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計迎春、蘇熠慧
責編：錢嶽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中國女性在教育上取得長足進步，而女性勞動參與率也保持在70%以上的高位。但另一方面，經濟轉型中部門製解體，原先由部門承擔的各種社會再生產 (social reproduction) 義務（如子女老人的照料）被轉移回個體家庭，並主要由不同階層、代際的女性以各種方式分擔： 城市中產的工作女性的工作 - 家庭衝突日益加劇，承擔了雙重負擔，在上完職場的第一班以後，繼續家庭中的第二班 (Hochschild & Machung 2012)。而這些女性的母親和婆婆們，也許同城居住、也許來自不遠的小城市或者遙遠的鄉村，整裝待發，承擔下一代甚至隔代的撫養勞動。與此同時，在低生育率和商業浪潮的共同推動下，“科學母職 (scientific mothering)”、“密集母職 (intensive motherhood)”等與兒童品質相關的概念在城市中產家庭中盛行。在此背景下，城市女性難以負荷的“第二班”促進了家政業的蓬勃發展。這些家政員工除了少部分國企失業員工，大部分是來自於農村地區的流動女性。
我們的這篇文章主要聚焦來自農村地區服務上海城市家庭的保姆們。她們大多在30~40歲之間，自己在農村家庭有一到兩個孩子，主要由家庭成員（特別是婆婆）來照料。以往家政工人的研究主要從全球化的視角出發，強調社會再生產在世界範圍內的勞動分工，如照料工作的跨國分工—東亞發達地區和歐美國家的菲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從而出現了全球的種族、性別和階級的重新分層 (Lan 2003; Parrenas 2000)。而國內的家政研究大多集中於工作條件和勞工權利方面。我們認為我國轉型期公私領域分離的結構性變遷的大環境，重新型塑了社會再生產職責的分配和承擔。對這種情境的深刻理解，以及建立在這個情境下的理論框架，可以給我們以新的視角從微觀層面深入描述這些農村保姆的家庭生活和工作以及兩者之間的分離、互動、交疊的發展狀況，從而更好地理解背後深刻的結構機制。
我們的理論框架主要建立在Ji，Wu，Sun & He（2017）發表在Sex Roles上的一篇文章（參見繆斯夫人往期推送《從“婦女能頂半邊天”到“男主外，女主內”：中國社會怎麽了？》）。這篇文章闡述了部門製衰退、主流的倡導性別平等的意識形態影響力下降的情況下，公私領域的分離和互動造就了城市工作女性在勞動力市場和家庭中的雙重劣勢地位，形成了女性日益突出的工作—家庭衝突。我們的文章繼續發展了這一基於中國城市情境的框架，將其運用於研究鄉城流動的女性家政工。而照料工作同時包含著家政工人的有酬勞動與家庭主婦的無酬勞動、發生於私人家庭而非常規工作場合，這裡公私的界限不再分明。本文所說的公共領域主要指承擔物質生產（有酬經濟活動）的勞動力市場，而私人領域則指承擔社會再生產（如子女和老人的照料、家務等活動，往往無酬）的私人家庭。我們從農村保姆的故事中，主要梳理出來兩個主題。
1 家政工作對農村保姆母職的重新塑造
一方面，在上海家政公司所接受的“科學”“規範”“標準化”的育嬰訓練提升了保姆們的自信心，加強了她們在自己的日常家政服務和與雇主家庭互動中的權威性；另一方面，她們所接受的與“科學母職”話語一致的訓練，和為城市中產家庭實質上提供的與“密集母職”相適應的育兒服務，使得她們對自己以前在農村的母職實踐產生懷疑。城市裡的有酬勞動使得這些上海保姆們從原本富有經驗的媽媽，變成了過去“有問題”的媽媽，當下不在場的媽媽，和未來尋求“救贖”的媽媽。比如家政公司的培訓師指出這些農村媽媽們的經驗和做法的錯誤性和“落後性”，需要“重頭學起”。而不少保姆們表示，就算“自己做了十年，也不如寫在書上的”，覺得自己以前“傻裡吧唧的”，“不曉得怎麽帶孩子”，“根本不算是帶，就是拉扯”。不少希望把自己在城裡學到和實踐的育兒模式將來用於自己的孫輩，一定程度補償自己過去沒有能為自己的孩子做到的。
2 重疊工作 - 生活太空
和辦公大樓、商場和工廠等在太空上遠離私人家庭的工作不一樣，家政工作發生在城市雇主的私人家庭中。和母親本人的無償照料不一樣，家政工作是有酬的。不少保姆們不僅工作在雇主家裡，也生活和居住在雇主家裡。在這個擁擠的太空裡，工作、生活、生活、工作的界限不斷被試探、協商、突破和重新調整。很多保姆們都在敘述中體現了自己對曾經帶過的城市家庭的孩子的喜愛。這些孩子使她們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帶，和孩子們唱歌、遊戲和互動給遠離自己的孩子和家庭的她們帶來了諸多樂趣和生活的意義。她們認為帶孩子不僅僅是工作，還有比工作更重要的。這裡工作成了生活，生活也是工作。
但是很多保姆們由於自己和城市孩子產生了親密的情感紐帶，而不得不面對城市媽媽的嫉妒，重新調整策略和界限。比如由於孩子和保姆太親了，有一個城市媽媽對保姆說，“你不能這樣帶孩子”。還有一個令人心碎的故事。有一個保姆把一個城裡孩子從小帶到上幼稚園，大概有三四年，媽媽後來還是辭退了保姆，並且不準保姆探望孩子。這個保姆只能在小區的長凳上哭泣，也曾經偷偷透過幼稚園的窗子看一眼孩子，然後悄悄地離開。面對這樣的情況，有一個保姆說，其實一天忙下來，晚上一個人在房間想想，這還是一個工作。
綜合以上兩方面的結果， 我們提出在公私領域結構性分離的大趨勢之下，公私領域的界限並非涇渭分明，一成不變，特別是在照料等領域，兩者的界限往往是重疊交錯，模糊不清的。鄉城流動的農村女性除了受到類似與城市工作女性所經歷的性別不平等遭遇，她們還經歷著農村的家庭和城市的工作的地理上更遠的距離，以及城鄉體制隔離：她們難以同等享受城市戶口的勞動者享受到的各種福利，難以在城市中安家久居。而在現代化的話語體系下，農村和城市、土和洋、傳統和現代化、落後和科學等等都使的農村保姆們處於不利的地位。所以上海的保姆們所經歷的公私領域的結構性隔離和互動比之城市工作女性更為錯綜複雜。
參考文獻：
Hochschild, A., and Machung, A. (2012).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Familie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London: Penguin Books.
Ji, Y., Wu, X., Sun, S., & He, G. (2017).Unequal care, unequal work: Toward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post-reform urban China. Sex Roles, 77(11-12), 765-778. doi:10.1007/s11199-017-0751-1
Lan, P.C. (2003). Maid or Madam? Filipina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Continuity of Domestic Labor. Gender and Society, 17(2), 187-208.
Parre?as, R.S. (2000). Migrant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Reproductive Labor. Gender and Society, 14(4), 560-580.
Su, Y., Ni, A., & Ji, Y. (2018). In the Middle of Separated yet Overlapped Two Spheres: Rural Nannies in Shanghai.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Sun, W. (2008). Maid in China: Media, moralit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bounda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Yan, H. (2008). New Masters, New Servants: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Women Workers in China. California: Duk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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