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已》：買鉑金包的全職太太是獨立女性嗎？

一個名叫薇妮斯妮·馬丁的美國人類學研究生隨丈夫搬入上東區之後，用人類學家審視靈長類動物的方式審視自己周圍的女鄰居。一次在街上被一個挎著愛馬仕鉑金包的女士撞到後，她寫道：“我無力改變上東區萊辛頓大道以西的賤人媽媽團，也不能用揍她們的方式解決，而且我也絕對不想加入她們……沒錯，那些每天推我、擠我、當我不存在、覺得我一點都不重要的傲慢女人，她們令我想擁有一個昂貴的漂亮皮包……一個超棒的包是刀劍與盾牌，我要買一個她們沒有的東西，她們想要的東西，或是她們有但見不得別人有的東西……”這份靈長類社群比照研究型人類觀察報告為馬丁女士賺到了一個博士學位，並印成《我是一個媽媽，我需要鉑金包》一書出版。

在熱播劇《三十而已》中，演員童瑤飾演的煙花廠長家的全職太太顧佳，重演了這位人類學女博士的故事。在面對經濟地位較低的女性好友時，顧佳毫不猶豫地展示了自己對於權力和潛規則的不屑，然而緊接著就為了打入闊太太的圈子托朋友介紹能買到愛馬仕鉑金包的門路，全然忘記之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潔發言。可見，人類學女博士需要鉑金包作為刀劍和盾牌，顧佳需要鉑金包作為她融入闊太太群體的敲門磚。

《三十而已》童瑤飾顧佳

儘管都是一面瞧不起其他鉑金包的持有者，一面想方設法融進去，二者最終卻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人類學女博士認為自己通過買包等一系列社交努力改變了自己和孩子們的命運，一如既往地視女鄰居們為大猩猩同時口中念念有詞“真香”；而顧佳在後續的劇情中離開了這個她處心積慮想要打入的群體，臨別前厲聲呵斥闊太太們“因為冠著夫姓而存活，活在丈夫的價值半徑裡，再刨一份優越感，聚在一起炫耀比較，真的是越光鮮越可悲。”此舉順利完成了新時代國產劇對獨立女性“硬氣”形象的塑造，全然沒有考慮“吾獨愛蓮”發言、鑽營行為及其失敗結果究竟為告別闊太太演說提供了幾分理與義的支撐。

在現代都市題材都在靠喊口號塑造“獨立女性”形象的當下，這種人物行為邏輯充滿矛盾的敘事並不罕見，一點都不影響顧佳這個角色成為整部電視劇裡標簽最多、話題性最強、人氣最高的角色——展現女性母職時，她為了孩子和其他女性動武，成了“中國版致命女人”；表現妻職時，她打著公司利益的旗幟辭退了疑似勾搭自己丈夫的年輕女員工，成了排除“綠茶婊”的“人間過綠器”；為了成全“獨立女性”的形象，顧佳的飾演者和電視劇的宣傳方更是異口同聲高喊“全職太太也是獨立女性”，全然不顧電視劇在階級視角下討論性別問題的扭曲邏輯。

《三十而已》微博宣傳頁面

“全職”煙幕彈：被家庭束縛的日本主婦

“全職太太”是個相當具有迷惑性的稱呼，“全職”給人以職業感，“太太”又好似擺脫了繁雜且永無盡頭的家務勞動，它的同義詞還有“專職主婦”，翻譯成英語都是house wife，但這個詞組此前還有更廣為熟知的翻譯方式：“家庭主婦”和“家庭婦女”。

“家庭主婦”是工業化的結果，在英國出現於第二次工業革命結束之後的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在日本則出現於明治維新以後。一戰結束後日本城市人口迅速增長，城市工薪家庭形成新的男主外、女主內固定分工模式，工薪階層中留守家庭負責家務勞動和育兒的妻子角色逐漸被固定為持家記账、安排一家人生活的“主婦”，以取代明治之前只知道埋頭苦乾、對丈夫百依百順的賢妻良母形象。隨著社會的發展，日本出現“一億總中流”的社會思潮，即絕大多數人本人都認為自己是中產階層，與之相對應的是無業在家的妻子角色“主婦化”，戰後初期的1955年，日本家庭中74.9%存在家庭主婦。這一數字隨著日本女性受教育水準提高以及女權運動的展開而逐漸有所回落，隨著生育率逐漸降低、雙職工家庭逐漸增多，存在家庭主婦的日本家庭到千禧年初佔比49.3%，以微弱的差距輸給了雙職工家庭。

