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海昏侯身後的廣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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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劉賀——《海昏侯新論》上海讀者見面會

主講人：辛德勇（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時間】8月16日（周五）10:30-12:00

【地點】鍾書閣·靜安店（上海市靜安區南京西路1601號 芮歐百貨4樓）

*開放式活動，歡迎參加

2015年11月，江西南昌一座西漢墓園——海昏侯墓的發掘一經公布，瞬間成為全國熱點。南昌漢代海昏侯墓，是我國迄今為止面積最大、保存最好、內涵最豐富的漢代列侯等級墓葬，出土了數量龐大、精美絕倫、信息豐富的文物，包括金器、青銅器、鐵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紡織品和簡牘等各類珍貴文物1萬餘件套，入選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墓主人劉賀一生幾度起伏，19歲由王封帝，僅在位27天被貶為民，再從民到侯。2016年，辛德勇教授《海昏侯劉賀》由三聯書店出版，這是第一部有關海昏侯及其時代的學術研究專著。上市後反響熱烈，被評為“2016中國好書”。

2019年，辛德勇老師的研究新作《海昏侯新論》出版，全書對之前未及詳論的內容以及存在爭議或者新思考的問題進行解答。8月16日 上午辛德勇老師將做客鍾書閣·靜安店，帶領讀者一起走近劉賀。

【作者簡介】

辛德勇，男，1959年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研究，兼事中國地理學史、中國地圖學史和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隋唐兩京叢考》《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舊史輿地文錄》《石室賸言》《舊史輿地文編》《製造漢武帝》《祭獺食蹠》《海昏侯劉賀》《中國印刷史研究》《〈史記〉新本校勘》《書外話》《發現燕然山銘》《學人書影》（初集）《海昏侯新論》《生死秦始皇》等。

海昏侯身後的廣闊世界

主講人 | 辛德勇

*本文據辛德勇教授7月21日北京讀者見面會演講實錄整理

非常感謝各位朋友在這麽酷熱的夏天到這裡來給我支持。剛才張龍先生已經講了，《海昏侯劉賀》這本書出版之後，我接下來做了一些跟劉賀或者劉賀墓出土的文物相關的一些問題的論證。這些論證已經發表的成果，主要體現在《海昏侯新論》這本書中。

我自己興趣有點亂，我關心的問題比在這本小書裡體現出來的還要多一些，但學術研究是一個艱辛的歷程，就是你有一個想法並不重要，如何把你對歷史問題的思考，通過一個艱辛、細致、非常符合學術規範的努力把它論證出來，這個問題更重要。因為這個原因，就是我想到的問題和我在這本《海昏侯新論》裡已經表述出來的東西其實是有很大差距的，就是很多問題我現在思考過，還想做研究，但是一時顧不過來做研究。在這裡發表的是我相對來說考慮的比較成熟的一些想法。當然了，海昏侯劉賀墓的發現是一個橫空出世的重大考古發現，就意味著我們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一個重大的考古發現，橫亙在我們面前。

我們一般稍微了解一點中國古代考古或者歷史文化的朋友都會知道，漢代是以它的厚葬聞名於世的，我說漢代是指西漢，這種厚葬是耗盡無數小民的民脂民膏造成的。但是不管怎麽樣，歷史就是在這樣的歷程中走過來的，通過這種當權者、富貴者，他們利用他們佔有社會的資源，他們厚葬的結果，給我們留下一些可以憑借的資料，我們可以從中入手，更好地了解那個社會，它不一定合理，但是在目前情況下，它畢竟給我們留下了這樣一些資料。

正是本著這樣一些思索，我介入了海昏侯劉賀墓這個重大歷史發現的研究當中。我自己的學術研究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學習的學科是中國歷史地理學，是很狹小的一個、很偏頗的一個輔助學科領域，和它的主流有很大距離。但是，如果認真地對待學術你就會發現，不管是從哪一個方向，哪一個視角切入歷史，你只要真心對待歷史，探討它，它會不約而同從不同方向介入一個歷史的本質。正因為這樣，我很偶爾介入海昏侯劉賀的研究，提出了一點想法，但是我非常感謝包括我們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社會大眾的鼓舞和支持，我的研究雖然做得並不理想，但是，《海昏侯劉賀》這本書出版以後社會各個方面給予我很大的支持和鼓舞。這種支持和鼓舞給了我很大信心，所以後來又做了一些很專門的專題研究，主要發表的東西就體現在《海昏侯新論》裡面。

