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長江經濟帶在做些什麽？對內改革、對外開放

　　龔偉禮：長江經濟帶在做些什麽？對內改革、對外開放

　　經濟觀察網 記者 李曉丹 1983年，一部名為《話說長江》的紀錄片，第一次讓長江這條中國第一、世界第三大河流的區域經濟價值被充分知曉。1985年，中國生產力經濟學會首次提出了“長江產業密集帶”這一說法。隨著上海浦東建設和長江大開發，1992年中央召開了“長三角及長江沿江地區經濟規劃會議”，提出發展“長三角及長江沿江地區經濟”的戰略構想，“長三角和沿江地區”發展首次上升為國家戰略。2014年9月，國務院印發《關於依托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了長江經濟帶概念。2016年，《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確立了長江經濟帶“一軸、兩翼、三極、多點”的發展新格局。

　　2017年中國經濟增速最高的十大省市中，長江經濟帶佔了7個；在前十五位中，長江經濟帶佔了10個，而且多數城市的人均GDP超過10萬元。

　　畢馬威中國副主席龔偉禮表示，長江經濟帶是依靠長江的帶動而自發形成的戰略經濟帶，在3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長江經濟帶的自身潛力和韌性被充分激發出來，現在需要的是更加具有協調性的戰略規劃。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現在回過頭來看，長江經濟帶的發展是真正體現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初衷。” 龔偉禮說。

　　一個節點

　　長江經濟帶的概念提出己有30多年，最初的長江經濟帶只有7省2市：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慶和上海，總面積約148.5萬平方公里，佔全國的16%。經過發展，作為國家三大區域發展戰略之一的長江經濟帶己擴圍至11個省市：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慶、四川、貴州、雲南，總面積約205萬平方公里，佔全國的21%。

　　2014年是中國區域經濟格局變化的之年。這一年，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公布，長江經濟帶浮出水面。隨後的2016年，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落地；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如期而至。

　　對於長江經濟帶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節點。

　　“2014年，有了長江經濟帶這個名字，相對於自然形成的經濟帶，這個名字背後意味著長江經濟帶對區域經濟的重要作用。”龔偉禮表示，此時的長江經濟帶已經形成了三個城市群——長三角、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上海、武漢、重慶分別是這個三個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龔偉禮認為，長江經濟帶的頂層設計頒布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中國經濟要實現轉型更新，必須要有集約高效、綠色低碳、產融結合、城市群分工協作的區域經濟布局。

　　“2014年區域經濟新布局，跟以往的東部帶動西部發展模式不同，更加強調均衡發展，雖然國家層面的戰略布局，但並沒有實施太多乾預市場的行政手段。”龔偉禮說。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長江經濟帶生產總值（GDP）己由2010年的17.7兆元增長至2017年的37.4兆元，佔全國經濟總量的47.6%，接近半壁江山，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帶。

　　此外，長江經濟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快速增加。2017年長江經濟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64235元，長江經濟帶中有5個省市人均GDP超過全國平均水準，比2012年多2個，在原有的上海、浙江和江蘇的基礎上，又有重慶和湖北兩個省份的人均GDP超過59660元的全國平均水準。

　　龔偉禮認為，對於長江經濟帶來說，各個地區之間的定位非常重要，每個地區都要找到自己在長江經濟帶發展中的位置。

　　上海、武漢、重慶是三個核心城市，從中國地圖上可以看到，這三個城市從東向西依次排開，三個城市群組成了長江經濟帶。

　　龔偉禮表示，上海是龍頭，而且已經定位非常清楚，對同一城市群中的江蘇省、安徽省、浙江省已經產生了非常明顯的拉動作用，但是中部和西部城市群的拉動效應就要弱一些，主要就是定位還不夠清晰。

　　“西部城市群中除了重慶，成都的作用也不能忽視。“龔偉禮。

　　三個挑戰

　　雖然長江經濟帶11省市的經濟總量在國內經濟發展中佔據重要地位，發揮了中國經濟壓艙石的作用，但長江經濟帶內部省市之間的發展並不平衡，從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依次向西，長江流域的各個地區經濟發展出現了明顯的落差。

　　從東、中、西三大板塊的經濟總量對比來看，東部四省市（上海、江蘇、浙江、安徽）2017年經濟總量佔到11個省市的52%；中部三省市（江西、湖北、湖南）佔到25%；西部四省市（重慶、四川、貴州、雲南）僅為23%。從11省市各自的經濟發展水準來看，江蘇、浙江、安徽、湖南、江西的GDP總量排在前列，雲南、貴州居後。從人均GDP的角度來看，位於長三角的上海、江蘇、浙江要遠高於第二梯隊的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市，人均GDP最高的上海是雲南的3.6倍。

　　龔偉禮表示，除了各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長江經濟帶的城市群目前面臨三個共同挑戰。

　　“第一個挑戰就是，工業化的發展和生態保護之間的矛盾。長江經濟帶有一個突出特性，長江的沿線上有大型或者特大型的城市，但是每一個城市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在上遊取水，下遊排汙。”龔偉禮表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發展，沿海和沿江地區的化工廠都是臨水而建，這成為工業發展的一個特徵，一方面是運輸便利，另一個則是處於安全的考慮。

