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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刀叉沒有像筷子那樣在中國古代社會廣泛普及?

與杓子和筷子幾乎同時,甚至更早出現的刀叉,在中國古代社會的接受程度又如何呢?考古發掘的漢代墓葬裡,一些畫像石、畫像磚上描繪了烹飪和飲食的場景。從這些石刻的圖像中可以看到,刀叉在當時是用作廚房用具而非進餐用具的。而在接下來的幾百年裡,刀叉的這種功能一直沒有變化。甚至直到近代初期,作為歐洲餐具的刀叉傳入中國和亞洲之前都是如此。換句話說,在中國及其鄰近地區,刀叉並沒有像筷子那樣從烹飪工具發展為進餐工具。對這一現象的解釋,我們還需要考慮飲食和文化的雙重因素,考察它們所發揮的作用。

文 | [美] 王晴佳

今天,世界上超過15億人使用筷子,也就是說每五人中就有一人用筷子進餐。與世界上其他餐具相比,筷子有其獨特性:除了作為一種取食工具,還有其他多種用途。一言以蔽之,筷子的歷史中蘊藏著深厚的文化內涵,值得我們去深入探究。

從大約7世紀以來,筷子在亞洲地區的廣泛使用促成了一種獨特飲食習慣的產生,將其使用者與世界其他地區、使用別的取食方式的人相區分。由此,一些日本學者指出,依取食方式來劃分,亞洲存在著一個獨特的“筷子文化圈”,而在世界其他各地,還有兩大與之相異的飲食文化圈:一為中東、南亞和東南亞等地,當地人以手指取食為傳統方式;二為歐洲、南北美洲、澳大利亞等地,其主要用餐方式是刀叉取食。西方學者如林恩·懷特(LynnWhite)也注意到了這個將世界文化一分為三的做法,即手指取食、刀叉取食、筷子取食所構成的三大飲食文化圈。值得一提的是,這三大文化圈,以飲食文化的不同為基礎,其實也代表了世界上的三大文明圈:筷子文化圈大致與儒家文化的產生和影響範圍較一致,手指取食圈的地區主要受到了伊斯蘭教的影響,而刀叉取食圈則基本代表了西方基督教文明。

展示了古人如何使用筷子

筷子是何時發明的?它又為何最初在中國逐漸普及,成為主要的進餐工具呢?現有考古材料表明,中國各地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出土了不少長短不一的棍,往往由動物骨頭製成。有的考古學家將這些骨製短棍稱為“骨箸”,它很有可能就是筷子的前身。在已經出版的關於筷子歷史的專著中,如劉雲主編的《中國箸文化史》(2006),也依據考古學家的發現,指出筷子的原型早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就在中國出現了,因此筷子在中國的歷史長達七千年以上。

如果這些骨棍確實可以被稱為筷子的話,那麽當時的人們似乎不只用它們來夾取食物。換句話說,這些原始的筷子,可能具有雙重功能:既可以用來烹飪,也可以用來吃飯。有趣的是,許多亞洲家庭至今仍然這樣使用筷子,他們不但用筷子取食,也常常借助筷子來做飯,比如打雞蛋或攪拌肉餡兒等。也就是說,直到今天,筷子仍是一種靈活多用的廚房用具。例如,烹煮食物的時候,可以用筷子來攪拌,也可以用兩根筷子夾起鍋裡的食物,檢查成熟程度,或者品嚐味道。將食物從煮器中取出放在食器中,不但用筷子夾取,而且還用來送到嘴裡品嚐,這樣的使用方法,讓筷子完成了從烹飪工具到取食工具的轉化。飲食專家們普遍認為,筷子便是這樣起源於中國的。

