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是怎樣煉成的：前互聯網時代的知識管理術

最新一期的“奇葩說”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命題，大意是：如果能把全人類的知識裝進芯片實現共享，讓每一個人都變成知識分子，你會支持這樣的技術嗎？

這個命題實際上包含著致命的偏見，好像知識能被固化成某種和人類主體無關的外部工具一樣。把知識都裝進芯片，就能造就知識分子嗎？這樣熟悉的論調曾經在十多年前出現過，一些學者歡呼於資訊時代的到來，認為互聯網強大的新技術，可以迅速地檢索調動全人類所有的知識，錢鍾書式的超強記憶力已經是無效技能，每個人都可以博聞強識，隨口拈來。十多年過去了，結果並沒有任何人成為錢鍾書，或是寫出錢那樣的著作。

那麽，到底是什麽地方出了問題呢？

A、為什麽不會再有錢鍾書：知識範式的改變

出生於1910年的錢鍾書是一個有趣的樣本。他恰好位於新和舊的交界點上：有傳統學者家庭自幼的舊學熏陶，又受過牛津留學的西學訓練；很多筆記用毛筆書寫，卻穿插著各國外語，連他太太楊絳也不能完全看懂；解放後因為穿舊式長袍而不是中山裝被嘲諷，但沒有人敢懷疑他的西學水準；錢最後去世於互聯網時代全面到來之前，那時候對他的批評聲音正在越來越響亮，他的作品被質疑只是炫學的掉書袋，是碎片化的感悟而沒有巨集大理論框架，甚至某些引用隻寫書名沒寫具體的出版資訊，也被拎出來作為不規範而被人大加鞭笞。這些聲音實際上要置入一個更大的背景裡來理解，九十年代起對錢鍾書的很多批評，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是一種學術範式的轉移、治學理念的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對錢所代表的傳統學問方式的祛魅。

舉例說，錢鍾書的超強記憶力，在現在的知識體系裡，恐怕就沒有那麽重要了。從前的學者往往以博學和記憶力強為美德，無論中外，是否有廣博迅捷的記憶力不但被奉為智識能力的評價標準，也被目為是道德品質的準繩，而錢鍾書在這一點上一直為人所稱頌，幾乎是一個神話般的存在。認識他的人熱衷於講述，他是如何隨口背誦、大段默寫征引各種書籍裡的段落，聽上去就好像一個自帶強大搜索引擎的移動文史數據庫。

事實上，一個社會文化傳統裡對記憶品質的重視程度，會強化或削弱人的記憶技能。比如說在口述文化佔主流的時代，人們要靠記憶不停重述長篇史詩，而古代參加科舉的書生要背誦的經典，可以多達50萬字，努力地鍛煉記憶和發展記憶術就成了基本的學習素質。公元前4世紀的柏拉圖也更強調記憶，聲稱書寫都不如記憶來得可靠，因為書寫下來後就脫離了作者控制，比憑記憶的口述更容易被曲解——這和如今我們熟悉的“好記性不如爛筆頭”可大相徑庭，卻曾經很長時間內被人奉為圭臬。宋代有印刷術後，學者葉夢得甚至聲稱印刷書會損害記憶為主的傳統學術模式（“而學者得書甚易，讀書亦遂不複尋行數墨。”），這和15世紀的歐洲人文主義者的論調頗為相似。

▲2世紀時的西方古典文獻主要用的是卷軸，查閱很不方便（被上一個人讀過後，經常要重新卷一遍才能回到卷首），增加磨損還極其麻煩（有些展開有十米長），學者們情願依靠記憶也不想回頭查。

隻不過，等到了晚近幾個世紀，檢索知識變得比建立知識庫更要緊：比起用記憶佔有資料，更重要的事情變成如何憑記憶調取所需資料。知識的地圖需要指南針的輔助，否則，一不小心辛苦積累的資料就變成了“死筆記”，比如萊布尼茨非常討厭給筆記建立條目檢索，這導致他自己寫的筆記自己都不一定用得上；那些沒有使用統一分類編排方式的學者，比如化學家羅伯特·波義耳，就給後來研究其筆記手稿的學者帶來了極大的混亂困擾。

