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澍算了算，從杭州取心回武漢，最快的一次全程隻用了4小時，基本達到了國外用直升飛機轉運的水準。
2018年底，護心跑男的故事被拍成了一部微電影。影片截圖
文｜ 新京報記者 周小琪實習生 吳婕
編輯 | 滑璿 校對 | 郭利琴 陸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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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飛機起飛還有1小時5分鐘。
王國華坐在廣州白雲機場的候機室裡，攥著一張飛往武漢的登機牌，緊盯著對面的班機顯示屏。飛機預定的起飛時間為11點45分，因為台風“山竹”的到來，12點以後的班機全部取消，鐵路運輸也癱瘓了。
他低頭看了看腳旁的白色箱子，心提到了嗓子眼。那是一個25公斤重的保溫箱，裡面裝著幾包碎冰塊，一個鐵桶，一顆鮮活的、暫時停止跳動的心髒。
王國華是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下稱“武漢協和”）心血管外科的醫生。他的任務是在6小時內，把這顆心髒從廣州帶回武漢協和，之後由其他醫生移植給一名擴張型心肌病患者。
近5年來，武漢協和心血管外科做了421例心髒移植手術，王國華和同事們也從南至海口、北至哈爾濱的全國各地取回了421顆心髒。
每次“取心”的標配是主刀醫生、助手、體外循環灌注師，共3人。他們會帶上3個裝有手術器械、冰塊、停跳液泵的大箱子，每個都超過20公斤。
武漢協和這支特殊的團隊共有6名主刀醫生，全部為男性，年齡都在40歲左右。由於心髒的最佳冷缺血時間（從冷保存至移植後開始供血的時間）不能超過6小時，醫生們必須與時間賽跑。
他們被稱作“護心跑男”。
取心
從取心手術開始，醫生們需要的就是速度。
董念國是武漢協和心血管外科主任，也是“護心跑男”的直屬長官。多年前，為了提高取心速度，董念國在實驗室用狗做了將近20次動物實驗。動作嫻熟後，他最快能在6分鐘內取下一顆心髒。
無論捐贈者在哪個城市的哪家醫院，取心手術一般會在早上8點前進行——那時，醫院的正常手術尚未開始。
術前，主刀醫生、助手和體外循環灌注師先要圍在捐贈者身旁，鞠躬、低頭默哀一分鐘。
進行準備工作時，助手會倒出保溫箱裡的冰塊，用錘子把它們錘成細碎的小方塊。體外循環灌注師蹲在手術床頭，調試循環設備。
準備好後，主刀醫生上場，開胸、打停跳液、取出心髒、注入心肌保護液，把心髒和心肌保護液用袋子密封起來，放入事先準備好的小鐵桶裡，再把小鐵桶裝入盛滿碎冰塊的保溫箱中。
2018年9月16日上午，主刀醫生王國華從供體中取出了一顆健康的心髒，圓錐形，鮮紅色，像一顆飽滿的桃子。離開供體前，它每分每秒都在有節律地搏動，一分鐘至少60次；每一天，它會向身體的各個部位輸送超過6000升血液。
助手用手機給心髒拍了個小影片。原本鮮活的心髒在無菌冰塊的包裹下，變得冰冷而松弛。
理想狀態下，從進手術室、開展手術到封存好心髒，通常可以在40分鐘內完成。但意外經常發生，現實中，完成取心手術的平均時間約為一小時。
正在進行心髒移植手術的醫生們。受訪者供圖
2015年10月，團隊主刀醫生陳澍去廣州取心。進手術室前，他突然被告知供體家屬要先做一些儀式，獲取時間要延後。陳澍只好改簽了後一趟班機，時間推遲了近兩小時。
2018年12月30日，團隊成員陳思前往廣州取心。準備手術時，醫院的器官協調員說家屬有點反悔，不太願意捐心肺，正在協調。直到45分鐘後，家屬才同意。
陳思用了1小時完成手術，心髒被順利取出。“冠脈很好，形態正常”，陳思對這顆心很滿意。
