版的《楊小佛口述歷史》一書，其中談到趙鳳昌曾為其妾周南編了一本紀念冊，名為《周南遺愛》，現已捐給國家圖書館。我獲知這個信息後，想方設法找來《周南遺愛》研讀，儘管這本小冊子離我的預期有些距離，但我還是盡量充分利用，以實例證明趙鳳昌對其妾周南之愛超過發妻洪元珍。正因為此，他稱周南為繼配夫人。繼配指原配死後續娶的妻子，周南並非如此，可見趙鳳昌這麽稱呼是有意提高她的地位。
在完成上述修改後，我寫最後一章《人際網絡》。我認為趙鳳昌之所以能從一個讀書不多的普通幕僚鹹魚翻身，一躍而為中國近代史上頗有影響的人物，是有貴人相助和提攜的。他的貴人就是兩個幕主姚覲元和張之洞，因此首先寫他與這兩個幕主之間的互動，改變了其命運，奠定其人生轉機的基礎。由於趙鳳昌後受革職回籍嚴懲，不僅斷送了由幕而官之路，也不得不離開幕府另謀出路，這時的他再也不能事事、處處得到幕主的照拂和佑護，必須另找靠山或能夠幫助他的人，這就是其次要寫的“實權人物”。從移居上海開始，趙鳳昌就利用張之洞幕僚的身份，積極結交江浙地區有身份地位和潛在影響力的人物，如端方、盛宣懷、張謇、唐紹儀、熊希齡、樊棻、宋煒臣等，這些人官、紳、商皆有，一時難以細分，故籠統稱為“實權人物”。再次，寫趙鳳昌的幕府同僚，趙鳳昌為人仗義，樂於助人，對於幕府同僚更是如此，所以在張之洞幕府中，他雖然深受倚重，頗有權勢，但並未遭到同僚忌妒，相反相處和睦，關係融洽。而且他離開張之洞幕府後，很多同僚還與他保持密切聯繫，為他提供內幕信息或社會資源，加深人們對他無所不能、長袖善舞的感受和印象，擴大了其影響力。從辛亥革命時期起至民國初年，面對南北紛爭，趙鳳昌能夠折衝樽俎，充當調人，除了他本與北方的原清朝官僚有聯繫外，更重要的是他也結識很多南方革命黨要人，因而最後寫他同革命黨人的淵源和交往，與趙鳳昌來往、接觸較多的革命黨人主要有蔡元培、黃興、汪精衛等。至於趙尊嶽在《惜陰堂辛亥革命記》所稱孫中山屢至惜陰堂向趙鳳昌請教的細節，因無確鑿的史實依據，暫不采信。一般認為中國傳統的人際關係有血緣、親緣、地緣、學緣、業緣等，綜上所述，我認為業緣也就是幕緣對趙鳳昌的影響最大，可謂造就了其傳奇的一生。
楊奎松曾在一篇論述如何研究民國人物研究的文章中指出：“任何人都有權利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寫歷史人物的故事，但是，對於打算從事人物傳記研究的專業的歷史研究學者來說，堅持用學術標準來要求自己，恐怕是一項最基本的專業性要求”。寫好《趙鳳昌評傳》第七章後，我認為自己這本書稿是用學術標準來寫的，所以把書首的《引子》改為《引論》，為原來所寫的內容起了個標題，並補充趙鳳昌研究回顧和寫作思路兩部分內容。如此修改後，再附上根據我所編“趙鳳昌年譜”修改的“趙鳳昌大事年表”，整部《趙鳳昌評傳》書稿大致告成。
8月17日，我將該書稿發給常州市辛亥革命研究課題組，比自己預計完成的時間提前約半個月。課題組又寫來評審意見，並催促我趕緊寫後記。於是我趕快修改書稿，並補寫後記，於25日發給課題組。27日，課題組發來對我《引論》《後記》部分的刪改，供我參考，並請我再重新組織一下。我馬上又進行修改，課題組很滿意，認為達到出版要求，可以交付出版社。這對我來說，如釋重負，至少不再為拿不出書稿而焦慮難眠了。
李志茗著《趙鳳昌評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
體會與感悟
書稿交到出版社後，我發現了一些新資料，又多次進行修改。如《引論》就改了兩稿，而附錄《趙鳳昌大事年表》在補充資料的同時，作了大幅刪改，字數比原來少了1萬多字，顯得更為緊湊凝練，名字也改為《趙鳳昌年譜簡編》。2019年5月，《趙鳳昌評傳》正式出版。從承接任務到最終問世，前後歷經5年時間，我當然有很多體會和感受，但最重要的是有關趙鳳昌及人物傳記研究方面，大體如下：
首先，人物研究主要建立在該人物個人資料的基礎上。誠如學者所言，“如果精英人物研究的史料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研究非精英人物的困難就更不必說了。非精英人物，包括那些可能屬於精英階層，但非公眾性人物者，數量雖多，其單個人物可供研究的史料卻極其有限”。趙鳳昌就是屬於精英階層但非公眾性人物者，個人資料非常有限，不僅他本身沒有自傳性質的文字傳世，有關他的報導和記載也較少，而且儘管他喜歡收藏他人往來函電，但對自己的似不注意保存，如《趙鳳昌藏劄》中僅收錄他致16個人的函電，而他交往的有二三百人之多，一定還有不少函電散處他人手裡。目前，我只在部分名人的檔案中找到一些，其他則茫無所獲，因此，趙鳳昌研究還在路上，如果有新史料發現，勢必需要再研究，予以補充完善，甚至要推翻原來的觀點、看法。以趙鳳昌的婚姻為例，我曾根據《趙鳳昌藏劄》認為其光緒十一年的婚事是與原配的初婚，後看到國家圖書館藏稿本《周南遺愛》，比對兩方面材料，發現應是重婚，即納周南為妾，遂改正之前的看法。