今天，要求記憶的內容在學校教育裡變得越來越少，歷史悠久的記憶術，甚至很少聽到教育工作者提及，而“記憶宮殿”這類按地理位置來聯想記憶的經典記憶術，幾乎淪為了獵奇式的存在。等到了九十年代，錢鍾書引以為傲的超強記憶力，甚至被尖刻的批評者類比成卡夫卡小說裡絕食藝人的把戲，從而引發爭議。這多少顯得對過去傳統人文教育強調記憶背誦這種基礎訓練的背景缺乏“同情之理解”。寫作《想象的共同體》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2015）比錢鍾書拿到牛津大學學位要晚了約二十年，他傳記中回憶自己五十年代在劍橋大學讀文學和古典學時，必須要用不同語言熟記包括拉丁語、希臘語、法語、德語、俄語等在內的詩歌並大聲朗誦（這也是幾個世紀來的學者傳統），他很幸運地“差不多是最後一批擁有這樣經驗的人”——因為1950年代後期，背誦詩歌的做法幾乎消失了。

當學術範式和傳統發生了改變，知識技能的重心也相應改變。記憶力的重要位置從晚近幾個世紀開始下降，慢慢地不再作為一個學者最受重視的技能。不久前鄭克魯老先生接受採訪，回憶中提起自己從前在圖書館聽到著名的“背書大王”錢鍾書在隔道裡邊背邊核對原文的場景，但他也同樣認為，如今這已是“不可學”的了。

B、錢鍾書是如何做筆記的：前互聯網時代的知識管理術

隨著《錢鍾書手稿集》的出版，以及越來越多的文章梳理和材料挖掘，被神話多年的錢鍾書那無比驚人的記憶能力是怎麽做到的，我們已經漸漸明晰地了解到，答案就藏在他的筆記裡。筆記，是錢鍾書最重要的知識管理手段。很多學者對自己的筆記都極為珍視，會叮囑如果發生火災要先搶救筆記。而錢鍾書的筆電來是不外借的，做筆記的方法和使用情況，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他的七萬頁手稿由楊絳整理出版，一些基本的情況已經被介紹得非常清楚，就不再贅述。全部的手稿要通讀的話，需要通好幾門外語，能一字一字辨認筆跡，是非常大的工程。這裡談點別的。

有意思的是，錢鍾書並沒有選擇體積較小便攜的讀書卡片來做筆記。今天，很多年輕的碩博士生，甚至連讀書卡片是什麽都沒有聽說過了。這種硬質的小卡片一般的尺寸是12cm×7.5cm，通常有打孔的位置，在書店或文具店可以買到標準的空白卡片，上方可以填寫分類編號和資料標題來源和頁碼，下面則大段抄錄、總結資料資訊。這種讀書卡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哲學家培根知識分類的理念，1877年當M·杜威推行他大名鼎鼎的圖書分類法時，當時就為圖書館配備了這樣的卡片出售。一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使用讀書卡片和做摘抄，都是國內很多文史專業進行知識管理的主流訓練，歷史之類的學科還會要求學生就讀期間完成多少多少讀書卡片，積少成多，可以自行分類管理查找，有時候卡片抄著抄著就自成一專題，整理一下即可出成果。魯迅寫《中國小說史略》積累了五千張卡片，儒諾凡爾納的卡片據說有兩萬多，依賴卡片管理知識的文史學者則數不勝數，有些老學者的讀書卡片甚至還可以傳給弟子。熱衷筆記管理術的哲學家萊布尼茨據說就有一個筆記櫃（然而他的筆記還是出了名的雜亂無章）。甚至最早的知識協同平台，也可以追溯到這小小的卡片積少成多後建成的卡片櫃，學者們組織抄寫資料、整理進去。

▲這樣的讀書卡片，是幾代學人的共同回憶

▲舊式的卡片櫃，八九十年代的老式圖書館裡用這樣的方式檢索圖書

▲被譽為“十七世紀的亞裡士多德”的萊布尼茨的筆記（出處見水印），他非常熱衷於各種先進的筆記檢索和管理工具，甚至自己想辦法設計了一台文獻櫃

錢鍾書為什麽沒有選擇更輕便、容易檢索和梳理的讀書卡片呢？等看到他寫得密不透風的手稿散頁，一下子感覺能理解了，大概是嫌不夠寫吧。他可以說是一個“前互聯網時代”的知識管理超級大V：用今天手帳圈的流行講法，他做起筆記來是“爆本”達人。且字寫得密而小，隨時添補更新。