運氣不好時，醫生們取不到心髒，會徹底跑空。有時是因為家屬反悔，不願捐獻；有時是因為供心不合格。
一次，陳澍去深圳取心，給供體開胸後“看傻了”。供心的冠脈比冠心病病人還要僵硬，上面彌漫著硬化了的斑塊，像是被鐵鎖捆住了。陳澍當即向董念國匯報，心髒太差了，完全不能用。那是他唯一一次拒絕取心，連心髒停跳液都沒打。
“在一些歐美國家，供心獲取之前，醫院會給供體做非常詳細的檢查，包括CT、磁共振等。獲取的醫生到了，看結果就行。我們基本上是‘盲’的，只知道供體目前的血壓、心律以及整個病史，有沒有用升壓藥，用了多少。”陳澍說，開胸前，供心究竟什麽樣，取心團隊並不知道。
因為沒有標準的供心評估體系，對供心的評估只能依靠醫生個人經驗，所以董念國只會派“信得過”的醫生去主刀取心。他還制定了嚴格的考核標準，一名連續出現失誤的醫生，再也沒被派去取心。
說走就走
在董念國看來，能夠成為“護心跑男”的醫生，都是身強力壯的精英。
團隊的6名心血管外科主刀醫生，職稱均為主治醫師或教授，年齡多在40歲左右。跟著主刀取心的助手都是科室內較為年輕的醫生，體外循環灌注師也基本都是學心髒外科專業的。
39歲的主刀醫生王國華，畢業於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讀本科時，他對心髒外科的了解只限於《外科學》課本上的一章內容。保研後，王國華聽說武漢協和的心髒外科很有名，沒多想便選了這個科室，“後來才知道，原來這麽辛苦”。
“取心對他們來說，其實是一份額外的工作。”董念國說，這些醫生是科室的主力，每周都有三四天要做其他手術、一兩天出門診，好不容易有了休息時間，又要隨時待命，一旦有了取心任務，必須說走就走。每次取心，他們都要求自己“跑得更快”。
陳澍記得，有同事去取心時，高鐵票很緊張，好不容易才買上了三張一等座的票。但那天，手術結束得比較快，他們提前到了高鐵站，發現上一趟途經武漢的高鐵還沒走，換乘的話能節省15分鐘。一行三人便拖著三個20多公斤重的大箱子，匆匆忙忙過安檢、上車、補票，在過道上站了4個多小時。
護心跑男們每次“取心”要攜帶的三個大箱子。受訪者供圖
從醫近10年，王國華至少參與取心100次。每一顆被取出的供心都不一樣：有的肥厚，有的纖瘦；一些跳得快，一些跳得慢。它們的主人中，有煤氣中毒的孩子，有走在路上驟然倒地的中年人，也有出車禍的年輕姑娘。
手機航線圖也記錄下了王國華的取心軌跡：最近三年，他飛行了177次，總計16萬公里，去得最多的是廣州、北京和杭州。
剛剛過去的2018年，王國華取心30次，平均每10天一次。讓他印象最深的還是“山竹”來的那次。“很害怕班機取消，回不了武漢，幸運的是飛機還是正常起飛了。”
有幸運，也有不幸。尤其是取心手術的過程，哪怕一絲分神、最輕微的失誤，也可能導致整個移植手術徹底失敗。
2015年春節前，團隊主刀醫生陳澍到廣州取心時，氣象預報顯示武漢在下大雪。他從頭天晚上就開始擔心回程時間無法保證，整夜都沒怎麽睡。
手術開始後，陳澍依舊心神不寧，老想著氣象的事。給心髒主動脈灌注停跳液時，手速比平時快了一點。這導致供心的主動脈根部出現了夾層，而夾層一旦破裂，會導致作為受體的病人急性死亡。
這顆供心廢了。
陳澍很自責，不停地在微信上向同事道歉。他忍不住想，那位患者當時都已經做好了麻醉、消毒，家屬也都在手術室外等著，最後是這樣的結果，他們會有多失落！
消沉了幾天，陳澍又接到了取心任務，還是為同一個病人。這一次，他小心翼翼，順利給患者“還”了一顆心髒，終於松了一口氣。
和時間賽跑
作為取心團隊的靈魂人物，董念國在同濟醫學院上大學時的研究方向就是心肌保護。簡單說，就是如何更好地保護已停跳的心髒，讓它不受損傷。
董念國說，心髒脫離人體、用停跳液和冰塊保存，到移植後供血開始的時間被稱為“冷缺血時間”。根據國際標準，心髒的最佳冷缺血時間為4小時，冷缺血時間4-6小時的供心都可使用。
