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香港家族的沉浮

連州攝影博物館於2018年夏季策劃了香港攝影師唐景鋒的個展《女皇，主席與我》，並於今年7月份與英國戴維·路易斯 (Dewi Lewis) 出版社聯合出版了同名攝影集。本文節選自法國尼埃普斯攝影博物館前館長弗朗索·薩瓦爾為此書撰寫的文章。

“在創作的啟始，‘女皇、主席與我’便跨越了紀念攝影領域的邊界。未來每當人們設想拍攝親人或通過機械影像重建血緣系譜時，它都將被當作一個必然的參考。”

唐家的全家福，拍攝於1940年。

這本書描繪的是一段在歷史、人類旅程和香港這座獨特城市的命運之間完美交織的關係。一個家族的傳奇，以孫中山發起革命為開篇，隨後水手、走私者和商人在陰暗的大都會中一一出場，引出一段段電影般的冒險故事。唐景鋒將檔案攝影轉化為連接家族世代的緊密紐帶，故事被重構為一張線索交叉的網絡，在其中，過去被翻開並與當下相連。敘事間，港口城市的歷史與宗族的軼事融為一體。即使人生中的大部分時光在英國度過，唐景鋒認為構成自身存在的材料來源於過去。他尊重傳統的同時，召喚生活在其中的靈魂，這些靈魂就浮現在被照相紙保存的每張臉孔上。家庭攝影從不是一系列的客觀事實，它首先涉及到與掌控者間的關係。唐景鋒藉由研究過去的時代以自我審視，嘗試將自身的存在化作鏈條，將當下與曾經的認識聯繫在一起。在這網絡中他自身的生活應落何處？通過擺布、創建布局並重新組織，他掌控了這些圖像。它們被接收、賦予邏輯再分配而排入理所應當的全新序列。這是一次無疵的敘事。

賓南和淑英通過傳統的中國茶禮結婚。

結婚一年後，淑英生了一個女兒，她是這對夫妻十三個孩子中的老大。

唐景鋒是說故事的人。生存掙扎和建立家庭財富的故事一件接著一件，這是關於社會地位和命運的舞台。一出描繪家族冒險經歷的肥皂劇，在鴉片、貿易和婚姻聯盟中上演，逐漸吸引著我們沉浸其中。這出故事不需要結局，讓想象繼續發散。我們需要做的是去靠得更近，像近視的人緊盯著螢幕般去真切地體驗，用感官去感受一個過去的、已然消逝的世代。這是圖片、文件、信件和當代紀實攝影的集合物，承載著交織中的肖像和命運。一切不僅僅是為了從湮沒的記憶中提取家族譜系，這些肖像人物姿態儘管古板，湧出的卻是關於生命和肉體的故事。在這裡沒有象徵主義！只有低微的生物隱藏著情感，壓抑著欲望，關於活著的種種。

*向左滑動了解照片故事

仲錫就讀廣州最好的學校之一，並隨後在上海一所頂尖大學念書。大學畢業後，仲錫通過家人的關係在南京找到一份政府部門的工作。

日本侵華期間，仲錫一家人搬回了鄉下的老家，遠離當時危險的廣州。生活也因此並未受到戰爭的很大影響。

抵達香港後。仲錫讓除了大兒子煥廷以外的家人搬到澳門居住，因為澳門的生活水準較低，比較便宜。照片中可以看到業恆（左五）和她的葡萄牙朋友以及姐姐葉彤（左三）。

大楨原本想在倫敦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當賓南要求他回香港在自家公司工作時，他已經拿到了錄取通知書。由於賓南多年來一直把時間放在社會事務上，他的公司實際上已經被長子大鈞接管，大鈞有計劃地把公司裡面的家族成員一一解雇，企圖自己獨自掌管公司。

我們必須主動方能掌控這一敘事，和這個想象中的世界。我們須自行尋找方法，穿上長衫或漢服。我們要去探尋一個鴉片館，忘記書本中所有的陳詞濫調，忘記虛假的異國風情影像中那些肮髒與混亂。唐景鋒的敘述將我們拉入的是與之相反的一處，這兒裝飾精美必須謹言慎行以融入，這裡出售最優質的鴉片，提供最精致的食物，而你將享受一次按摩的服務。香港和廣州兩個大家族的後代都迷上了吸食鴉片，這一惡行在當時卻被認為比賭博更為道德。家道沒落是所有大家族的終極恐懼。

貿易在過去和如今都是香港的全部和最終目標。英國迫使清政府在1843年8月29日簽署了可恥的南京條約，接受以香港作為中心的對華鴉片貿易。照相機也隨著英國軍隊人員和商人的行李抵達了：“在最初的十年，攝影術在中國因西方勢力的影響而被傳播開來，但直到1890至1895年前都幾乎僅在通商口岸城市，即沿海岸線和長江一帶被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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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爆發後，賓南的其中一個德國生意夥伴決定回國為納粹黨效命。另一個夥伴對希特勒的意識形態持反對態度，決定前往葡萄牙殖民地澳門。兩人在戰爭結束後都沒有返回相關，很有可能已經不在世上。最後賓南只能獨自經營公司。

1949年，仲錫去了香港。他相信他幾個月後就會回來，所以並沒有把金條和古董等貴重物品帶上，隻把一些日用必需品裝在幾個木箱子裡，和二十一名仆人一同前往。

他從此再也沒有回到廣州的家裡。

就在大楨出生後的1940年，在日本佔領時期短暫移居澳門後，一家人又再返回香港並搬回於此居住。後來他的父親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在街對面的羅便臣道84號建了一棟十二層高的公寓樓，直到如今他仍和妻子一起住在那裡。

通過在香港設立的第一間攝影工作室拍攝肖像，唐景鋒的祖先們展示了他們與西方現代性的接近程度。他們是中產階級的完美代表，即所謂買辦，幫助西方公司進行貿易的當地商人。

這些家族檔案在表面的中立性背後，是沉重的港口歷史。而對於在英國接受教育的攝影師來說，家庭攝影是關於自我的發現。這些被耐心收集起來的肖像，串聯起了香港從被殖民到1997年回歸中國這段時間內的社會和政治事件。敘事者，作為敘事的參與者，在觀察中發現自我。他曾是/是一名水手，他曾是/是吸食鴉片的人，他曾是/是一位舞者……

這是用攝影去體驗的一次追憶式重構，它試圖去化解矛盾並創造統一。被重新建立的聯繫，浮現出的故事，都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他的心靈。“女皇，主席與我”所給出的是屬於唐景鋒的個人體驗，以影像的形式呈現。

1. 狄瑞景，78-82頁，《光影之旅：攝影中的晚期帝國中國》，展覽目錄，澳門博物館，2009年6月。

唐景鋒與蘇格蘭籍太太及三個女兒的合影

弗朗索·薩瓦爾

Francois Cheval

生於1954年，擁有歷史學與民族學教育背景。1982年開始擔任各博物館策展人，於1996年至2016年間擔任尼埃普斯攝影博物館館長。在任期間薩瓦爾力圖使攝影從自身的陳舊定式中擺脫出來，並通過博物館學等論述方式重溯攝影的根源。在博物館館長的身份之外，他亦同時擔任多個藝術項目的藝術總監和策展人，他也是中國首間專注當代攝影的公共攝影博物館 - 連州攝影博物館的聯合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