但有意思的是，錢最早並沒有做筆記的習慣，在清華讀書時恃才傲物，上課邊看閑書邊聽課，寫筆記一開始只是在學校藏書的空白邊緣寫批注，這毛病是很招人嫌的。開始抄寫和做讀書筆記，其實是進入牛津大學讀書後，彼時已經25歲（按牛津大學入學登記卡時間11月份開始算），才建立起習慣，實在也是因為當時牛津圖書館不外借也不許在書上塗寫，才被迫應戰。這種勤勉抄寫的習慣確實讓人聯想到是不是因為修讀中世紀相關課程而沾染了歐洲學者的習氣，然而錢鍾書在牛津唯一掛掉補考的科目，就是古文書學（paleography），以楊絳的描述來看，他對西方中世紀手抄本文化興趣不大，學得頗為費力。這一方面和他本身的拉丁語、希臘語底子不夠好有關係：楊絳給錢的外語熟練度排序，是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並不包括拉丁語和希臘語，而當時的牛津才廢除希臘語必修沒多久，拉丁語仍然還是必修課，因此感到吃力是正常的。而另一方面，這和錢過於“新派“的讀書興趣習慣有關，喜讀詩歌文學特別是沉迷於偵探小說消遣，完全是另一個畫風，也難怪會嫌讀書不能盡興而牢騷滿腹。即使是古典學出身的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憶起英法文學系的保守學風，也頗覺痛苦，就連教師講授已獲諾獎的艾略特的詩歌，都被視為是過於新派，更不用說20多年前了。沒有選擇在牛津繼續深造，說是因為嫌不能讀喜歡的書浪費時間，乍一聽有些荒唐，但對這種興趣驅動型的學人，也確有幾分本心。

▲錢鍾書進入牛津大學時的入學記錄，是當時拿到獎學金不多的文科生。（圖片來自牛津大學艾克賽特學院網站公布的檔案）

文科學生如今限於專業壁壘，讀書的策略或是根據專題一路讀下來，或是從文獻出發來讀。而從錢鍾書的外文筆記看來，他的讀法是橫掃網羅型，順著文學史年代把重要作家作品挨個都過一遍，頗有野心，但也並非毫無策略，會選擇先讀導讀類書籍入手，如有興趣，再由點及面，開枝散葉。也並不是一味死抄，有錯誤和引申會一並寫上，提要鉤玄，有圈有點，一旦翻到筆記寫得密而長，摘錄突然變得詳且盡，基本上就是戳中感興趣的點了。

如果順著時間來閱讀這些筆記，會發現一開始的抄寫確實有部分筆記是為“以後只需要讀筆記、而不用再重新通讀原書”的目的而展開的，楊絳的說法也證實了這一點，說一開始自己也做筆記，發現看了錢的筆記，就跟看了原書一樣，於是自己就不做了。但後來筆記也會有一些索引、頁碼、心得等散漫的內容，然後開始有意識整理成劄記，並開始建立筆記的體系了。楊絳為他的筆記分類情況是：抄寫是一部分，劄記是一部分，期刊是一部分，還有各種無法歸類的散頁。有段時間還用上了列印，兩根手指按打字機一字一字輸入，錢鍾書作品的德語譯者莫宜佳教授，整理外文筆記時了解到這樣的“二指禪輸入”時覺得很好玩，但檢讀後說，幾乎沒什麽錯誤呢。

▲老式的方格紙，豎排版，夾雜法語。空白處小字是後期補充，用的不是同一隻筆。（圖片拍攝自《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一冊內頁。）

隻不過，錢鍾書做筆記的方式，大部分情況還是一種根植於傳統文化的知識積累和管理手段，以一個字概括，那就是：抄。翻檢錢鍾書手稿最大的感觸，就是他用力之勤執念之深，簡直就是不折不扣的抄書狂魔，稀見之書也就罷了，連常見書乃至笑話也抄，可怕的是大手術住院，腦部受損走路都困難的情況下，也沒有停止日課抄寫，字從格子裡飛出去了也不肯罷手，令手稿編者都感到了震撼。可以說是真的在用生命寫讀書筆記了。