工作後，董念國和同事們研發了一種能提高心髒的保存時間的停跳液。經過數年的臨床試驗、跟蹤評測，他們發現供心的冷缺血時間可以被提高到6-8小時。
10年前，44歲的董念國開始擔任武漢協和心血管外科主任。當時，中國每年約有80萬心衰病人等待心髒移植，但成功進行手術的只有100人左右。
為了把醫院的心髒移植帶起來，他帶著幾名資深的醫生，組建了專門的取心團隊，自己也是“護心跑男”的一員。擺在他們面前的第一個難題是：如何在最佳冷缺血時間內把心髒運回醫院？
當年高鐵尚未覆蓋全國，他們只能自己開車，去各個省內城市，或是到鄰近的湖南、江西、河南取心。後來有了高鐵，醫生們多了一種選擇，可還是太慢。以廣州到武漢為例，平均時長4小時左右，加上花在去火車站、醫院的時間，供心的冷缺血時間很可能超過7小時。
相較於公路、鐵路，飛機雖然快，但更易受到氣象等不可抗因素的影響，延誤、取消的幾率也高出很多。許多時候，“護心跑男”們不得不在幾種交通工具之間糾結、權衡、對賭。
2018年12月30日上午，醫生陳思從廣州的醫院裡取到那顆令人滿意的心髒後，收到了航空公司的消息。原本，他計劃乘坐10點的班機回武漢，12點落地。但天降大雪，班機推遲到了12點半。
還沒走出醫院，陳思和同事們便開始查詢鐵路資訊，結果所有的高鐵票都賣光了。
一番盤算後，3名醫生出了醫院直奔廣州南站。他們決定走綠色通道，讓工作人員安排最快的高鐵，先上車再補票。
廣州南站站長帶上拖著保溫箱的陳思等人在各個檢票口來回跑，看哪班列車檢票最快。上午11點11分，他們終於趕上了途經武漢的G1006次列車。上車後，陳思沒空休息，不斷和武漢協和的同事們分享實時位置。“因為下雪，高鐵明顯沒有平時跑得快，尤其是過了長沙以後，開得更慢了。”
2018年9月16日，王國華拖著器官保溫箱，準備登機。受訪者供圖
按照高鐵列車時刻表，G1006本應在下午3點左右到達武漢。但那一次，陳思等人到達武漢時已是下午5點，供心的冷缺血時間超過了9小時。想到從高鐵站趕回醫院還要一個多小時，陳思放棄了。手術室裡，已經做好麻醉的患者，又被推回了病房。
“後來我想，要是坐那班12點半的飛機，說不定還能趕上。”陳思本想著那是2018年的最後一顆心，一定要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變成現在的結果，他的心裡有些遺憾。
好在兩天后，之前的那名患者又等到了一顆供心，手術順利。
偶爾也有“奇跡”出現。2015年，取心團隊在廣州取心，由於飛機延誤，到武漢時，供心冷缺血時間已超過8小時。等在手術室裡的，是一位患有心肌病的中年男子，生命垂危，不能再等。董念國和患者家屬溝通後，決定一試。
儘管心髒在患者體內複跳時，冷缺血時間已達到10小時，但它與新主人奇跡般地和諧相處，患者活了下來。
董念國說，這是他用過的冷缺血時間最長的供心。
綠色生命通道
2015年10月，陳澍去廣州取心的那次差點誤了飛機。從手術台上下來，他火急火燎地撥打了航空公司的熱線電話，想試試看對方能否幫忙通融。接線員很熱情，幫陳澍聯繫了地勤。
到機場時，航空公司的人帶著他們迅速通過安檢，還把他們送到登機口，全程只花了十幾分鐘。心髒移植手術時，供心的冷缺血時間還不到5小時。
陳澍很激動，發了一條朋友圈，感謝航空公司的幫助。航空公司也派了一名內部記者來採訪，陳澍提出，如果每次都能走這個流程，取心會更加方便。
後來，取心團隊真的和航空公司形成合作，共建了一個微信群。一有供心獲取的消息，醫生們就會發在群裡，航空公司提前做好準備。醫生到機場時，只要帶上醫院的介紹信，就有專人全程陪同。
