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談邪不壓正裡的那個硬漢薑文

關於電影《邪不壓正》的討論似乎已經結束了，我們迎來了新的熱點。每一次社會熱點似乎都會席卷很多人，但到底給我們留下了什麽，卻總是值得懷疑。

今天這篇“不是影評的影評”來自單讀主編吳琦，他從《邪不壓正》的上映談起，但談的並不是這部電影的好與壞。在充滿情緒化表達的輿論環境中，他認為，電影作為文化產品，必須放回歷史語境來看，也必須考慮大眾心理的變化，以及每個觀影者自己的成長軌跡，否則很容易形成導演與觀眾之間的互相“誤讀”。這可能是最理想的，同樣也很困難的一種觀影方式。但如果不通過每一次公共討論去訓練自己的思維，鍛煉我們看待世界和自己的方法，恐怕任何真正的進步都無從談起。

沒想過有一天會寫薑文。因為他從來不算我最鍾愛的導演（我們習慣了一說喜歡哪個導演就說幾個外國人名），看他最受讚譽的那部《陽光燦爛的日子》時我還很懵懂，沒有完全進入電影的世界，所以至今也不能體會那種鐵粉的心情。也因為他幾乎每一部電影都會引起知識界和大眾範圍內的熱烈反應，好像只要是薑文出品，就能刺激大家說點什麽，對創作者而言這挺幸運的，讓我以為他是一位已經被充分討論的電影人。

《邪不壓正》上映之前，看影片宣發格外努力，我以為大家對薑文的熱情終於來到一個轉捩點，需要他自己使勁吆喝才能跟上時代了，結果隨著影片上映，又一波議論開始了，在這個人人都能寫五個字以上影評的年代，他再次成為熱點。不管怎麽說這都是一件好事情。這次我跟蹤了討論，並且很早就看了電影，第一次感受到圍繞著他的那些熱度都像空心氣球，沒有焦點沒有交鋒沒有厚度，並沒有形成真正的討論，於是開始理解為什麽他是一位能夠並且需要被討論的中國導演，甚至沒有之一。並且忍不住加入進來。

交代這一段前情是有意為之，也相當必要，不僅因為身邊許多師長、朋友都在發表意見，如果我提了什麽不同看法很容易引起誤會，更重要的是，我始終認為閱讀電影不僅是一個外在的過程，它也內在著一個觀看者自己經驗、觀念的變化，反思與共情能力的成長，以及這種成長與社會歷史背景的互動關係。對自己的認知框架及其局限的認識，是認識一部電影的起點，也只有在這二者互為主體的共振中，才有可能生成真正的討論，而且這種討論的意義不需要投射到對一位導演一部電影的認同或者否定，它最終指向自己。

對我來說，《邪不壓正》裡最關鍵的時刻是一聲炮響，大螢幕全黑，打出四個大字，七七事變。那一幕像驚雷，照亮了整部電影的時空感覺，而且非常直接地攜帶著觀看抗戰紀錄片和主旋律劇情片的記憶。如同從小的歷史教育、集體觀看的愛國主義影片，這種語法屬於強行點題，但人的本能是不會去主動接受和面對這些沉重的負擔的，他們總是在回避自己的過去，尤其是那些脆弱的失敗的過去。換句話說，歷史教育本身就是一個後天的社會的強製性的問題。其實影片一開頭，朱潛龍和根本一郎背對著鏡頭在雪地裡密謀，就已經提示我們這是一個關於血脈的故事，日本人要買他師父的地種鴉片，他師父質問他，怎麽不在北海道種鴉片？本來由凱文·史派西飾演的美國代理人開頭也是這麽告訴李天然的，你要幫助的不是別人，是日本人的敵人。這些暗示都是真實的歷史背景在虛假的電影螢幕上的具體顯影，也是視聽語言特有的鋪墊，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而在原著中，李天然歷史化的程度甚至比電影更深，他非常主動地選擇了燒鴉片倉庫和教訓與私仇無關的日本人）。這些鋪墊最終在“七七事變”這四個大字上爆發，就像經年累月的社會衝突、矛盾會在個別事件上爆發，最終改寫歷史。

