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第七天》，談中國文學的 “當代性寫作”問題

余華對當代文學首先貢獻了一個具有示範意義的“當代性寫作”實驗，同時也給所有當代作家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寫作命題：當代文學應該如何當代？又該怎樣文學？可以誇張一點說，余華的一大貢獻是以他的“當代性寫作”把當代文學從“歷史”拉回了“當下”，並提供了一種文學介入生活的新嘗試。因此，我認為余華是一個歷史的“返回者”和時代的“同行者”，而成熟理想的“當代性寫作”一定也會讓未來的歷史記住。

從歷史到當下

——從余華《第七天》談中國文學的

“當代性寫作”問題

我們認為對當代文學的討論除了“文學性”外，還應該建立在“當代性”——這個使當代文學區別於其他時代文學最核心的基礎之上。因此，不論是文學創作或是批評，對於當代性的欠缺與忽視有可能導致文學和時代一定程度的脫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余華的新作《第七天》延續和強化了從《兄弟》就開始的“當代性寫作”特徵，其中的努力和問題非常值得進行認真的總結和反思。當代性既是筆者討論《第七天》的出發點，也是我們理解余華創作轉向和當代文學的核心。

一

在經歷了《兄弟》的毀譽爭議後，筆者帶著兩個問題期待著余華的新作。其一，是否會延續《兄弟》當中表現出來的當下現實生活敘事傾向？其二，能否避免《兄弟》中因為壓縮文學和現實生活距離帶來的審美沉淪問題？兩個問題合二為一，即余華的新作能否在“當代性”和“文學性”之間取得更好的藝術平衡，為當代文學提供一種融現實批判性和藝術表現力於一體、成熟理想的“當代性寫作”？《第七天》以它的成功和不足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分析的依據。

筆者曾將《兄弟》的創作轉變概括為內容上由“歷史”轉向“現實生活”，敘述上則采取了“極力壓縮文學與生活審美距離”的方式，並認為這種面向當下的寫作難度遠遠大於早期的那種技術化的轉變。余華的這種面向當下的創作轉變，如果說在《兄弟》時因為表現得不那麽充分而缺少總結的依據，那麽《第七天》則讓我們有理由認為已經出現了一個余華式“當代性寫作”的事實，其具體內涵和特徵概括如下：寫作內容上由歷史轉向當下，敘述方式上極力壓縮文學和現實生活的距離，讀者接受上會有一種強烈的親歷性體驗，整體上表現出一種全面迫近現實並介入生活的努力，因而會令人感到是極為“熟悉”的小說。這種寫作比其他常見的反映現實生活的純文學作品審美距離更近，卻又比電視劇式的當代生活作品多了人文藝術內涵，是一種從文學內容到表現手段都充滿豐富當下精神，並且面向未來歷史負責的寫作。

成熟理想的“當代性寫作”很難看到，因為這種寫作會帶來一種悖論式的審美風險：小說的現實及物性和批判性得到增強的同時，也會因為其中的泛寫實和親歷性體驗產生一種詩意沉淪的美學後果，文學的神聖感會降低，藝術性也會受到質疑，除了對作家本人的藝術能力構成巨大的挑戰外，對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審美體驗也會構成強烈的挑戰。這些特點決定了“當代性寫作”面臨的最大挑戰可能是如何處理好當代性和文學性之間的平衡問題。

可以肯定，《第七天》確實延續和強化了余華在《兄弟》中就表現出來的這種“當代性寫作”特徵。雖然《兄弟》也寫了大量當代生活的現象，但40年的歷史和50多萬字的篇幅卻一定程度上稀釋了小說直面當下的印象。相對而言，余華在《第七天》中的“當下”密度比《兄弟》更高：小說使用了許多我們熟悉的新聞素材，雖然為人詬病，卻也因此增強了作品的現實關注度和社會批判性。諸如“他們說的話，我連標點符號都不信”。