具體跟各位談一下《海昏侯新論》這本書，對有一些《海昏侯劉賀》裡邊已經提出到的問題，在那本書限於體例一些原因我不能展開的東西稍微展開了，這裡包括為什麽劉賀的後期不能說他去世的原因，就是被篪奪皇位之後，病是什麽病，我推測可能是一種類風濕。還有一些是在《海昏侯劉賀》基礎上進一步展開的研究，兩項我感覺比較重要的。

一個是海昏侯劉賀墓園平面布局形態，它和西漢時期都城的平面布局形態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對於我來說是一個我關心很久的問題。我算77屆的本科大學生，但是77級在1978年春天入學的，我入學之後在1978年2月到西安到陝西師范大學跟隨我的導師，全國最最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學習歷史地理學，我的碩士論文是漢唐期間長安城的交通結構。雖然只是交通，但是我在那個時期對西漢，包括隋唐時期的長安城的很多問題非常關心。其中有一些涉及到中國古代或者說歷史地理學，或者說這種城市歷史地理非常關鍵的問題，我一直思考。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古代都城的平面布局形態。就是考慮二層樓還是三層樓，俯瞰這個城市，平面那些設施怎樣布局。

可能是2016年，第一次去海昏侯劉賀墓的文物在北京首都博物館展覽的時候，我很少很少看文物展覽，因為我不懂文物，我一般不去。但是這次我特別去了，我當時一看就非常激動，心潮澎湃，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看到了海昏侯劉賀墓的展覽，他所展現的海昏侯劉賀墓那個墓園的平面布局形態。這個布局形態讓我一下子向西北回望，想到西漢長安城的城市布局。西漢長安城的布局是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學上，或者中國都邑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學術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派是以在西漢長安城做了多年考古工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長劉慶柱先生為代表的觀點。另一派是以複旦大學楊寬教授為代表的觀點。

楊寬教授認為，中國古代在西漢以前，它的都城的平面布局上，它注重西南角。就是把這些貴者、尊者，簡單地說帝王，他的居地放在城市西南部分。但是劉慶柱先生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我們今天看到以北京故宮為代表的清代都邑以城市中軸線為劃分，是一以貫之的，從上古一直持續到清代的。

我自己讀研究生的時候比較傾向於認同楊寬先生的看法，但是，在這裡面我們需要一些更具體的實證，這個實證就是現在我們網絡流行語，叫實錘。大家知道中國的考古學家經常念叨一句話，叫做“視死如視生”，就是對待死人像對待活人一樣的。這句話給我們的啟發在哪兒呢？我們對待死人的墓園的平面布局，是按照活人在人世上布局的空間觀念來理解的。就是我們只要大家學習歷史，只要大家對歷史文化感興趣就會知道，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地區，歷史文化是在時間的長河中逐漸演變的，沒有自古以來的，自古以來是一個變化的過程，變化就是歷史。我們知道任何一個時間剖面上，任何一個點，只要把時間按照用刀切下來這個剖面上就代表著所有，但歷史不是這樣的，不是所有，是一個變化的過程。

都城這個問題也是一個，它是一個流動的過程。這個過程我們以前一直沒有一個很好的材料證明它。今天的考古學家更多相信劉慶柱先生的觀點，為什麽？劉慶柱先生對漢代長安城做了幾十年的研究，我當年是在西安讀研究生，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劉慶柱先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站的站長，劉慶柱先生對西漢，包括漢代以前西安附近地區的考古做了大量艱辛、細致的工作，成果巨大，給我們提供的貢獻是巨大的。我們如果相信劉慶柱先生這種觀點，我們就一定要排除以複旦大學已故的楊寬先生的觀點。楊寬先生的觀點是基於普通歷史學者閱讀大量的春秋戰國以來的文獻的基礎上，對中國古代城市形態一個總結。今天如果我們廣泛結合自從春秋戰國以來，更早的時候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一些城市遺址看來，情況不那麽簡單，比較複雜。但是我們面對複雜的歷史形態的時候，一定要注意，複雜的面貌呈現我們面前的時候，一個好的學者要能剝離開複雜紛紜變化的外在形態，抓住他本質的問題。今天我還認為楊寬先生非常卓越，他抓住了早期西周以來一直到春秋戰國，不管是文獻記載還是眾多的考古發現，大多數城市的共同的規律，就是按照華夏文明的主導思想，他們重視西南。西南這個方位是貴者所居、尊者所居，這個問題我們一直沒有更好的實際東西做驗證，劉賀墓的發現，重要的意義就在這裡，他第一次給我們一個非常具體的形態。各位朋友看一下，你們可能沒有關心，劉賀的墓園考古學家做了巨大艱辛的努力，整個墓園從外圍一點一點勘察，給我們完整揭示了西漢時期侯這一級的人他的墓園平面形態。大家注意，劉賀的墓在整個墓園的西南角。