這也是故事的轉折點。藍青峰徹底失去了對局勢的控制，而李天然成為行動的主體，而且不僅僅是他，電影裡其他人物在那之後也二度復活，開啟了全然不同的悲壯的生命體驗。巧紅和她的秘密敢死隊全部現身了，潘公公成為犧牲品，站著死了，藍青峰家的女管家挺身而出，昂著頭被擊斃，臨終像一株向日葵，連朱潛龍都感歎，平時她就這麽勇敢嗎？嫵媚的唐鳳儀也被安排了一個充滿勇氣的結局，在日軍進城的時刻，微笑著從城門上跳下去，這難道不比馮小剛、嚴歌苓作品裡那些眼裡只有自己的女性更有尊嚴？

說到這裡，我覺得薑文有一處地方處理得不夠恰當，或者說他這種性情的創作者根本無從處理這個問題，那就是恐懼。在故事線中，李天然和巧紅被設定成互相啟發和激勵的關係，他們要一起克服自己內心的猶豫和膽怯，但兩人從頭到尾都眼神堅定，能力驚人，連子彈都不怕，還有從天上掉錢的“神秘”力量加持，加上整部電影的荒誕氣質，這種恐懼隻出現在台詞裡，而沒有其他證據來支撐。除了一處，巧紅的跛腳被李天然治好，慢慢康復（這是一個多麽激進的性別進步符號啊，平日最愛蹭熱點的女權主義者們好像無視了這一點）。所以在電影層面，我沒有感受到李天然 15 年來的恐懼，隻感到了他的仇恨與決心，因此也不覺得他們兩人逐漸獲得勇氣、建立起革命愛情是一個漸變的過程，或者說這種個人的恐懼最終只能在集體的恐懼感中獲得理解？

一切還是要回到歷史，回到具體的時間—— 1937 年的北京，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曾經歷甚至難以想象的北平。即便在大家都說薑文把它改得面目全非的原著《俠隱》當中，這個背景也至關重要，幾乎佔了半本書的篇幅。作者張北海寫的正是溫柔浪漫的舊北平，如何在硝煙中破滅。書裡面馬大夫說，“我記得你提過你師父幾句話，什麽‘行俠仗義’，什麽‘平天下之不平’……這在你師父那個時代，還說得過去，可是……今天，日本人都打過來了。”隻不過用的是文學的方法，展開的是原著作者回望過去的性情。

薑文給這個故事裝滿的歷史敘事和核心關懷，與《俠隱》不同的地方在於，是現在時或者未來時，不把一切都當作逝去，它本質上和《陽光燦爛的日子》、《鬼子來了》、《太陽照常升起》以及整個民國三部曲在同一條脈絡裡。導演的水準或有起伏，但從未變線，甚至越來越清晰，而且在這個序列裡，《邪不壓正》也是一座具有轉折性的分水嶺，他直接、系統地用電影這種媒介處理完了革命之前的歷史，而“革命之後”的問題將比這個更複雜和困難，他還會繼續往前嗎？如何往前？

我最初以為，當人們越過薑文的風格和花招、替他整理出這個故事的面目以後，這部電影的謎語就會被解開（而且這個謎面本來也比他此前的電影更容易），它將帶來一次關於和平年代我們如何進入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論戰。結果這個面向完全沒有打開。不像《讓子彈飛》公映時，那麽多豐富的政治隱喻被開掘出來。而潛藏在這個問題背後更恐怖的現象是，論戰雙方一開始幾乎同時消失，大家都緘默不語，同時放棄了解釋權，仿佛他講的是一段空洞的沒有發生過的歷史。尤其是往常最熱鬧的知識界，貢獻了幾篇耍小聰明的口水文章後就啞火了，像集體宣告了自己的過時（或者入時），直到最近才有一些來自年輕學者和普通觀眾的聲音，試圖刺破沉默。與其說這種失語是大家不知道怎麽面對一部電影，不如再次回到前面的論述，是大家不知道怎麽面對自己的過去，和過去的敵人。已經不光是去歷史化那麽簡單了。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願意進入歷史語境，而是我們完全擱置歷史問題，大家不是看不見，而是看見了也不發言。這固然關乎今天的言論環境，但這種令人震驚的沉默，同時也揭示出一種沉默的“繳械”與共謀關係，反映出如今和電影中完全相反的思想狀況和潮流。我很納悶為什麽有人會說他虛無，虛無的難道不是觀眾自己？因此我的一個基本立場可能是，理解這部電影不僅是一個藝術問題，更是一個歷史問題。