當然，《第七天》文學性的追求在小說的語言、敘述、文體結構方面都有體現。以小說的語言為例，開篇語言就充滿懸念且意味深長，體現了余華一貫簡約精練的風格：“濃霧彌漫之時，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虛混沌的城市裡孑孓而行……我得到一個通知，讓我早晨九點之前趕到殯儀館，我的火化時間預約在九點半”。這段文字不到100字，卻奠定了整個小說的基礎。“我的火化時間”透露了敘述者是一個已經死去的人，而“出租屋”則顯示了他的生存狀況，“濃霧彌漫”既有時間的交代，也和下文“空虛混沌的城市” 和“鬼魂”敘述形成一種情境呼應，“孑孓而行”透露出強烈的“孤獨者”狀態。讀完整個小說，就會發現這個開篇充滿了“人鬼之間”的敘述氛圍，敘述者的身份決定了整個小說的敘述基調、語言風格和故事框架等。這樣一種“人鬼”結合的敘述方式和“七天”的時間，以及僅僅13萬多字的篇幅，從根本上限定了小說的文體結構、語言和思想表達。平均下來，每天的故事大概不到兩萬字，但整個故事的資訊量卻並不小，事件眾多，人物繁多且前後呼應、主次分明，這需要高超的敘述水準才能避免平均帶來的平庸或者徹底的混亂。

二

那麽在當代文學的創作現實格局中，如何理解和評價余華這種“當代性寫作”的努力和挑戰？

我們把近年來出現的新作品，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勞》《蛙》、王安憶的《天香》、蘇童的《河岸》《黃雀記》、格非的《望春風》等當代作家的代表性長篇羅列一下，就不難發現多數作品是和現實保持相當一段距離的“歷史”敘事，小說的文學性因為“陌生化”而得到了很好的保留。這些作品內容上似乎“歷史”敘事有余，“當下”現實不足，整體上似乎是“文學性”有余，“當代性”不足，即當代文學很難產生被同代人普遍認可、全面表現當代社會現實生活，從內容、思想到藝術都充滿“當代”特徵的經典文學作品。文學藝術性好的作品，表現的內容往往是距離現實較遠的歷史故事；內容緊密貼近當下現實生活的，又很難表現出超越現實的藝術思想。

作家在文學性和當代性之間或者說文學與現實關係的處理上總是難以平衡。即使是那些距離現實生活較近的作品，比如賈平凹的《帶燈》或者畢飛宇的《推拿》，雖然他們也有余華“當代性寫作”的某些特徵，比如描寫某種當下現實生活等，如果仔細比較，就會發現他們在寫作轉向的自覺性、寫作強度、審美距離以及讀者接受上和余華的“當代性寫作”仍有差別。

為什麽當代作家總是很難寫出我們時代的經典之作？多年前余華的一段話也許給出了一種作家角度的解釋：

這不只是我個人面臨的困難，幾乎所有優秀的作家都處於和現實的緊張關係中，在他們筆下，只有當現實處於遙遠狀態時，他們作品中的現實才會閃閃發亮。應該看到，這過去的現實雖然充滿了魅力，可它已經蒙上了一層虛幻的色彩，那裡面塞滿了個人想象和個人理解。真正的現實，也就是作家生活中的現實，是令人費解和難以相處的。

余華以一個作家的職業敏感道出了當代作家普遍面臨的尷尬處境：文學的表現力總是和作家生活的現實難以相處。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余華在處理《第七天》的文學性和當代性時面臨的困難：誠如他自己所承認的，《第七天》“寫下的是我們的生活”，“是我距離現實最近的一次寫作”。因此文學性和當代性之間就表現出令作家和讀者都很難適應的“難以相處”來。

因此，我們認為余華從《兄弟》開始到《第七天》的這種“當代性寫作”的貢獻在於：他敢於面對當代文學中最為困難、也最應該具有的一種寫作——以文學直面當下現實生活，衝破多數小說的“安全”審美距離，從“歷史”返回到“當下”，同時又呈現出一種面向未來的態度。比較一下當代名家們的長篇作品，就會發現整體上他們的作品很少正面直接描寫當下現實生活。面對這一普遍的現象，我們不由得會思考，究竟是什麽東西在左右、影響著作家們對現實生活的藝術表達能力？“當代性”不足是當代名家比較普遍的一個問題，經歷過“純文學”影響的當代文學對社會現實的及物性和批判性越來越弱。在文學性和當代性的藝術平衡上表現出來的寫作困難並非余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當代作家都應該面對的藝術考驗。

從這個意義上講，余華對當代文學首先貢獻了一個具有示範意義的“當代性寫作”實驗，同時也給所有當代作家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寫作命題：當代文學應該如何當代？又該怎樣文學？可以誇張一點說，余華的一大貢獻是以他的“當代性寫作”把當代文學從“歷史”拉回了“當下”，並提供了一種文學介入生活的新嘗試。因此，我認為余華是一個歷史的“返回者”和時代的“同行者”，而成熟理想的“當代性寫作”一定也會讓未來的歷史記住。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8年3月23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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