這就告訴我們，按照考古學家經常念叨的口訣，叫“視死如視生”，就是劉賀墓之所以在西南角，和西漢長安城裡漢高祖劉邦開始，那個最高的宮殿未央宮就在長安城的西南角。它不是偶然的。漢長安城的修建是複雜的過程，是一點一點先修宮殿，後修外郭城。我們通過劉賀墓的發掘證明不是偶然的，是強烈的社會觀念，這個觀念就是以西南為尊。我很多年以前一直關心這個問題，覺得這個問題大致經歷變化過程，我們跳躍開中間的變化過程，我們會看到隋代的隋煬帝建立的大興城，後代的長安城，城市的中心就是宮城，皇帝處理政務和居處的宮殿是在城市的從東西方向說最中間，南北方向說緊靠著外郭城的最北部。對比一下西漢長安城是歷史性的劇變，這個劇變意味著什麽呢？就是中國古代主觀的觀念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是哪裡呢？就是在西漢，或者西漢以前，包括秦始皇也是這樣，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以後有時間詳細展開。他的觀念裡是敬天的觀念。在西南的方位，我們早晨的時候東方是太陽升起的地方，所以它偏西。晚上的時候要面對北辰，就是北極星，它所以偏南。偏西和偏南基於這樣晝、夜兩種不同形態，人世的君主對於上天、對於蒼天的態度決定的，但是我們跨越中間的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到隋代以後發生的一個歷史的劇變，他們的宮殿叫太極宮，有的殿叫紫宸殿，就是皇帝、老子以天自居了，由敬天到向子民，向我們草民宣誓他就是天。所以歷史的區別，這個區別的過程中一直沒有很好的資料向我們證明這一點，但是海昏侯劉賀的墓發現證明這一點，海昏侯劉賀的墓園的布局，劉賀的墓在西南部，可以很好地證明西漢長安城的城市結構不是偶然的，不是一個偶然的先修了未央宮，後修了長樂宮等等，是按照當時特定的人們共同遵奉的宇宙觀念形成的。這就是這本《海昏侯新論》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

這一點我不多說了，我跟大家說一下，有的時候學者們研究，我們一般的朋友不太接觸歷史研究的時候，更關心學者的廣泛的、宏觀的思考，這些東西大家不是深入研究歷史的人更容易接受。但是，其實歷史學研究很重要的時候，一個艱辛的論證過程，想到什麽並不重要，就是如何把你想到的問題通過一些切實可靠的證據把它證明了，把它闡釋出來，這個才是很困難的。

當然這個事情有的時候是一件良心的事情，就是在今天中國的社會，我更加強調這一點，一個學者，你享受著社會大眾創造的財富，有社會各行各業的人直接從事於社會第一線的物質生產的活動，參與社會物質交流的活動，創造了社會財富，使社會有一小部分人有機會、有條件，可以充分思索，從事一個專門的學術研究，這是我們這些人的歷史責任，我們應該提出一些更切實的東西。當然我做的並不好，但這個問題是一個問題。

另外我稍微說兩句，我在這本《海昏侯新論》裡談到的另一個問題，就是馬蹄金的問題。我一開始沒有認為這是重要的問題。有的朋友看到央視的專題片我也出鏡了，其實很不好意思，後來我跟製片的女士談的時候，她跟我說叫馬蹄金，我覺得不對，這是一個大問題。

金子是引起我們社會對海昏侯劉賀墓出土文物關注的很重要的一個介質，或者很重要的中介條件。這個問題引起大家濃厚的興趣，海昏侯劉賀墓出現的金製品有很多很多，最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所謂馬蹄金，還有另外一種跟它相似的叫麟趾金，這兩個形式比較特別。西漢實行厚葬，後代的小民、草民活不下去的時候，窮則思變，總得想辦法弄點東西，保留現在西漢時期的墓葬非常非常少，海昏侯劉賀墓非常偶然原因沒有被盜，差一點就被盜過，考古學家就介入了，非常完整的墓葬我們看到了。