另一個基本立場是，與其說薑文的電影重要，不如說對薑文電影的接受史更重要。

從《陽光燦爛的日子》的全面成功到《鬼子來了》的被禁，再到《太陽照常升起》的撲朔迷離和《一步之遙》的票房失利，薑文的每一部電影也許都能總結出一些症候性。我沒有做進一步的考證，隻以《讓子彈飛》作為參照系。《讓子彈飛》是薑文在新世紀最受歡迎的作品，也開啟了觀眾（可能也包括他自己）對他新的期待，那部電影講述的是更純粹的民國問題，一段相對達成共識的歷史，而且是一段罕見的擁有無數粉絲的歷史時期。儘管這種對過去時代的崇拜本身具有虛幻性，但在今天看來，與時間上進一步推進、直接切入革命的《邪不壓正》相比，它更容易被接受，也更合時宜。而在這兩部電影四年時間之間，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時代情緒的一次斷裂。

也是從《讓子彈飛》開始，票房成為薑文身上新的包袱，市場也開始成為評價所有中國電影的標準，不再是期待和想象，而是可以達到可以觸碰的真實經驗。隨之同步展開的是，評價一部電影的話語權，開始了從精英交還給大眾的過程。和其他主流導演一樣，薑文加入了這個過程，並且發出了“站著把錢掙了”的宣言。迄今為止，在他和市場搏鬥，同時也和知識界搏鬥的過程中，我們只能說互有勝負。這個評價本身沒有褒貶，但和其他一路凱歌或者一路潰敗的導演相比，他的實踐更能證明這是一場真正的搏鬥，不是投機的遊戲也不是純潔無暇的藝術夢想，他展示了這場貼身肉搏的複雜和殘酷性，幾乎如同一場戰役。

這場搏鬥最大的陷阱可能是話語層面的糾結。薑文的媒體形象沉浸在一種不被理解生不逢時的憤怒當中，而這種與外界保持距離的姿態，和原本就喜歡戲謔的北京人的話語習慣，和一種出於本能或者出於考慮的敘事策略混合在一起，很快成為他新的標簽。這種風格在廣泛的電影消費者那裡，被混亂地接受著，一些人完全能夠理解他，而另外一些不能，兩者幾乎沒有共同語言。一些關鍵詞照見了薑文和觀眾之間這種“虐戀”關係，爽、牛逼、自戀、荷爾蒙、尬聊……都是他和觀眾可以互相映照的鏡像，也都深深嵌在電影這個藝術門類在中國發展的進程。

在《邪不壓正》的討論中，這種混亂更加嚴重，很多人用作者電影、直男癌這些片面的標簽終止了對話的可能性。但討論還是需要繼續往下走，混亂是什麽意思，是由什麽構成的？節製從哪裡來，什麽時候應該節製？這些美學風格都有各自的語境，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囫圇地用。前面所說的那種失語症，在這裡發揮了反作用，泥沙俱下之際，很多“自由”的利益主體在被釋放出來，理直氣壯地一無所知，不知道什麽是過去什麽是標準。這是另外一種合謀。《我不是藥神》那種完全好萊塢套路的電影，同時贏得評論、票房甚至是權力的肯定，這就是成功？越來越多躋身於歐洲藝術電影窄門的年輕創作者，他們的作品根本與大眾觀眾無緣，這又是失敗？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的二分法本身也是舶來品，這風氣在中國愈演愈烈，薑文正好坐在中間，他這種“虐戀”的位置本身就在挑戰這一點。