事實，抄寫是東西古代社會最主流的知識傳承途徑之一，和背誦相輔相成，共同構建了古典教學的基礎。抄寫加強了記憶，背誦而後默寫，彼此進益。在過去，抄寫除了能讓稀見書籍火種傳承，也是治學著書、進行知識積累創造的重要手段。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是抄撮而成，卻抄出了全國地域利病的體系，周振鶴教授就認為這是高水準的抄，是原創性著作；而南宋袁樞抄《資治通鑒》，不以時間為序而按事件始末抄，就創造了編年體和紀傳體之外的“紀事體本末”這一史學體裁。錢鍾書的《管錐編》，是應該放在這樣的學術史脈絡裡來考察的。他花這麽大力氣抄，不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是“著書不如抄書”，因為“好話已被人說盡”，文史研究裡的很多觀點知識，都能追根溯源到前人身上，我們自以為獨此一家，其實常常是孤陋寡聞和老話重提，能在綜述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闡釋、擴展和突破就已經不易。正如給《中文筆記》做編目的學者李小龍指出，“他把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原文錄在一起，把人類文化裡很多共通的東西放在一塊，就呈現出新的意義了。”筆記抄錄原文，批注心得總結成劄記體，經過了這樣一層層地提煉、反芻、總結，最後才匯編有了《管錐編》。這種抄寫筆記手段和方式，和顧炎武“著書不如抄書”的家訓，以及學者張溥抄書成才的古典教育方式（“溥幼嗜學，所讀書必手鈔”），是一脈相承的。

▲錢鍾書後期的讀書筆記，硬筆抄寫。（圖片拍攝自《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一冊內頁。）

今天，我們讀書治學，還有必要這樣抄寫嗎？——除非你是遇到像歷史學家楊天石需要全文抄寫《蔣介石日記》這種檔案受限的特殊情況（有些檔案館確實還保留著隻準手抄帶出文獻的要求）。美國學者安·布萊爾（Ann.Blair）提到過17世紀巴黎大學的一位學者，忍不住沾沾自喜地跟人炫耀，人們以為博學如他，花了兩天以上編寫的一條回答，其實是從別人不知道的工具書裡原樣抄的——這種虛榮的小花招如今就很難不穿幫。獲取知識的路徑早已經發生了改變，我們不可能回到手工一頁一頁翻檢、抄寫文獻的時代，但是，即使我們可以短短幾分鐘調動出從前學者需要翻檢半天才能獲取的資訊，博聞強識的學者和富有洞見的研究成果仍然寥若晨星，這是為什麽呢。

C、回到知識論：個人知識和隱性知識

回到文章的開頭，想要把人類的知識網羅進自己的頭腦，這難道是今天才有的白日夢嗎？在沒有互聯網技術前，這種企圖和雄心早就獲得了最好的體現，那就是百科全書：英文“encyclopedia”意思是“全部的知識都收在這裡了”（en意即“完全”+cycle意即“圓圈”+pedia意即“知識/ 教育”，合起來意思是“在這個圓圈裡匯集著所有的知識”）；早在這個詞於16世紀被發明出來之前，古代史上這種匯編搜羅知識的百科全書形式的圖書就已經存在了，編輯各種類書是中國學者幾千年的傳統，而亞裡士多德這樣的百科全書式學者更是無論中外都數得出一大把。

在這些古代的百科全書類的書籍裡，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種概要或匯編類讀物，一般叫做什麽《文苑集萃》或者《人類生活大舞台》，旨在替那些假裝博學的人提供格言警句典故段子，直接可以用集子裡分類好的碎片知識去炫耀自己並不存在的學問；或者通過突擊閱讀概要性的提綱，假裝自己讀過了某本書，在幾個世紀前就能輕鬆實現頭腦即時充電的“隨身碟化生存”。

正如人文主義者們指出的，依賴匯編和提綱最大的問題在於，收獲的往往是被曲解和割裂了的句子。支離破碎的閱讀並不能真正理解經典，反而消解了作品的張力。弗朗西斯·培根就曾經建議，雖然有些書可以找人代讀，由他人寫出匯要，但不要過分依賴別人的閱讀，最好是限於那些不太要緊的書籍。最終的爭議漸漸淡去，書商們靠這樣的讀物撈了一筆，預示著我們對碎片化知識的感慨，不過是歷史的又一輪重演。

