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發揚碑學理論，影響了晚清一代書風

阮元在嘉慶年間撰成《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倡導北朝碑版石刻，很快得到一些書家和學者的響應與讚同。

其時，帖學書法由於取徑狹窄，輾轉仿效，已經暴露出明顯的弊病和衰頹之勢。鄧石如、伊秉綬等人在創作上的成功和轟動更是為碑學理論提供了依據和榜樣。

如果說，鄧石如、伊秉綬等人的成就主要還是體現在篆隸書體方面的話，那麽阮元對北朝書法的高度評價和極力鼓吹，則直接涉及到最為普遍和實用的楷、行書領域,表明碑學理論將從少部分人的尚奇好古之論發展成為書法藝術的基本原則。

包世臣書法

錢泳生逢乾隆、嘉慶道光三朝，一生以訪碑、刻帖、著述為事業，他曾與翁方綱、阮元、包世臣等均有密切交往。在書法上他擅長隸書，師法漢碑，同時又以精於刻帖而受到北京王公貴戚的賞識，永理的《詒晉齋巾箱帖》《詒晉齋摹古帖》、鐵保的《惟清齋帖》、劉墉的《清愛堂石刻》、英和的《松雪齋法書》等都出自他的手篆刻。

其行書圓潤秀媚，純出於帖，作為出入碑、帖兩派的書家，當錢泳讀到阮元的《南北書派論》時，立即譽為確論”。錢氏自己論書也頗受阮元啟發，不僅篆、隸,對於楷、行書亦強調：這種觀點已超越帖學範疇，與阮元的主張如出一口。

包世臣書法

然而，真正將阮元的碑學主張發揚、完善，並使之深人人心者，還應歸功於包世臣的實踐和宣傳：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號倦翁、安吳，安徽涇縣人。嘉慶十三年(1808)舉人，多次應會試不第，遂以幕僚身份活動於南北各地，曾在廣州海關衙門任職，後擔任江西新喻知縣一年，晚年居南京，以著述為事。

包世臣年輕時曾研習兵書戰略，在兩江總督百齡幕中時曾為水利漕運出謀劃策並寫成專著《中衢一杓》。

包世臣書法

據記載，包世臣“少工詞章,有經濟大略，專喜言兵”，又“精悍有口辨，以布衣邀遊公卿間。東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鹽諸巨政，無不屈節谘詢，世臣亦慷慨言之”。

太平天國於鹹豐三年(1853)攻佔並定都南京後，包世臣與汪士鐸、梅曾亮一同被洪秀全尊為“三老”，可見其名聲之大。

他與當時的一批著名學者李兆洛、張琦等人關係密切，李、張二人均與書法家鄧石如交誼頗深，張琦之兄張惠言能寫篆書即是由鄧傳授，包世臣與鄧石如的相識，大約也緣於此。

包世臣書法

包世臣學書從當時習俗應試“館閣體”人手，再學蘇軾及《蘭亭序》等刻帖，雖臨習甚勤，終未有成。

嘉慶七年(1802)在鎮江與鄧石如相識，對鄧氏書法推崇備至，自謂為真知其書者。又感於自己書法“得自簡牘,頗傷婉麗”，遂改習歐陽詢顏真卿碑版。

嘉慶二十四年(1819)客居濟南，得北朝碑版甚多，又攻北碑。此外對孫過庭《書譜》亦臨習甚勤，並撰有《書譜·辨誤》一篇。包世臣在書法上不僅廣泛取法實踐，而且能夠思考摸索，尤其對執筆、運毫等技術環節最下”功夫，甚至達到近乎舍本逐末，走火人魔的地步。

包世臣書法

也許正因為如此,他的書法創作水準遠遠比不上他在書法理論上取得的成就和影響。包世臣的書法以行草書見長，其下筆多用側鋒，字形欹斜取勢,個人特點十分鮮明。

從其風格面貌看，行書受蘇軾影響較重，草書則得力於《書譜》較多。也許是由於在書寫過程中過分追求“逆人平出”“萬毫齊力”一類的技術要領，加上行筆遲緩，使其作品顯得虛弱和松散,氣勢不足。

包世臣書法

儘管包世臣的書法創作並沒有達到一代名家的水準，但他在書學理論上的主張和貢獻卻影響了清代後期的書法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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