更重要的是，我不是電影原教旨主義者，從不認為電影的形式應該大於內容。這種主義是現代社會的最新產物，類似文字創作領域的“純文學”，或者傳媒領域的理想主義，都是把成就一個行業的手段當成了目的。一部分從業者守著這些靜止的價值是非常必要的，這樣的人越來越少，是我們時代的另一個危機，但當像薑文一樣的嚴肅作者（如果你也同意的話）從圍城裡衝了出來，尤其當他們衝到大眾話語和市場層面的時候，仍然只在電影形式或者審美趣味上討論問題，顯然就非常不夠。電影的邊界本身應該是不斷流動和拓展的。如果隻誇電影拍得很美，就像誇一個人文筆好，那是主次不分，跟罵人差不多。反過來也一樣。寫文章、拍電影，但凡是誠懇的創作者，就不只是求一個好看的姿勢，而是對世界有話要說。

電影裡調侃影評人的那一段，聽著有點多餘，都說那是薑文的私貨，但沿著這個邏輯想，就會發現這些話指向的不是影評人，而是電影本身——潘公公越是惺惺作態地宣告最重要的是電影，就越說明重要的不是電影，不是電影，不是電影。至少不是現在市面上流行的那種電影，消費一下指點一下明天就都忘了。導演有話要說，觀眾也想聽別人說話，最好都有那麽點如鯁在喉，電影的意義其實就這麽簡單。而理想的觀影狀態是擺脫那種輕浮的喜歡和不喜歡，願意和別人交換意見，補充彼此都可能錯過的部分，才有可能更接近那個世界，並且讓那個虛幻的世界在自己的智力和生命經驗中留得長一點。

《邪不壓正》不是一部完美的電影，但它非常特別，它展示的是一個我們以為自己早就知道卻從未真正去發現的世界。

電影裡最浪漫的場景是角色們在北平胡同的屋頂上飛簷走壁，這是一個少見的視角，也專屬於薑文。一方面這個視角更優越、更巨集觀，像有人批評的那樣，另一方面，在屋頂上，槍子打不著，敵人跟不上，是一片很少人知道的廣闊天地，是李天然最理想的遊擊戰場。而在街巷之中，到處都是慘劇，外敵入侵，“天賜大恨”，敵人還都死不承認。在最後對決那場戲，半死不活的根本一郎一直在現場，決戰就在他家發生，這提示我們，當時的絕境不是一己之私，而是內外交困。儘管我認為薑文沒能很好地表現那種內在的細膩的恐懼，但這種恐懼通過歷史環境放大了出來，並且一直伴隨著電影。而好電影的一個判斷標準是，內容與形式同構，二者能夠互為表裡。這個飛簷走壁的視角，正是他用電影的語言做出回應，讓恐懼飛了起來。這本身就是勇敢，因為電影就是幻象，是不可能之事，至少有一部分電影，它的終點是帶我們去那些高於自己的理智和現實的地方。

如果一定要談技術，我也會選擇這個角度。我們太習慣用既定的風格、流派、方法、類型來為中國電影尋找位置，但薑文的語法恰恰來自各路傳統，又遠離它們。為什麽總是有人說看一眼就知道是薑文的電影，或者說裡面所有的角色都是在演薑文，這說明他的電影和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樣，不僅中國人沒見過，外國人也沒見過。在最形而下的層面，這就是創造。當然應該繼續追究下去，到底是什麽讓他與眾不同？古典音樂、色彩、密集的台詞、快速推進的節奏和快速切換的鏡頭、戲謔與荒誕……很多片段會讓我想起好萊塢電影、武俠片、李小龍、港片無厘頭、民國情節劇、連環畫甚至相聲，但所有元素又被強力地統合在一起，不是簡單的拚貼。他電影中的工業水準、個人風格、大眾性，都值得一一分析，而我們很少看到這樣的分析，不是因為缺乏專業能力，而是缺乏發現的勇氣。在這個意義上，這是一部根本就“不可能”發生的電影。

