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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只有離開故鄉,才能獲得故鄉

最近,賈樟柯的新年短片《一個桶》,你們看了嗎?

這是一部用iPhone Xs拍攝的6分鐘短片,講述一個發生在山城重慶的溫情故事,鏡頭圍繞著一個桶的春運返程之旅,帶領觀眾尋找屬於各自離不開的家味。

新年短片《一個桶》劇照

從還在電影學院讀書時編劇、執導的短片《小山回家》,到《小武》《月台》《任逍遙》,再到最近的《江湖兒女》,賈樟柯一直在呈現社會轉型進程對傳統秩序的改變,或者說,侵蝕,以及在時代洪流中被裹挾被擱置的群體。

鄉愁當然是一種現代性的產物,賈樟柯從中捕捉到普世性的情緒與困境。誠如他所言:“從汾陽到北京,再從北京到全世界,讓我覺得人類生活極其相似。人總得面對一些相似的問題,都要面對時間、承受同樣的生命感受。這讓我更加尊重自己的經驗,我也相信我電影中包含著的價值並不是偏遠山西小城中的東方奇觀,也不是政治壓力、社會狀況,而是作為人的危機。從這一點上來看,我變得相當自信。”

今天分享賈樟柯講述如何創作“故鄉三部曲”的隨筆,從中我們可以清晰地把握,他如何在故鄉的生活經驗中汲取有益的營養,從而哺育自己的創作。

我的邊城,我的國

文/賈樟柯

我上電影學院時已經23歲了,同級的大部分同學都高中剛畢業,他們和我相差五歲。我知道我沒有多少青春可以揮霍了,23歲的人在我的家鄉早就結婚了,或許已經有了小孩,那時像我這般年紀的朋友都喜歡留鬍子,為的是一家三口,騎自行車穿行縣城時有個戶主的模樣。

在學校,我沒有了呼朋引伴的熱情,甚至沒有興趣去運動。我丟掉了清晨彎腰壓腿打拳和下午踢足球的習慣。人看起來安靜了下來,其實是現實讓我打不起精神,未來又讓人焦慮。

賈樟柯

每到夜幕降臨,看同學們湧出校門與不同的際遇約會,就知道生活對他們來說還新鮮。我卻覺得自己老了,晚上自習室成了最好的去處,那裡可以抽煙,就拎一卷兒500字一頁的綠格稿紙,拿一隻筆坐在裡面,點煙,落筆。自習室裡人不多,個個模樣淒苦,一看就是電影學院少數幾個沒有愛情在身的人,我們落魄,象書生。

當粗寬的筆在同樣粗寬的綠格子紙上行走,漸漸就會忘我。忘我則無欲,也就勉強有了幸福感。他們是青春作伴,而我有往事相隨。每一次拿著筆面對白紙,思緒就不由地回到家鄉,那遙遠的汾陽——我的邊城,我的國。

我在那裡長到21歲,曾試著寫詩畫畫。生活裡的許多事像曠野裡的鬼,事情過了他還不走,他追著你,一直逼我至角落,逼到這盞孤燈下,讓我講出事情來。

那時,我開始寫《月台》,寫一個縣城文工團80年代的事情。80年代的文工團總有些風流韻事,80年代我從十歲長到二十歲。從那時到現在,中國社會的變化比潑在地上的硫酸還強烈,我搞不清我為什麽會如此矯揉造作,內心總是傷感。

電影《月台》海報

每次落筆都會落淚,先是聽到鋼筆劃過稿紙的聲音,到最後聽到眼淚打在紙上的滴答聲。這種滴答聲我熟悉,夏天的汾陽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層雨就是這樣的聲響,發白的土地在雨中就會漸漸變黑。雨打在屋外的蘋果樹上,樹葉也是“沙,沙”的聲響。雨落蘋果樹,樹會生長,果實會成熟。淚落白紙,劇本會完成,電影也會誕生。原來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劇本寫完,五萬字,一百五十多場,粗算一下需要三個月拍攝才能完成,就想拍成電影遙遙無期了。好象美景總在遠處,失意的人總愛眺望。傍晚趴在宿舍窗戶眺望遠處,遠處北影明清一條街燈火輝煌。心煩意亂之時,披了軍大衣,溜進北影看別人拍電影。寒冷中一堆烈火,元家班兄弟正在拍《方世玉》。突然哭聲傳來,定睛一看,李連傑背一個嬰兒,手拿武器,在烈火前表演武打。

那時候票房的保證叫“拳頭加枕頭”,想到自己剛剛寫的那些文字,究竟會有誰願意投錢變成銀幕上的真實,便又斷了拍片的念頭,心裡暗想這些文字或許將來可以出書變成小說。

一晃到了畢業時分,宿舍裡更加空蕩,有人成群結隊去拍畢業作品,多數人消失在城市裡。我一個人守著六樓空蕩蕩的樓道反覆來回,獨聽自己的腳步聲,這氛圍像柯恩兄弟的電影《巴頓芬克》。

電影《巴頓芬克》

春節臨近,照樣得歸鄉。這一年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還沒修好,坐火車14個小時,輾轉回到汾陽。進了縣城就見兩邊店鋪都寫了大大的“拆”字。