這個東西用馬蹄金表述的話，就湮沒了一個西漢中期歷史上一個重大歷史事實，就是本稱應該叫做鳥蹄金，這個只是一個字的差別，實質意義完全不同。馬蹄金就是普通的凡馬，大家看到所有馬一樣的東西，但是如果叫做鳥蹄金以後完全不同了，鳥蹄金、鳥蹄翼，就是天馬的蹄子。天馬是什麽我們誰都沒有看著，現實不存在的，天上只有鳥，沒有馬，馬一定在草地上跑的。但是對於漢武帝來說，叫做馬蹄金還是鳥蹄金是完全不同的政治象徵意義的。這個問題之所以要強調就在於我們認識古代的社會歷史，甚至包括我們認識當今人類歷史發展的話，有很多問題我們了解這點，我們就能理解，那些當權者，那些當政者他們為什麽這樣做。所以我們就會知道，叫馬蹄金或者鳥蹄金是完全不同的。我沒覺得這個問題是一個問題，後來因為做這個專題片，大家看到的專題片，那個製片參與的人她請我做採訪的時候，當時採訪問我的時候，我說不對的，它叫鳥蹄金。她說，我們一直叫馬蹄金，我就明白了，包括海昏侯劉賀墓最初發掘的專家組的專家，指導的專家後期他們一直這樣認為，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談一下了。

關於叫馬蹄金或者鳥蹄金，政治背景並不複雜。我們大家關注歷史文物的發現，歷史文物的發現跟我們認識歷史提供了很好的切入點。就中國的歷史，我們從今天看來，從很早很早就有系統的、完整的記錄。這個系統和完整的記錄基本是可靠的，是有一些問題我們需要重新認識，不需要重新認識，就不需要養活那麽多歷史學家了。但是，本質上來說，到今天為止，就是說從上個世紀開始到今天，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發現，可以從根本上顛覆傳世文獻的一種基本記載，這種傳世文獻指包括從《春秋》《左傳》《史記》對歷史的基本記載。所有的考古發現都會大大豐富和加深我們對歷史文化的認識，它是一個很艱辛、很複雜的過程。我們只有抱著非常虔誠的態度，非常非常認真地努力，我們才可以對歷史得出一些超越前代的更加深入的認識。

具體來說，涉及的馬蹄金或者鳥蹄金的問題就是這樣的。如果我們放到西漢中期的歷史當中我們就會看到，叫馬蹄金還是鳥蹄金不是一個偶然的事情，涉及到漢武帝本人他崇信陰陽術數，他利用陰陽術數為他政治服務的種種舉動，這件事情很簡單，大致在元鼎四年，一個河南南陽的老鄉稀裡糊塗把他發配到敦煌附近的地區做一個囚犯，一個刑徒，他自己當刑徒，勞改犯總是不太舒服的事情，就要想辦法回南陽。南陽在當時是很富庶的地區，他想辦法回去，一個偶然原因想到野馬可以做文章。按照古生物學知識，中國今天的所謂的普世野馬是中國野馬滅絕之後重新引進的，中國自古以來在西域，包括河西走廊、新疆地區有野馬，野馬和家馬是有一點區別的。他逮著一匹野馬在水裡生的，這個河南人腦子很聰敏，就報告漢武帝，抓住一匹在水裡發現的馬。正中了漢武帝的下懷，漢武帝說抓野馬不太新奇，漢武帝要把它說成天馬，天馬我們唯一能看到的形象就是東漢甘肅武威出土的所謂馬踏飛燕的形象，天馬大概是這樣的吧。和其它幾個相近的所謂叫天瑞結合起來，其中一個就是同樣漢武帝元鼎四年發現的，今天山西臨汾後土祠那裡發現的一個寶鼎，今天大家知道，那個地方水深土厚，春秋時期的晉國、戰國時期的魏國，一定是古文物的發現，更早西周時期的鼎發現了，但是漢武帝說這個不是，說這個東西是賜的吉瑞，都是元鼎四年發現的，馬也是這年，鼎也是這年，這個期間前後，泰山出現黃金了。自然出產的黃金，就是民間稱的狗頭金，天然巨大的金塊出現了，也在漢武帝時期，大概是元鼎四年稍前一點時間，具體時間沒有明確記載，就是漢武帝時期出現。三件事結合在一起，就鑄造了一種叫麟趾金，像所謂麒麟的腳趾一樣，有點斜坡的，像靴子一樣。另外就是馬蹄金或者我稱為鳥蹄金這種東西，就是圓的。麟趾金是橢圓的，馬蹄金就像馬蹄的，鳥就是天馬，我們稱作鳥蹄金的時候才能體現出漢武帝中期一系列的政治介質。我們認識古代社會歷史現實的時候，要依據一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鳥蹄金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看得著摸著得的具體的東西。