其次，正因為自己是在有限的資料上研究趙鳳昌，所以對他的研究不可能很充分，也未必成熟，《趙鳳昌評傳》只能算做一個階段性成果。書稿開門見山地說“趙鳳昌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較為重要的人物，雖未當過高官，但作為官紳之間的聯繫人，他隱居幕後，過問國事，影響政局”，已經對他做出總體評價了，只是比較籠統，沒有貼標簽。因為一方面，如傅斯年所言，“一分材料出一分貨”，材料之外“一點也不越過去說”，我沒有掌握趙鳳昌的全部材料，覺得暫不足以遽下具體論斷；另一方面，趙鳳昌是個具有海派風格的人，為人處事靈活多變，務實機敏，在外人的眼裡形象不一，身份多樣，很難定性，有人冠以“民國諸葛”“精神領袖”“山中宰相”等稱號，其實過於拔高。因為充其量他只是民間智囊，而實際的政治運作比較複雜，他的建言建策多數是落空了，所以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
第三，近代中國最大的特點是變，陳旭麓說：“我們研究近代人物，首先要掌握這個變的時代。”因此要把人物放在時代中研究，看他是否能感知時代之變，握住時代脈搏，做出回應和選擇。在近代中國，學習西方是一種時務。張之洞曾奏稱趙鳳昌“通達時務，於電線事宜及外洋軍火，最為考究精細”，可見在幕僚時期，趙鳳昌就接觸西學，從事洋務。後到上海定居，中外交流方便，他對西方文化有更多接觸，思想日益活躍，主張改革政體，實行憲政。武昌起義爆發後，與東南互保時一樣，他先是力圖組織自救，保護上海的安全，但隨著形勢的發展，人心和輿論都傾向革命，他立即順應潮流，支持革命，轉向民主共和。他和張謇聯合其他東南精英一方面組織臨時國會，邀請全國各省派代表參加，用民主協商的方式討論如何建立共和政權，另一方面則極力爭取袁世凱，希望他促使清廷遜位，實現政權和平轉移。最終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以較小的代價實現了南北統一。辛亥革命推翻帝製，建立共和，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偉大的革命。趙鳳昌的貢獻有目共睹，眾口交讚，被譽為“民國產婆”。據上，面對近代中國變局，趙鳳昌總能看清大勢，與時俱進，從容應對，抉擇正確，因此，他不僅一步步改變自己的命運，從一個普通幕僚轉型為上海城市精英，而且過問地方和國家事務，影響政局，躋身民國元勳行列，達到自己人生的頂峰。
第四，人物研究要保持客觀理性的態度，研究者既要對人物“應具了解之同情”，力求回到歷史現場，設身處地理解其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同時又不能陷入太深，被人物所感動，從而失去判斷力，一味地歌功頌德。有一位學者說：“研究歷史人物，要做他的戀人、仇人和路人。所謂戀人，就是要與其處於同一境界,思其所思,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謂仇人，就是要搜集一切不利於他的材料，揭示他最隱秘的心態。所謂路人，就是在前兩項工作的基礎上，擺脫自己的任何主觀，作為一個路過這段歷史的監視者即見證人，把他的一切都供述出來。”我深表讚同，在研究趙鳳昌時，就盡量既不溢美，也不掩過，本著客觀嚴肅的態度，予以臧否，如他策劃東南互保、民元以後調和南北，均給予肯定評價，而對他遊幕期間被革職回籍，則認為有他自身的問題和原因。
第五，人是群居動物，生活要建立在與他人互動交往的基礎上，所以“研究個人時不能從單個孤立的人出發,而應該從他所處的社會網絡角度入手”。趙鳳昌年方弱冠，就遠離家鄉前往武漢遊幕，開始了陌生的城市社會生活。為站穩腳跟，求得生存，必須廣泛交往，編織私誼網絡。尤其在兩廣總督張之洞幕府中，憑借張之洞的信任，他有意“與在省寅僚廣為結納”，極力經營自己的關係網。移居上海後，他更是想方設法擴大朋友圈、人際關係網。其社交手段有飯局、投資、提供情報或幫助等，主要交往的除張之洞及原幕府同僚外，還有端方、盛宣懷、張謇、唐紹儀、熊希齡、宋煒臣、鄭孝胥、黃炎培、陳裕時等，涵蓋官、紳、商、學、兵各階層，甚至包括革命黨人如黃興、汪精衛等。社會資本理論認為，一個人的社會網絡越大，社會嵌入性越強，其攝取社會網絡資源的能力便越強。趙鳳昌有意識地構建龐大的社會網絡，擁有豐富的社會資源，不僅信息靈通，見多識廣，擅長出謀劃策，而且長袖善舞，辦事能力很強，因而備受上海官紳尊崇，享有較高聲望和權威，使得他能夠在清末民國的東南社會扮演重要角色，長期發揮影響力。
當然，對專業學者來說，人物研究也要建立在學術標準之上，這前文已有詳論，不贅述。總之，人物傳記著作看似容易，想寫好很難。《趙鳳昌評傳》雖然出版了，但還存在諸多薄弱環節和不盡人意處，有待我繼續努力，以期進一步提高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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