從明治末期到平成初年的漫長期間，政府政策對造就家庭主婦群體“功不可沒”。在日本經濟泡沫時期結束後，日本企業為了降低成本、削減開支，傾向於進行非正規雇傭，企業無需為非正式員工繳納培訓費、退休金和保險金等費用，在日本男女同工不同酬和隨年資上調工資的年功製下，基本完成育兒工作的家庭主婦成為許多企業青睞的勞動力。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許多家庭主婦的工作能力並不輸於正規職工，企業向女性員工支付的薪酬較低，且家庭主婦大多年資較短，在年功製範疇內也無法獲得較高報酬，可隨意辭退，因而大受歡迎。非正規就業的家庭主婦在七十年代後期被稱為“兼職家庭主婦”與絕對不工作的“全職主婦”區分開來。

從表面上看，兼職家庭主婦是日本社會男女雙向選擇的結果，男性希望妻子在家持家之餘能賺錢補貼家用，女性想要完成傳統的妻子、母親性別角色之外自我實現，兼職家庭主婦似乎是一種折中的理想選擇。但實際上，這種選擇是政策導向的結果，家庭主婦被束縛住手腳，無法脫離丈夫獨立於社會生存。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老牌婦女雜誌《主婦之友》。

日本稅收有配偶特別扣除制度，但如果丈夫有正規工作，而妻子年收入超過103萬日元，家庭將不能享受稅收優惠，丈夫工資裡包含的配偶補貼也會被取消，結果使家庭總收入不增反減。這種稅收制度本意保護沒有經濟收入的家庭主婦，通過為丈夫提供福利增強男性維護家庭的意願，但實際效果上卻限制主婦在社會上獲得經濟獨立的可能。1985年，日本修訂《國民年金法》將企業職工、公務員等強製薪製人員的配偶作為第三號被保險人加入國民年金，這一制度考慮到家庭主婦沒有工作，且需要承擔育兒、看護老人的家庭勞動，缺乏繳納養老金的能力，納入年金保險後的家庭婦女每周非正規工作時間不能超過正規就業者的四分之三且年收入不能超過130萬日元，在此範圍內不必繳納社會保險就能自動獲得年金。換言之如果家庭主婦兼職收入超過規定數額，她首先將面臨來自家庭的懲罰。日本社會保障政策以家庭為部門，且社會企業傾向於非正式雇傭的前提下，家庭主婦想要擺脫主婦身份離婚，大概率會陷入貧窮。然而即便是在種種政策將女性與家庭牢牢綁定的狀態下，2017年的一項調查表明，日本超過十分之一的家庭主婦仍舊處於貧窮的狀態中。儘管沒有確切數據表明，不進入家庭關係的單身女性或雙職工家庭的女性較家庭主婦更大概率免於貧窮，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日本政策的安排下，日本家庭主婦無論是否存在收入來源，都必須依靠來自丈夫的支持，無法獨立於男人，也無法自立於社會。

家庭主婦在中國：“憧憬”還是“敵人”？

將視線轉回國內，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婦女能頂半邊天”，社會鼓勵女性參與社會生產建設勞動，並將“家庭婦女”和好吃懶做相提並論，宣傳“我們也有一雙手，不在家裡吃閑飯”。這種輿論語境全然否定了家務勞動、看護老人、育兒工作應有的社會價值，但也從一方面說明新中國性別觀念認為女性應該走出家門、走進社會，婦女頂起的“天”不在小家，而在大家。在日本家庭主婦佔比回落的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女性主婦化逐漸抬頭。這無疑與中國的城鎮化建設、經濟發展程度相關，市場經濟的自由空氣逐漸將個體從集體的約束下解放出來，提供給人以更多的選擇，這其中也包括女性回歸家庭。與日本不同，中國社會福利制度並不以夫婦家庭為部門，政策既不為無業在家的家庭婦女提供養老保障，丈夫也不會通過妻子無業直接受益，政策本身是鼓勵女性自謀職業獨立生存而不依附男性的，儘管中國女性主婦化也出現在城鎮化進程中，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家庭主婦更多的是市場經濟效率原則和傳統性別觀念共同作用的結果。

女性選擇告別社會走進家庭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經濟因素，二是性別觀念。一部分女性從事以女性為主體的職業，這類職業大多缺乏成長和升職空間，就業前景有限，收入一般甚至較低，放棄了也不可惜，一旦辭職成為家庭婦女能夠順利促成婚姻，通過嫁人獲得更可靠的經濟來源，這部分女性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成為“家庭主婦”；一部分女性社會收入與男性旗鼓相當，在子女教育、老人贍養方面缺乏充分的社會支持時，往往或明或暗地受迫於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場域劃分，選擇回家相夫教子；也存在一部分女性在對比配偶更具有經濟優勢的條件下選擇成為“家庭婦女”，通過支持丈夫、養育子女來完成自我實現。無論屬於哪一種情況，中國家庭婦女都缺乏獨立的經濟來源和社會身份，在家務勞動價值缺乏制度性認可、家庭婦女缺乏社會性保障的大環境下，家庭婦女無法通過被冠以“全職太太”的名號，以偷換概念的方式加入“獨立女性”行列。

