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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叢書編成了,卻造成古書的消亡

作者: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林小靜

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叢書是《四庫全書》,它編纂於清乾隆時期,是古代卷帙最大的一部叢書,幾乎囊括了此前的政治、軍事、歷史、天文、地理、藝術、數算、農學、醫學等各門學科中的珍貴文獻資料,據《四庫全書總目》出版說明載:《總目》共收書三千四百五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書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種,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因而被譽為“中華文化的總匯”、“天下第一書”。乾隆三十七年(1722年),下旨設立了專門編纂《四庫全書》的四庫全書館,簡稱四庫館。

《四庫全書》的編纂人員多達三百六十餘人,其中不乏當時的著名學者如戴震、朱筠、王念孫、任大椿等人,組織和主持者是乾隆皇帝。至於編纂《四庫全書》的原因,乾隆曾作了解釋:“予蒐四庫之書,非德博古右文之名,蓋如張子所雲‘為天地立心,為民生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胥於是乎系。’”乾隆皇帝修《四庫全書》一方面是出於推廣滿清文化政策的需要,便於後世傳閱。另一方面則有著政治意義,參與編修《四庫全書》的不少學者都是漢人,他們的參與是清政府籠絡漢族知識分子政策的繼續。

《四庫全書》的編修歷經十餘年,是一項極為複雜浩繁的工程,它的編纂過程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面向全國搜書,方法是搜遍“名山石室”及國家的各個角落,搜集的內容如乾隆所言是“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等類…無庸采取外,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者”,“至若發揮傅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等,均應收集。要搜遍這些書籍,在當時可不是一件小事,具體搜集事宜由各地負責,當時下令讓各省紛紛將搜集到的圖書運來京師。

《四庫全書》總纂修官紀昀,字曉嵐

但並不是所有的書都符合編修《四庫全書》需要的,乾隆皇帝定下了一條標準:任何涉及反清複明的著作都應銷毀,以 “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因此,搜集書籍也是清朝統治者加強對民間文化控制的過程,四庫館的大臣們根據乾隆皇帝的諭旨編制了禁毀圖書條例,在條例之中的書籍一律送至京師銷毀。為了督促地方堅決執行,乾隆帝曾對不仔細檢查的官員嚴辭斥責。據統計,乾隆時期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余種、六七萬部以上,種數幾乎四庫現收書相持。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四庫而出古書亡。

二、撰寫提要、總序、小序、案語。對收入《四庫全書》的所有古籍,都要求撰寫提要,全書分經史子集四大部類,各部類之首各需冠以總序,以“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領”;每部的小類要作序,以析條目;小類之下,還要再分子目,十分麻煩。

三、抄寫。收錄進《四庫全書》的所有書籍,都須人工抄寫、輯錄,據推算總計二千多萬頁。

四、校勘。因為人工抄寫總歸難以避免錯字和重複,因此抄錄完仍須專人校對。同時,要抄寫的這些古籍,有些經過幾代人甚至十幾代人傳抄,中間不免出現訛誤的情況,因而在抄寫的同時還須對這些書籍內容進行一一校勘,並對所錄用的一些書中有“違礙”、“悖謬”等字句進行了刪改。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成書修成後,收藏在紫禁城文淵閣。《四庫全書》定稿後,為了保存《四庫全書》的完整,乾隆先命人抄寫四份,分放於京師的文淵閣、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後又命人抄寫三分,分放到地方的文宗閣、文匯閣、文淵閣,並對外開放,供讀者翻閱。

參考文獻:

郭向東:《編纂與中國古文獻之劫難》,《圖書與情報》2004年第2期。

葉守法、魏繼嵐:《論的編纂》,《淮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4期。

張明海:《談編纂的目的及其時代特徵》,《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1期。

呂堅:《的編纂與“寓禁於征”》,《社會科學輯刊》1985第3期。

小編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姚天琦 楊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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