2016年，取心團隊與航空公司的合作獲得了制度性保障。當年5月，國家衛計委、交通運輸部、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等6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建立人體捐獻器官轉運綠色通道的通知》，要求民航部門、鐵路部門、交通運輸部門等都要為運送人體捐獻器官的人員提供便利，幫助他們優先出行。
2016年3月，通過機場綠色通道後，王國華與航空公司工作人員合影。受訪者供圖
如今，“護心跑男”們的首選是速度最快的飛機。每一次，航空公司的地勤都會幫忙協調，有時，飛機還會在停機坪上專門等候取心的醫生。
到達武漢後，遇上路線擁堵的情況，交警會幫醫生們開路，廣播電台也會不斷呼籲車輛讓行，保證生命通道的順暢。
“我們都很感動，都是生命的力量。”陳澍算了算，從杭州取心回武漢，最快的一次全程隻用了4小時，基本達到了國外用直升飛機轉運的水準。
生命的延續
在武漢協和，等待心髒移植的病人永遠排著長龍，能不能等到匹配的供心全靠運氣。
病情緊急的，住院等；情況好點的，回家等。有的人只等兩三天，有的人等了兩三年。最難等的是O型血患者，因為O型的供體幾乎能和所有血型匹配，但O型受體只能接受O型的供心。
董念國記得，就在不久前，因為沒等到供心，科室裡同一天有兩位患者離世。“歸根結底，還是供心數量太少。”
捐獻器官有三個標準，一是腦死亡，二是心死亡，三是心腦死亡。“心髒移植只能使用腦死亡的供體，這個比例在所有捐獻者中大概隻佔10%到15%。”董念國說，這是供心數量少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國外器官捐獻者的家屬可以獲得經濟補償，但中國只有志願捐獻器官一條途徑。“而且有的家屬願意捐別的器官，但不願意捐心肺，因為怕被別人說沒心沒肺。”董念國說。
作為心血管外科醫生，“護心跑男”們每天與死神搏鬥，見慣了生離死別，心裡那根敏感的神經有時還是會被病人或家屬牽動。
陳澍第一次參與取心是2015年“五一”期間，當時他只是一名助手，跟著主刀醫生吳龍去了廣州。
到現在他還記得，那位器官捐贈者是一名18歲的女孩，剛上大學，長得很漂亮，騎自行車時不慎跌落，導致腦死亡。做手術時，陳澍心裡很不舒服，刻意偏過頭去，不敢看女孩的臉。
直到心髒移植手術完成，陳澍看到女孩的心髒在另一個生命體內重新跳動了起來，他才釋懷。“我不是在剝奪那個女孩的生命，而是把她的器官帶給了另一個人，讓她以這種形式繼續活下去。”
2016年2月，王國華“完成取心”任務後，等到受體心髒順利複跳，才離開手術室。受訪者供圖
一次，團隊醫生劉雋煒在外地某醫院取心後，剛從手術室走出來便被人圍住了，“這是不是那個誰的器官？”
劉雋煒突然意識到，這些人是器官捐贈者的家屬。依據雙盲原則，器官捐贈者和受贈者互不知曉對方的資訊，但一些捐贈者的家屬難免想知道親人器官的去向，碰到取心的醫生，忍不住圍過來。
劉雋煒不敢回答，低著頭，拖著保溫箱往電梯走。家屬追了上來，重複地問著那句話。劉雋煒加快了腳步，鑽進電梯。
電梯門合上的一刻，劉雋煒本以為自己會鬆口氣，但家屬的哭聲從門縫裡傳了進來，他的心一下被揪住了。“當了這麽多年醫生，碰到這種事還是不好受。”
2018年10月，一位特殊的客人來到了武漢協和心血管外科。他叫天佑，今年4歲，來自湖北棗陽。
2015年12月22日，3個月的天佑在武漢協和接受了心髒移植手術，成為亞洲最小的“換心人”。三年過去了，天佑身體強壯，外向活潑，逢人就笑。見到熟悉的醫生、護士，還會甜甜地喊上一聲“伯伯好”“阿姨好”。
董念國為天佑做了複查。他從X光裡看到了一顆雞蛋大小的心髒，與天佑的胸腔完美貼合。心電圖顯示，這顆心髒正在有力地跳動著，一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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