筷子在中國古代用作炊具

人們用餐具進食,就必須選用一雙筷子嗎?答案是不一定。事實上,儘管從大約7世紀直到現在,筷子文化圈在亞洲已經存在了千年之久,但用來取食的餐具,並不僅限於在這個圈內發明並使用的筷子。在這裡,匕、匙、杓和刀叉也很早就出現了,與其他飲食文化圈形成的歷史頗為相似。它們既被用作烹調工具,也被用作取食餐具。此外,根據考古發現和歷史文獻,雖然筷子發明較早,卻並不是最早的餐具。甚至在其發明地古代中國,筷子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不是主要的飲食工具。匕出現得最早。更確切地說,在古代中國用作取食的主要工具,是狀如匕首、介乎刀和匙之間的餐具。《新華字典》解釋,“匕”為“古代的一種取食器具,長柄淺鬥,形狀像湯杓”,而“匙”則解釋為“一種通常為金屬、塑料或木質橢圓形或圓形的帶柄小淺杓,供舀液體或細碎物體用”。換句話說,“匕”和“匙”在現代都稱為“杓”,不過至少在古代,杓比匕和匙要大且深,手執的柄也要長一些。

要理解在中國古代,為何杓子(匕、匙)作為飲食工具比筷子出現更早也更為重要,我們需要仔細考察歷史上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通常攝入的食物種類。飲食史專家傾向於把食物分為兩類:穀物類和非穀物類。以就餐而言,前者顯然更重要,因為在許多地方,吃一頓飯通常就等於吃了一種穀物,無論是大米、小麥、小米還是玉米。亞洲人也不例外。在漢語中,“飯”泛指所有煮熟的穀物。在現代語境中,“飯”通常指的是“米飯”,也有可能是其他穀物煮熟之飯。這個字在其他亞洲國家的語言中表達的意思與漢語相同,這些類似的表達,說明了穀物食品的重要性。事實上,漢語口語中非穀物類食物“菜”,有時被稱作“下飯菜”,在有的方言中直接叫“下飯”。這一詞語表明,“菜”的主要功能是輔助人們攝入穀物食品。

在古代中國,杓子是主要的飲食工具,因為中國人最初用杓來取用穀物食品,而非後來的湯。相比之下,筷子最初是用來夾取非穀物類食品的。這兩種配套使用的餐具,在歷史文獻中被稱為“匕箸”或“匙箸”,若用現代漢語來表達,大致翻譯為“杓子和筷子”。在“匕箸”和“匙箸”的表述中,“匕”和“匙”在前,而“箸”則在後,顯示出杓子在進餐工具中的重要地位。先杓子,後筷子,反映了中國古人攝入食物時“飯”與“菜”的主次關係。今天在朝鮮半島,我們仍然能看到這種飲食傳統的延續。那裡的人就餐時會將杓子和筷子配套使用。就像中國古代的飲食習俗,朝鮮或韓國人通常用杓子取食穀物食品即米飯,而用筷子夾取非穀物類的食品。

古代中國人和今天朝鮮半島居民用杓子和筷子來進食,反映了飲食和文化的雙重影響。更確切地說,如果後者體現了一種約定俗成的禮儀,那麽前者則與飲食上的需求相關。從上古到唐代,中國北方(以及朝鮮半島)的主要糧食是小米,這是一種適合該地區氣候的作物,既耐寒又抗澇。不過小米燒熟之後,不像稻米那麽黏,易於團成塊。因此小米煮成粥最佳,古今皆然。據中國禮儀文獻推薦,食粥用杓子更好。相比之下,筷子當時則主要用於從有湯的菜(羹或其他燉菜)中夾起食物。於是,在古代中國,筷子被看作一種次於杓子的進餐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夾取非穀物類食品或燉菜中的食物。

圖中筷子被用來傳送食物

筷子的這個角色,不久就產生了變化。事實上,這一變化大約在漢代就開始了,此時用小麥粉製成的食品,如面條、餃子、煎餅和燒餅開始日益受到喜愛。考古發現證明,古代中國人早已學會了用臼和杵來研磨穀物做面條。世界上最早的面條,是在中國的西北地區發現的。這種由小米製成的面條,有超過四千年的歷史。到了漢代,人或動物帶動的石磨漸漸普及使用。除了小米,中國人也開始研磨小麥。這可能是受到了來自中亞的文化影響。而在研磨成為一種廣為接受的小麥加工方法之前,中國人煮食完整的小麥,即“麥飯”。至少在中國,小麥的食用經歷了一個從粒食到粉食的過程。但這一轉化不是即刻完成的,因為在麵粉出現之後,許多地區仍然保留了食用麥飯的傳統。不過毫無疑問,是麵粉把小麥變成了更受歡迎的穀物食品。到了唐代末年,即10世紀初,小麥種植已經變得非常重要,足以動搖小米在中國北方農作物中的霸主地位了。