1950年代M·波蘭尼提出的隱性知識論（tacit knowledge），直指這種對客觀的顯性知識的迷思。從亞裡士多德開始區分三種知識論時，知識論的傳統裡就是獨尊理論知識（episteme），這構成了一種知識的霸權，輕賤和打壓了實踐知識（phronesis）和技藝知識（techne），而後者很大一部分是隱性的知識。在把知識用言語、數字進行概括表達之前，我們很多技能、觀點、認知、記憶難以被話語傳達，它取決於實踐和情境，很難被固定和表述，就像冰山下那十分之九，“我們知道的比我們能說的東西更多”。新的技術的確可以讓我們輕鬆地獲取更多的顯性知識（explicit knowledge），特別是事實性的、描述性的知識，但以為這樣就能讓我們變得更聰明，這顯然是個極大的誤會。互聯網就早已成為各種流言和假新聞的發源地，把參與者的注意力分割得四分五裂，並幾乎終結了參與者們長線和深入的思考。在這樣的時代裡，反而是傳統的訓練和思維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對資訊的辨析、溯源、考訂，考驗的是所謂的內在功力，史學家們歷來只能模糊地稱其為學者的才識、眼力或素養，但其實正是隱性知識在發揮作用。而在治學的過程中，很多無法迅速獲得回報的“低效”訓練，其實是一個反覆打磨、思考和發現問題的過程，它並不一定會直接轉化成成果：就像錢鍾書常常會把書看個好幾遍，不斷的反芻，直到問題慢慢浮出心頭。可是，當一個人略掉了這樣潛詠琢磨的過程，他將失去把隱性知識轉化成顯性知識的機會。

因此，波蘭尼論述，所有的知識都是個體化的，以隱形知識的方式存在，是所謂的“個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即使是同一個領域的知識學習者和研究者，也能呈現出千人千面的狀態。個體理解和參與，是獲取知識不可或缺的一環，就像一個人即使無法運用眼前自己不能理解的數學公式。在沒有被個人充分地理解內化之前，通過檢索獲取的資訊，只是一些支離破碎、雜蕪叢生的噪音；檢索並不提供知識，也永遠無法代替系統性的學習和閱讀。檢索往往只能找到顯性知識，卻不可能找到那些不在預料範圍內的資訊，那些習焉不察的邊角料，那些深藏在字裡行間的暗示，那些被長期熟視無睹的事實。錢鍾書式的博學很難通過搜索引擎來完成，因為他是先完整讀過了原作，再來調取資訊，方才能駕輕就熟，隨手從《葬花詞》勾連起奧地利詩歌名作Das Blatt im Buche（《書中之葉》），這不是靠調整關鍵詞和相似性檢索就能做到的。而當年提出“e考據”的黃一農，之所以能在10年後依靠數據庫搜索重寫《瞿汝夔家世生平考》，把原先的3頁長論文一口氣擴展到30頁，成功的前提依然是先有背景性的理解和問題意識，再更新材料，所遵循的仍然還是老一套的治學路徑，用的是數據庫還是圖書館，其實都不是太大問題。還是王國維的老話，“宜由細心苦讀以發現問題，不宜以懸問題以覓材料”。

▲經濟學家薛兆豐說的，就是隱性知識轉化為顯性知識的過程。在如今知識型的企業管理裡，如何完成這樣的顯性化過程，並促進知識共享，並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圖片來自節目截圖。）

回到文章的開頭《奇葩說》裡的命題，如果所有人類的知識都能像儲存進芯片，就能讓每個人都成為知識分子嗎？在爭鋒相對裡，有不止一人指出知識可以至少被分為好幾種。的確，能以芯片方式儲存的知識，是描述性事實性的資訊，即顯性知識，假使能真的用芯片存儲後加載進頭腦，那也不過把人變成一個對各種錯誤和謬見不加考辨的兩腳書櫥。真正能消化、駕馭海量知識的人，往往倚賴的是自己的隱性知識能力。雖然錢鍾書的治學成果和方式，都根植於前現代的學術傳統，但仍然有很多我們今天可以借鑒的地方。對照他的筆記，會發現一張經過層層反芻、內化和梳理的知識地圖，有無數的暗格、彩蛋和支線；也可以觀察到，從筆記向劄記並形成最終的作品時，內容是如何被一點點加工提煉的，形成了一個個不斷互文、深化的網絡狀文本，無一不體現著治學的個人旨趣。斯人已逝，字裡行間，卻仍然有光。

【首發／澎湃新聞；作者／端木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