大家知道秦始皇統一中國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重大的變化，但是秦始皇以他血腥的暴政控制這個國家，帶來社會強烈的不適和反抗。這個社會現狀被接受，經過了一個漫長的調試時期，這個調試時期在我看來，從秦始皇二十六年一統天下之後持續到漢武帝太初元年之間，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非常複雜的一個歷史調試時期。這個調試時期過程當中，我們剛才談到的問題，漢武帝元鼎四年開始出現的所謂天馬的問題，所謂寶鼎的問題等等，就是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重要的調試過程當中的重要因素。

劉賀墓地文物發現是一個巨大的發現，以江西的考古文物工作者楊軍先生，我跟他見過，非常優秀的學者，他們做了非常非常好的工作，更加切實和具體，給社會公眾提供了一個機緣。古代歷史跟我們一般社會公眾的距離並不遙遠，這就是為什麽我一直思考，我們作為專業的歷史工作者怎樣讓歷史回歸社會大眾。只要深入做研究，以一個合適的形式講給社會大眾，只要受過很好教育的很大一批人，甚至包括一部分高中畢業以上的朋友，大家是可以接受的。一個非常具體的契機，會引起我們的興趣，讓我們大家更加深入認識西漢中期漢武帝時期中國社會發生了什麽巨大的歷史變化。

關於鳥蹄金的問題，由於一個問題切入，它從學術角度來說比較複雜，從一個具體技術層面，是切入了中國古代從戰國以來到秦漢時期，金幣的形製的變化，外在形態，圓的還是方的，長的還是扁的形態變化。我自己一直沒有研究，因為這個問題，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的以麟趾金和鳥蹄金的特殊姿態就帶著我們思考，我們一定考慮戰國以來的金幣的基本形態是怎樣的形態。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在考古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史學家研究的基礎上，對中國至戰國以來的金幣的外在形態做了一個劃分，這個劃分跟傳統以往的學者，剛才我提到的，不管是作為金幣的貨幣的研究學者，經濟史的研究學者，政治史的研究學者，我跟他們的看法有點不同。其中有一個東西，我跟大家一說大家就明白了，就是圓形的金幣，傳統的學者把小的和大的劃分成兩種形態，但是我一看就覺得，他倆是一樣的。為什麽？小的金幣和大的之間他們差距是1/16，我們稍微年齡大點就知道，傳統中國計量部門是16兩為一斤的，就像人民幣，一元是基本的主幣，一角一分是輔幣，1/16是它的16倍的主幣的輔幣。我本著這個角度做了一個類型的劃分，就是戰國以來，從發現金幣最多的楚國，包括中原地區的韓國、衛國到秦國，這樣一些金幣體系重新做了一個劃分。當然我不知道，這些古幣研究專家或者經濟史專家怎樣看我的研究，我只希望通過自己的偶然的切入點和認識，給這個傳統的貨幣研究提供一點我的思考，僅此而已。

其實做歷史研究是一個很好玩兒的東西，它會帶著你思考。你認識一個具體問題必須有一個總體背景為基礎。稍微跟大家說大一點，我一直非常喜歡清代的乾隆時期的錢大新（音）的研究，不太了解人認為錢大新隻懂做考據，只會做具體材料的比較，其實不是這樣的。乾嘉時期的三流以下的學者或者末流學者，他們簡單對比甲材料和乙材料，錢大新不是這樣，他是對歷史總體的狀況充分有一個了解基礎上，站在總體規律的前提下，克服總結具體的個別的一般的疑難問題。我自己一直非常喜歡錢大新先生這種研究，一直想效法其後努力做一點研究，如果說我這本《海昏侯新論》有一些在學術方法上有一些思索的話，就內在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很多年來我一直堅持的，就是我的工作是解決具體的問題，但是解決具體問題的前提是盡可能關照一個更加廣闊的、更加普通的一般性背景，對一般性背景盡可能做了解的基礎上，對個別的疑難問題提出我的看法。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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