不僅在亞洲,還包括其他地區,除了燒餅、煎餅和饅頭,面條和餃子是兩種廣受歡迎的面食。吃這些食物時,筷子比杓子更合適。也就是說,由於面食的魅力,大約從1世紀起,筷子在中國開始挑戰杓子,最終榮登餐具首位。有趣的是,西方的食品專家注意到,面條的普及也導致了歐洲人開始使用叉子(當然時間上要比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晚得多),以致從14世紀起漸漸與其他餐具配合使用。如上所述,刀、叉在西方的古典時代便已經出現,但至少在羅馬時代,叉子只是在廚房裡使用,不上桌面。而據意大利傳說,11世紀早期,一位嫁給威尼斯貴族的土耳其公主首次把叉子帶到了歐洲。但叉子作為餐具的廣泛使用,還要等到歐洲人習慣吃意大利面之後。事實上,某些研究顯示,中世紀晚期的土耳其人不僅用叉子,也曾在一段時間裡用筷子吃麵條。不管怎樣,叉子是歐洲等地人食用面條的工具,而筷子則是亞洲人(包括筷子文化圈之外的一些亞洲人)用來取食面條的選擇。如在泰國這樣的東南亞國家,人們吃麵條時會傾向於用筷子,而吃其他食物時,則會習慣用手指或其他餐具。

中唐莫高窟474 西窟北壁

以麵粉形式為主的小麥食品的流行,可能僅限於中國北方。而在南方地區,稻米從遠古時代起就已經是主糧。長期以來,這裡的居民可能已經使用筷子來取食米飯和其他配食。在宋代,由於選用了來自越南的早熟新品種,水稻產量在中國南方和北方都得到很大提高。到了明代,水稻種植持續增長。同樣,朝鮮半島的稻米種植也在此時有了明顯的增長。這些時期,由於人們對稻米的消費增加,筷子文化圈得到進一步鞏固和強化。文學和歷史文獻表明,從14世紀起,對許多人而言,筷子已經成為可用的唯一取食工具。這種變化在中國尤其明顯,因為之前中國人的飲食習俗是杓子和筷子一起使用。後來隻選用筷子,原因可能多種多樣,其中一個原因是大約從明代開始,甚至更早,人們漸漸採用了合食製,即大家一同坐在方桌旁進食。筷子可以用來夾取所有的食物,無論是穀物還是非穀物,這就促成了筷子成為主要的進餐工具。這一變化的另一個結果是,杓子漸漸喪失了原來取用穀物類食品的功用,而主要用來舀湯,從以前用來吃飯的飯匙變成了湯匙。在今天的中國、越南和日本等地,杓子的功能仍然如此。

在亞洲(或者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中,促進筷子使用的,除了吃米飯,還有喝茶。很多老茶客不僅喜歡品嚐茶飲,也習慣在喝茶時享用一點小吃和開胃菜,它們也叫“小食”(小食品)或“點心”(在英語中常拚寫為“dim sum”,意思就是開胃菜)。“小食”和“點心”這兩個詞最早出現於唐代,顯然得益於當時人們對飲茶表示出來的越來越濃的興趣。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一邊飲茶一邊品嚐各種小碟食品的習俗,得到強化和普及,並持續至今。這些小碟裝的吃食(在當今世界各地的粵菜餐館中通常是燒賣、肉圓、蝦餃、魚丸等),大部分適宜用筷子來取食。在亞洲各地的小酒館、茶館中,筷子的確是最簡便、常見的餐具。