這裡又會出現一個關於“自我”的困境。因為薑文顯然擁有一個巨大的自我，橫亙在他和他想表達的東西之間，藍青峰有句話，說他“心裡就沒有自己”，這就帶來一個矛盾，你說你沒有自己，但那麽多“你”是怎麽來的？就像薑文說他不需要故事，但他又必須講故事，需要改編小說或者民間傳奇，需要明星，需要他的太太（在這一點上，比起娛樂圈裡那些離奇的炒作，薑文的情感生活真是滿足不了大家窺私看熱鬧的心），這是一個很難處理的悖論，是第三重的不可能。

一方面可以籠統地說，任何一種藝術都要經由一個自我才能顯影自身，這個自我到底是手段還是目的，是可以永遠爭論下去的母題。而薑文的個案，可能有一個更具體的語境，是《邪不壓正》的語境，也可以說是中國的語境——我們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的歷史，就是一部“自我”不斷在束縛與掙脫、諂媚與反抗之間舉棋不定的歷史，直到今天也沒有落定，沉默不過是在可恥地懸置這個問題。這種矛盾更是清晰地投射在他試圖在電影中召回的那種“無我”的情感結構上，不用多說，那更是一段被懸置的歷史，而且延宕到今天在這個追名逐利的年代，越來越變成一種無法理解的價值。但是，逐鹿年代中的革命和大眾市場上的電影在這裡是高度同構的，它們都迫切地需要一個強大的自我，才能夠在千軍萬馬之中獲得自己的聲音，不然誰還會記得那些曾經無私、善良、沉默的人？

“你背叛了你自己”、“男子漢不能光說不做”、“你知道你要幹什麽嗎？”影片中有很多俗套話，這樣一看，它想講的道理就更淺顯了，不用追溯原生家庭的苦難，缺席的母親或者錯位的父親，也不必上升到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這些被過度理論化又被大眾誤讀的概念，因為最終一切都只會通過你的選擇才能浮現出意義。而真正深刻的創作或者所謂國民性批判，也不是牛逼哄哄罵別人，而是隨時反觀自己。藍青峰的棋已經輸了，李天然會成功嗎，他和巧紅沒有沉溺在來之不易的愛情裡，最終走上了各自復仇的路。這是每個人自己的歷程。

一切都讓我聯想到《一代宗師》，那部同樣以抗日為背景的“武俠”電影，在王家衛那麽繾綣的電影語言裡，講的是“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內核和薑文非常相似。而薑文的意思無非就是說，在你見眾生之前，可能更難的是找到自己。我認為電影對原著最重要的改編正在於此，原著是一個尋找仇人的故事，李天然先把日本人乾掉，然後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朱潛龍，迅速把他解決，然後全書結束，而不像電影，他一開始就鎖定了仇人，此後不過是在尋找復仇的勇氣和路徑。他在電影裡經歷了一次自我喚醒。在薑文飛揚跋扈的電影形式中，就包裹著這樣一個含蓄的自我發現的秘密。

它也是我洋洋灑灑寫到現在的原因，在習慣了短評、吐槽和無視之後，已經很久沒有用這麽長的篇幅和時間去閱讀一部電影。對我們觀眾來說，電影本身並不重要，它只是一個借口，吸引我們當中一部分人在自我發現的路線上不要停止，去檢查自己的思維訓練，體會自己在新北京而非舊北平的生活，聽取整個 20 世紀中國留下的教訓。

在不久的未來，權力、市場和普遍的茫然，會呼喚新的反抗，那將是一次眾人的遊擊。在這個意義上，《邪不壓正》可能真的是一個轉捩點。這個轉捩點不止關於薑文，而是時代拖著沉重的身體走到了現在，我們每個身處其中的人都必須要做出反應。

編輯丨二虎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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