作為電視劇《三十而已》中最受歡迎的角色，顧佳不需要自己承擔家務和育兒工作，她的主要任務是幫助丈夫打理事業，家庭的部分被淡化，突出的是“賢內助”形象。與其說顧佳是當代都市最令人嚮往的獨立女性，不如說她是封建王朝裡深宮嬪妃、宅門主母或是民國大戶太太，和許多宮鬥劇、宅鬥劇的設定相似，這些缺乏獨立社會身份的女性完成著虛構世界中“通過征服男人征服世界”的征途，垂簾聽政，在和其他女性的鬥爭中尋求存在感和優越感，全然回避性別問題，兩性矛盾被轉化成個別男性的行為瑕疵、思想問題，並通過這種對個體男性的批判進行自我滿足，將自我納入流行的“獨立女性”概念中進行想象，完成自我麻痹的全過程。顧佳相比劇中其他兩名女性的主要優勢在於通過婚姻關係完成了階級飛躍，而這恰恰是這個階層逐漸趨於穩定的社會中最大的幻夢，“全職”不過是貼合“獨立女性”的時髦標簽打出的幌子，成為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富貴“太太”或許才是這個角色最具吸引力的點，剝下“全職太太”這個稱呼虛偽的外衣，想必電視劇的宣傳方和演員本人也無法理直氣壯地喊出“家庭婦女”算“獨立女性”的口號吧。

一部分女性主動或被動地投身到家庭婦女的行列中去，間接給留在職場中的女性施加了更多的壓力。由於傳統性別角色中對女性完成妻職和母職業的要求，無形中形成了對女性價值的評判標準，即嫁不出去、不生孩子的女人是不完整的、失敗的。如果職業女性想要完成傳統性別角色構建，又將面對平衡家庭和事業的新困境——大眾幾乎從未在媒體採訪中聽到詢問男性受訪對象如何平衡家庭和事業的問題，因為社會觀念中默認男性不需要平衡，這是一個“女性問題”。由於男性被默認“一心撲在事業上”，市場在人力資源選擇上也會對更高效地創造價值的男性有所傾斜，由於就業崗位有限，女性被排除在市場或升職空間之外，限制了女性就業的領域和職業前景，間接促進女性回家的觀念傾向形成。回溯這個傾軋的過程，問題並不出在那些選擇成為“家庭婦女”的女性身上，問題的根源仍然是守舊的性別觀念，“家庭婦女”不是職業女性的敵人，也不是獨立女性的敵人，一些家庭婦女或許沒有意識到自己受害者的身份，或許在自我麻醉、自我催眠中逐漸出現“斯德哥爾摩全職太太綜合征”，指望著以主持家庭生活為丈夫提供增加收入的動力，且不說男性通常並不認為家庭負擔是自己的份內責任，家庭負擔的減輕和收入增加沒有必然聯繫，但就家庭主婦而言，這種思維模式下對男性的經濟依賴和精神依賴就決定了她們個人生活圍繞家庭展開，以家庭成就取代個人成就，喪失自我，隻以人妻人母的身份界定自我，在外界出現批判聲時再以男權社會對女性性別角色要求反駁那些為了個人成就而抗爭、拚搏的人，從而產生矛盾。但事實上，婚姻和家庭生活不應該成為割裂女性群體的壁壘，更不應該成為挑逗女性群體內部鬥爭的導火線。

值得警惕的是，在社會觀念日趨保守的當下，大眾文藝作品公然模糊階層差異，強化階層特權下的“爽”感，將金錢的光環偷換成角色的光環展示給大眾供認憧憬膜拜，這樣的做法十分可恥。如果是帶著批判的視角展示角色，廠長太太顧佳的角色經歷並不是不能成立，但眼下，劇方宣傳給她貼上的太多標簽都力求讓她看上去“完美”。從預告中，觀眾知道她日後會離開她出軌的煙花廠長丈夫，眼下的完美人設也不能被解讀成戲劇性轉折的鋪設，須知全職太太將來時的離婚隻意味著獨身，轉折也不意味著角色現在時的“全職”可以碰瓷“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