回家落座,父母歡心。我一個人在陽光下發呆,爸媽在廚房裡炒菜。這樣煙熏火燎的午後,是我記憶中最美好的時光。一家人圍坐,幾盤小菜,我講些外面的見聞。父親說:你回來的正好,縣城要拆了。

放下碗筷,飛奔進縣城,看這些有幾百年年齡的老房子,想這些我從小在裡面進進出出的店鋪馬上就要煙飛雲散,心裡一緊,知道我所處的時代,滿是無法阻擋的變化。

就像康、梁的晚清,就像革命之於孫文一代,白話之於胡適等人,每個人有自己的時代,每代人都有他們的任務。而今,面對要拆除的縣城,拿起攝影機拍攝這顛覆坍塌的變化,或許是我的天命。那一年,我二十七歲。

賈樟柯

回家,又是孤燈。寫作真的像長跑,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從第一個人物出場到他的命運終結,這個過程要你一筆一劃寫出來。沒有人能夠幫你,就像在長跑的路上,可以有人給你加油喝彩,但腳下的路仍需要你一步一步走過去。

寫劇本也一樣,就見桌上的稿紙展開撕掉,再展開再撕掉,終於寫下一行字:“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家,梁長友的兒子,小武”。

這片名的筆法學自文革時候的《人民日報》文章,文革時揪出“反動派”要抓住他的人脈,而這變革時代,變革的也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個片名雖好,但長了一些,最後把前面的定語劃去,隻留下人名:小武。

寫完之後懷揣劇本,騎自行車去了郵局。在長話室裡等國際長途,接線員接通我的某香港小資朋友,跟他說我要拍《小武》,問他是否有興趣投錢。

事情突然,把他搞的有些莫名其妙。他讓我把劇本寄過去再說。從長話室出來,才發現我的縣城到底是現代化了,郵局居然也有了傳真機,便痛下決心花費五百,把劇本傳真到香港。第二天再掛電話,香港朋友說他喜歡《小武》,決定投拍。

電影《小武》海報

《小武》四月十號開拍,就像女人不會忘記生孩子的日子,這日子永生難忘。四月的縣城還冷,劇組一行燒香磕頭。我在煙霧繚繞的街頭跪下,敬天地鬼神,往來神仙,祖師爺唐明皇,朱元璋及盧米艾爾兄弟。

這儀式讓我確定,這一次真要將文字變成電影了。《小武》拍完,我在這條道上走的還算順利,於是兩千年順勢拍了《月台》。到底難脫革命文藝青年的好大喜功,想想《小武》和《月台》都是關於我家鄉的故事,便琢磨著再拍一部,湊個“故鄉三部曲”,遠的學一下高爾基《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近的學一下巴金《家》《春》《秋》。

進入新世紀,電影果然也到了多事之秋。先是鋪天蓋地的盜版DVD,讓每個普通人都可以分享電影文化。接著DV盛行,獨立電影一時熱鬧起來。韓國全州電影節為了實踐新技術,在全球選了三個導演,給錢我們用DV拍三十分鐘短片,命題作文叫《空間》。

我便去了塞外,在大同遊走煤礦礦區,感受那些計劃經濟時代的公共建築。那些五十年代建造的煤礦,工廠,宿舍,散落郊野,它們過去曾經繁盛輝煌,如今走進新時代卻萬分落寞。

推開工人俱樂部的大門,裡面座位千席,可以想到過去群眾集會時的熱鬧,如今灰塵密布,人去落空。在大同常見孤獨年輕人,來來往往獨自前行。

他們大不同於我的少年時代,那時候我們呼朋喚友,大酒大肉,出入城鄉橫行霸道。而這些孩子戴著耳機,穿一身運動服,在街道上匆匆而過。網咖裡一片鍵盤聲,他們用電腦與世界連接,而彼此咫尺相鄰,卻從不互相說話。他們有逍遙的生活,也有無法逾越的限制。我想好了,就在這城市裡拍一部電影,拍年輕人。

電影《任逍遙》劇照

凡事皆有機緣,回北京長途車上,偶翻報紙發現東北發生少年搶劫案。少年搶劫知道此去危險,想為母親寫幾句話,卻不知如何落筆,便抄了任賢齊《任逍遙》的歌詞,算是寫給母親的知心話。我沒聽過這首歌,但這一筆讓我感慨萬千。

一下長途車,便奔到音像市場買CD回家聆聽。聽後才明白,一定是其中一句打動少年心:英雄莫問出身太淡薄。這一句就像在說我,一個縣城小子也拍出了電影。對,青春的力量就在於不滿現實。

這“故鄉三部曲”的確是我不滿現實的結果。汾陽,躲在呂梁山裡的我的邊城,那裡的日日夜夜,無數難忘的人和事兒,讓我落筆下去變成了電影。這電影又是我的國,裡面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我的世界。

我常自問,喜歡藝術究竟為何?其中原因從未交待,我願自供。我會寫下去,是因為很多事情尚未改變,我和他們還沒有和解。看,這是我最喜歡的自畫像——典型的傻叉文藝青年。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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