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最早的報紙《開元雜報》是用手繕寫的。唐代孫可之《讀開元雜報》一文末句說：“因取其書帛而漫志其末”。帛是絲織物的總稱，這就明白地指出，《開元雜報》是寫在絲織品上而不是印在紙上的。過去，曾有人認為，《開元雜報》是印刷的報紙，其根據是孫毓修《中國雕版源流考》上記載：“雲是唐人雕本”，這是不準確的。
一、《開元雜報》究竟是不是印劇品？
誠然，我國唐代已有印刷術。最先明確提到印刷的文獻，是唐文宗於太和九年(835年)十二月初六應馮宿的奏請，為禁止各道私置日歷版所下的命令。馮宿是當時的東川節度使，他的奏章大意說：每年朝廷專管頒布歷日的機關還沒有奏請皇帝批準頌布新日歷，劍南、兩川及淮南道(即今陝西南部、四川，江蘇和安徽一帶)已有人用木板印刷歷日在市場上出賣，這是對上天對皇帝不敬的表現。由此可見當時印刷術在社會上已相當普遍。
唐代《開元雜報》是印劇品，也並非沒有可能。不過，我們也要看到，邸報出版的時間性強，不像日歷那樣穩定；加上孫毓修僅僅是聽“雲”而已，並未親眼看見，而且在這段文字末後，孫毓修又說“墨影漫漶，不甚可辨”，因此，在沒有確鑿的證據以前，我們認為《開元雜報》仍不能肯定是印刷報紙。
二、鏤板印刷的邸報
印刷的邸報可能始於宋代。雕版印刷術自唐代發明以後，到宋代已有相當的發展和改進，雕刻範圍也不斷擴大，成都、開封等地都成為印刷業的中心。
宋高宗紹興二年(1133年)，左右司的進言中提到，為了進奏官頒降皇上賞功罰罪的旨令，乞支出鏤板工墨錢。第二年，大理寺的進言也提到，上省進奏院接皇上賞功罰罪的旨令“鏤板頒降諸路州軍監司，及在京官司”。(詳見《宋會要輯稿》)可見當時鏤板印刷已相當流行。
所謂鏤板印刷，是用梨木或棗木作底板雕刻，每版刻兩頁，刻好後，用刷子蘸墨，正塗於版面，然後用白紙複上，用一無墨刷子刷掃。這種手工印刷方式，一人一天可以印刷二千張。鏤板印刷雖比逐字雕刻費工費時，但比以往全靠手工抄寫，效率高得多了。
三、邸報何時開始採用活字印刷呢？
有文獻資料佐證的是明朝崇禎十一年(1638年)。明清之際的著名學者顧亭林在《與公甥書》中說：
“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並是寫本。”
也許有人會問，我國早在宋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9年)，畢升已發明活版印刷，宋代出版的《毛詩唐風》內有橫置的“自”字，說明那時有的書籍已用活字印刷，為什麽當時邸報印刷不採用活版，而要待到明崇禎十一年，即畢升發明活版印刷後近六百年，邸報印刷才“方有活版”呢？這的確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不過，目前資料奇缺，也無實物佐證，我們只好暫依顧說。
四、“宋體字”
楷書是早期邸報常用的字體。楷體字易寫易認，刻字也比其他字體方便，唐以後歷代統治者都把楷書規定為書寫官府文書和科舉文章的正式字體，刻印書報也多用楷書。到明末清初，刻印楷書逐漸變成一種橫輕豎重的方塊字。由於這種字體是從宋代刻書字體發展起來的，所以大家稱它為“宋體字”。
今天，我國中文報刊大部分採用這種宋體字為基本字體，楷體則常用於刊載專欄文章、評論和編後等部位。
戈公振先生說過：“我國報紙，自明以前多系手寫，隻供少數藩閥縉紳之閱覽。後雖改為手印，然為數甚少，極難普遍。”關於近古報紙的印刷，戈公振說：“嘉道間，報紙多木板印刷；鹹同間，始多鉛印，但印機甚陋，每小時隻印一二百小紙；光宣間，石印機與鉛印機輸入日多，報紙每日可出數千大張，然所用猶普遍之印書機也。”這是對明清間報刊印刷情況的高度概括。
五、我國用金屬活字印刷
過去，不少人認為，現代印刷用的鉛字是從十九世紀初西洋傳教士傳入的，這是誤會。不錯，英國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派他的助手米憐、梁發、蔡高在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時，他們曾在那裡用鉛活字印成一部漢文《聖經》。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英國人台約爾在新加坡製成一套漢文鉛字，隨後搬到香港印刷書報，成為風行一時的“香港字”。
西洋鉛活字印劇木的傳入對中國印刷業後來的發展有過重要的影響。不過，我們也知道，在此以前中國已懂得製造並使用鉛活字了。
明朝弘治末正德初年(1505-1508年)陸琛著的《金台紀聞》說過，近來常州人用銅、鉛做活字，比雕板印刷更巧妙方便。清朝道光十四年(1834年)，湖南人魏嵩在他所著的《壹是紀始》裡說：“活板始於宋，……今又用銅、鉛為活字。”至於用金屬材料製造活字，我國的歷史更早。元朝初年的科學家王禎曾說過：“近世又鑄錫作字”。
可見，我國用金屬活字印刷比世界上較早的德國早一二百年。可惜的是，由於當時金屬活字不容易受墨，排印時又易發生差錯，更主要是封建社會統治者對此未給予必要的重視和支持，因而發展緩慢，未大量推廣使用。直到鴉片戰爭後，西方的石印、鉛印和銅印術逐漸傳入我國，其中的鉛印和石印才逐漸成為我國印刷報刊的主要方法。
六、古代報紙是如何發行的？
關於我國古代報紙的發行，戈公振先生說：“初系贈送不取費，次則雇人兜售，及托商店代售。遠道則以信局為媒介，如是而已。”又說：“嘉道間，報紙多系送閱；鹹同間，報紙多系挨戶乞閱；光宣間，報紙始漸流行，然猶茶余酒後之消遣品也。共和告成以來，報販漸成專業，派報所林立。”
關於古代報紙發行派送的情形，曾在清光緒年間為《京話日報》寫稿的齊如山回憶說：“京報發行的情形，北京城內，所有送報的人都是山東人，都是背著一個用藍色布做成，五尺多長，五寸多寬，兩頭有兜的報囊，囊上釘著白布寫黑字的京報兩字，這種送報人，從前還有由報館雇妥，直接送報的，後來就不多見了。因為他們替報館送報，不肯大賣氣力……所以後來都歸他們自己買報自己送，各人有各人的道路。……他們送報的道路，非常重要，自己老了，可以傳給兒子，若外人想接送，則須出錢買這條道。”
這種送報人都有公會，人心極齊，本會中人如越界送報等事，是不易見到的。京外送報，與京內完全不同，近州縣如通州、良鄉等縣，則可以兩天送一次。再遠如天津等處，則五天一次。如保定府等處，則大約須十天一次，最遠的每月一次。更遼遠的省份，就更不同了。送報人若專靠送報是不能生活的，因為一個府城……看報的不過幾十份，稍僻遠之府城，尚無此數。若縣城則每縣不過幾份，怎能養得活一個送報人呢？那麽他怎麽辦呢？全靠副業。副業的種類相當多，一是代人寄信，二是代人寄包裹，三是代人購買物件，四是也往往代人捎送銀兩。
從齊如山對京報的回憶，我們可以見古代京報發行派送情況的一斑。至於古代官報的發行，一般是由官府的收發文機構扎送，這裡就不贅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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