　　近年來，長江經濟帶的粗放式發展導致資源環境約束日益趨緊，區域性、累積性、複合性環境問題愈加突出。長江經濟帶產業結構重型化特點突出，重化工產業沿江高度密集布局，長江沿江省市化工產量約佔全國的46%，資源消耗和汙染排放強度高。

　　這些沿江的重化工產業園區和企業使長江部分支流汙染嚴重，汙染事故頻發，部分飲用水水源地也存在安全隱患，廢水排放量逐年增加。另外農業水源也面臨很大的汙染威脅，農藥、化肥等汙染性要素投入仍在高位運行，近五年農藥施用強度由0.018噸/公頃略微下降到0.017噸/公頃，化肥施用強度由0.504噸/公頃上升到0.507噸/公頃，區域水環境治理面臨著較大挑戰。

　　實際上，中國的城市群發展的汙染問題與產業更新之間也有著密切聯繫。

　　“城市群發展起來，生態環保問題就受到重視，中國的產業更新路徑跟城市群發展的格局有著密切聯繫，上海、蘇州、杭州的製造業內遷也是受到環保的巨大影響。”龔偉禮說。

　　“第二個挑戰是，各個地方的產業布局怎樣並未真正形成錯位、互補的格局。基本上每個城市都在說，我們要建成金融中心、服務業中心、高端製造業中心，幾乎每一個地方都要開發雲，挖掘大數據，同質化太嚴重了。”龔偉禮表示。

　　“第三個挑戰是，城市的擴張浪費過多資源。”龔偉禮表示，目前的越來越大的城市在資源使用上不是集約有效的，資源在擴張中被大量浪費掉了，工業化發展、城鎮化進程都沒有錯，但是這些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一定要重視、要及時解決。

　　五個趨勢

　　《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圍繞提高城鎮化品質這個目標，提出了四個方面的措施：一是優化城鎮化太空格局，以長江為地域紐帶和集聚軸線，形成區域聯動、結構合理、集約高效、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格局；二是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拓寬進城落戶管道，促進人口流動、產業轉移；三是加強新型城市建設，提升城市特色品質，促進城市發展與山脈水系相融合；四是統籌城鄉發展。加強農村路線、供水、垃圾、汙水等設施建設和環境治理保護，加大扶貧開發力度，提高居民生活水準。

　　龔偉禮表示，在長江經濟帶發展的過程中，不僅物力資源大量消耗，人力資源也存在浪費。他舉了一個例子，中部地區的一個城市，不同的區都在大力爭取同一個企業落戶，有的甚至為了爭奪大企業落戶，給出了超出合理範圍的優惠條件。

　　“還有一個現象也很類似，到地方去調研，會發現每個城市的經濟簡介上，都會突出有多少跨國公司在這裡設廠，實際上放在這裡的只是某個部件的生產廠，但就是這麽一個小工廠卻可以拿到很多優惠政策。這種情況在20年前的沿海東部地區出現過，現在又在中西部地區出現了。”龔偉禮說。

　　頂層設計之下的長江經濟帶，新的變化也在發生。

　　龔偉禮表示，長江經濟帶的發展已經呈現了五個趨勢：一是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二是加強科研投入、推動創新；三是發揮各地區的產業比較優勢，建立一體化大市場；四是建設現代化新型城鎮體系；五是打造對外開放的新高地。

　　在對外開放方面，長江經濟帶沿線有著較大的差異。其中，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上海、江蘇、浙江等地無論是利用外資、對外投資還是進出口，在全國都起到很好的引領作用。但長江沿線的內陸地區，之前在對外開放方面優勢並不明顯。

　　龔偉禮認為，長江經濟帶的沿江各省市要充分把握住自貿區建設、長江經濟帶與“一帶一路”建設深度融合的機遇，不斷擴大開放，推動“引進來”和“走出去”相促進，用國際化發展解決自身轉型更新遇到的問題。

　　考慮到長江經濟帶沿江省市對外開放的基礎和優勢不同，要提升開放型經濟發展水準，因地製宜十分重要。

　　從目前沿江各省市的規劃、安排來看，加大開放力度基本己成共識。龔偉禮建議，上海可以考慮與長江經濟帶沿線的內陸省市建立協作機制，在人才、技術、資金、項目等領域開展交流合作，促進各地區開放型經濟的協同發展；就重慶、成都、武漢等城市而言，應充分利用自貿區這一平台，不斷優化營商環境，吸引更多外商前來投資，打造內陸開放型經濟高地，推動形成新的增長極。

　　“長三角的阿里，大灣區的騰訊，還有京津冀的百度，格局已經形成，企業會自然生長，而且長出了更多的’新苗’。高新科技產業最終還需經過市場歷練，足夠的市場太空和適當的政策乾預，可以更好的平衡區域內經濟發展，避免’拔苗助長’。”龔偉禮說。

責任編輯：陳合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