與杓子和筷子幾乎同時,甚至更早出現的刀叉,在中國古代社會的接受程度又如何呢?考古發掘的漢代墓葬裡,一些畫像石、畫像磚上描繪了烹飪和飲食的場景。從這些石刻的圖像中可以看到,刀叉在當時是用作廚房用具而非進餐用具的。而在接下來的幾百年裡,刀叉的這種功能一直沒有變化。甚至直到近代初期,作為歐洲餐具的刀叉傳入中國和亞洲之前都是如此。換句話說,在中國及其鄰近地區,刀叉並沒有像筷子那樣從烹飪工具發展為進餐工具。對這一現象的解釋,我們還需要考慮飲食和文化的雙重因素,考察它們所發揮的作用。

從烹飪的角度看,羹或燉菜在早期中國的流行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燉菜一般是將固體食物原料置於湯中燉煮,吃的時候再加上肉汁或醬汁。歷史文獻和考古發現表明,至少在漢代,燉菜中的固體成分,在烹煮前已經切成了一口大小。這樣,用來切肉的刀就可以留在廚房,沒有必要上餐桌了。由於燉菜中的食塊較小,從湯中取出來時,用筷子要比用叉子更有效。

當然,肉切成一口大小的原因,也可以歸因於人們喜歡使用筷子。20世紀60年代,法國語言學家、文學評論家羅蘭·巴特(RolandBarthes,1915—1980)曾造訪日本,對當地做過一些有趣的、富有哲理的觀察。他強調食物與餐具的相輔相成:

小塊的食物和可食的食物,具有一種一致性:食物呈小塊狀以便入口,而小塊食物也就體現了這一食物可吃的特質。東方食物與筷子之間的合作關係不僅僅是功能性或工具性的:將食物切小是為了能用筷子夾住,而使用筷子也是因為食物已經被切成了小塊,二者相輔相成。這樣的關係便克服了食物與餐具之間的隔閡,使二者融洽無間。

羅蘭·巴特仔細觀察了筷子如何夾取食物,對筷子與刀叉(他自己更習慣使用的餐具)做了比較,也對筷子的文化意義進行了一番思考:

筷子通過分、撥、戳來分解食物,而無須像我們的餐具那樣對食物進行切、扎。筷子從不有違食物的本性:要麽慢慢地將之撥開(比如蔬菜),要麽將之戳開(比如魚),由此重新發現這種食物的天然縫隙(在這一點上,筷子比刀更接近於手指的作用);最後,再用筷子運送食物(這也許是筷子最可愛的功能),或像雙手那樣,無須夾住而是直接托起飯團將它送入口中,或像杓子那樣,將雪白的米飯從碗裡撥到唇邊(真正東方人的傳統吃飯姿勢)。筷子的這些功能和表現,不同於我們生猛的刀及其替代品叉,不必切、扎、剁、絞(這都是很有限的動作,只能歸為烹飪前對食物的準備:活剝鰻魚皮的賣魚人,通過初步的獻祭,為我們一勞永逸地驅除屠宰之罪)。使用筷子,食物不再是受蹂躪的獵物(需與之搏鬥的肉食),而是被平和傳送的物質。筷子將事先分割好的食物一點一點送進口中,將米飯接連不斷地送進嘴裡。筷子像慈母一般不知疲倦地一口一口運送著食物,讓配備刀叉的我們去行掠食之事吧。

這段思考可以很好地啟發進一步討論:文化因素是如何以及為什麽使筷子變成了早期中國的餐具。對羅蘭·巴特來說,筷子不是“掠奪性的”,使用者不會像用刀叉那樣“暴力地”對待食物。羅蘭·巴特不是唯一提出這個觀點的人。16世紀,一些到亞洲旅遊的西方人,看到當地的人用筷子進食,都有類似的看法,認為亞洲人使用筷子是一種(更)文明的用餐習俗。

而對中國人而言,用餐具進食早就成為一種自豪的文化信仰。長期執教於牛津大學的漢學家雷蒙德·道森(Raymond Dawson),曾對中國文化對於周邊地區的影響,包括飲食生活等方面,做過精辟的論述:

中國文化之於朝鮮半島、越南和日本,除了語言、文學和思想之外,還在其他諸多方面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比如在建築和藝術等方面,影響便十分深遠。這些地區的繪畫,就部分地與中國的書寫文字相關,因為書法和繪畫都用毛筆在一個平面上進行技術操作。而在日常習俗的方面,“漢化”最重要的標誌就是用筷子進食。遠東地區(東亞)的平民百姓普遍認為,用筷子吃飯還是用手指或之後的刀叉吃飯,是區分文明與野蠻最明確無誤的標誌。

不用說,這一見解不僅中國人樂於接受,筷子文化圈中的其他亞洲人也完全認同,因為他們都選擇把刀留在廚房,而不是帶到餐桌上。要想追蹤這一行為的文化起源,一個簡單的辦法就是讀一讀《孟子》。孟子是孔子之後儒家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這樣來論述“君子”的素養:

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梁惠王上》)

我們無法知曉,是否是因為孟子的這一評論,才使得肉類的食用在傳統的亞洲烹飪中,與其他文化圈相比顯得微不足道。但至少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孟子關於“君子遠庖廚”的教導,不但家喻戶曉,而且流傳至今。再廣一點看,不僅在中國,在亞洲或者至少在儒家思想影響的地區,同樣的觀念照樣流傳甚廣,成為筷子文化圈的理論支柱。遵照孟子的訓誡,刀只能由廚房裡的廚師用來將上桌前的肉切成小片。這也正是孟子尊奉的孔子在享用肉食時,向廚子們提出的要求:“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論語·鄉黨》)。在儒家文化之後,大約於公元前1世紀之後漸漸傳入中國的佛教,對亞洲筷子文化圈的飲食文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於佛教戒殺生,亞洲食品中的肉食成分,便顯得愈益減少。按照普林斯頓大學中國歷史教授牟複禮(FrederickW. Mote,1922—2005)的說法,在中國傳統的烹飪中,如果一道菜要用到肉,它的主要功能常常是“給蔬菜調味,給調味汁打底,而非一道菜的主料”。這一形容雖略有誇張,但也反映了亞洲烹飪傳統的特色,其結果是在千百年來有效地將刀限制在廚房之內。既然不用刀,叉子也就沒有必要了,因為其功能之一是在切肉時固定住;另一個功能是將切小的肉塊和其他食物送入口中,而這一動作完全可以由筷子輕鬆取代。

描繪趙氏夫婦對坐宴飲

作為一項具有悠久歷史的發明,筷子已隨時間演變成一種適應性很強的工具。無論在飲食還是非飲食的場合,筷子不僅方便,還可以被創造性地使用。筷子的適應性,也是它的獨特性。其他用餐工具,不可與之匹敵。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曾將筷子和手指做過有趣的對比:

中國人早在戰國時期就發明了筷子。如此簡單的兩根小細棍,卻高妙絕倫地應用了物理學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類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筷子也能做,且不怕高溫,不怕寒凍,真是高明極了。

最近幾個世紀,筷子的使用及其文化經歷了相當矚目的變化。比如,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經濟耐用的塑料筷子變得十分常見,脫穎而出。但木筷和竹筷依舊很受歡迎,金屬筷也同樣如此。事實上,耐久性並非現今人們選擇筷子的唯一品質標準。現代消費主義鼓勵消費,而非節約和保存,再加上日益提高的衛生意識,導致一次性筷子(大多用廉價的木材,有時也會用竹子製成)的使用,在世界各地形成新的、蓬勃上漲的趨勢。毫無疑問,塑料筷子和一次性筷子的普及,有助於筷子的使用風靡全球,也增強了亞洲食品特別是中國食品的跨文化吸引力。因此,筷子文化圈非但沒有縮小,而且還在不斷擴展,跟隨亞洲餐館逐漸擴大到亞洲以外的地方,走向了全世界各個角落。當然,塑料和木質材料的過度使用,會產生一系列的環境問題。儘管如此,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餐具之一,筷子在未來的歲月裡,無疑還會保持持久和獨特的魅力。

文章節選自《筷子:飲食和文化》( [美] 王晴佳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2)“導言”。文章版權所有。

筷子:飲食和文化

[美] 王晴佳 著 汪精玲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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