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美國夫婦的生活態度

凌晨來電

一天，凌晨3點鐘我結束了同三藩市、波士頓、倫敦的電話會議，本想睡個懶覺，不料，8點鐘就被電話鬧醒，是說英語的，從黃浦江對岸香格裡拉大酒店打來，說話人的聲音洪亮、自信、音質清晰。

他是我以前的病人，12年前接受了肝腎聯合移植，2008年9月在天津接受了第二次腎移植術。

他的名字叫比爾（Bill），與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同名。

他興奮地告訴我，世界食品高峰大會（WorldFood Business Summit）在上海召開，全世界的食品工業巨頭都來到上海，他是特邀嘉賓。

他與我侃侃而談，話題覆蓋了世界上所有的大事，根本沒有給我機會詢問他的身體狀況。

頓時，我的睡意全無，與比爾一同討論，最後他約我共進晚餐，介紹我認識一下世界食品大亨。

肝腎功能衰竭的病人

12年前的一個早上，我同芝加哥拉什（Rush）移植中心主任威廉姆斯（Williams）教授一同查房，第一個察看的病人就是剛剛轉進來的比爾。

他肝腎功能衰竭，進入昏迷狀態，生命體征極不穩定，靠多巴胺維持血壓，唯一的救命方法是實施肝腎聯合移植。

芝加哥的數家大醫院均因比爾的病情太重而拒絕為他手術。

威廉姆斯教授指示，把比爾列為器官等候名單中的最優先順序——「IV」級，這意味著48小時內必須獲得器官，否則病人將不治。

深夜，我接到拉什移植中心器官協調員的電話，佛羅裡達有器官。隊伍在醫院門口集合，冰桶、保存液、活檢槍堆進了備份箱，隊伍一行4人奔向芝加哥「中途機場」（Midway）。協調員在路上向我們彙報供體情況，我查看了腦死亡記錄。

20分鐘後，我們踏上了小噴氣式飛機，飛向南方。

早晨，我們帶著裝有肝臟及腎臟的冰桶飛回芝加哥。我換上手術衣，將器官仔細修好，送上手術台，協助威廉姆斯教授切除嚴重硬化的病肝，將健康的肝臟及腎臟移入比爾體內。

比爾甦醒了，移植的肝腎都很好地工作著。

當得知我是參與全過程的中國醫生，他無比高興。他告訴我，1972年他作為尼克松總統的年輕助手第一次到中國，之後，他促成了廣東省的第一條高速公路的融資。他非常感謝我和威廉姆斯教授救了他的命。

術後忙碌工作的比爾

兩個月後，他請我和Williams教授到他芝加哥市中心豪華的家裡吃飯，簡直把整個法國餐館都搬來了。

他侃侃而談，對身體恢復的狀況非常滿意，還提出加入我和Williams教授成立的公司，並願意到中國出差。我覺得好笑，一個終末期病人，還不好好在家休息，我們未置可否。

術後，比爾從政府部門退休，創建了一個諮詢公司，自任總裁，並擔任多家跨國公司的董事。他常同美國議員聚會，還陪同芝加哥市長戴利來中國訪問，他時常打電話給我，問問工作，感謝我給了他第二次生命。

2006年初，比爾太太找到我，告訴我Bill的腎臟壞掉了，是免疫抑製劑的毒性造成的，已開始透析了。

在加州，要等5年才有希望得到供腎，她要我再幫Bill一次。

終於，天津的沈中陽教授為Bill換了腎。Bill對武警總院腎內科張主任的透析及沈主任的手術讚不絕口。

Bill

他身上帶著兩個自己的壞腎、一個美國壞腎、一個中國的好腎及依然工作的移植肝回到了美國。

一天，他邀請我到他的海邊別墅做客，同邀了幾位金融界好友，共同探討中國的高速發展和機會。看著這位60歲的「健康」年輕人，意氣風發，不禁令我感動，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多麼可敬的生活態度，他的精神比我們更健康。

今天，他就在浦東，不是來治病，而是來拓展事業的。

今天，比爾在電話中說：「我們得幫幫伊麗莎白，她病了。」

原來，比爾的太太伊麗莎白昨天從印度飛上海，參加世界食品高峰論壇，在飛機上，她突然感覺眼前出現「瀑布」樣景象，隨後，左眼就看不見東西了。兩年前，她的右眼也發生同樣的情況，急診檢查診斷為「視網膜脫落」，後接受了雷射手術，醫生命令她臥床兩星期。

經驗告訴伊麗莎白，她左眼的視網膜也脫落了，比爾委託我為伊麗莎白找一個好的眼科雷射手術醫生。

我明白，時間對手術的成功很重要。我聯繫了在視網膜疾病領域最有專長的上海第一人民醫院眼科蔡主任，因蔡主任還在手術台上，我們約好中午1點把病人帶過去。

我心裡的不安平靜了許多，馬上撥通浦東香格裡拉比爾的房間，讓伊麗莎白迅速準備，我派司機接她去市一醫院眼科。

夫妻二人的生活態度

伊麗莎白並沒有興奮，反覆問我醫院的位置，當得知要過江，交通很堵塞，她顯然猶豫了。她告訴我，今天下午2點，她有一個主題發言，她不能推，這對她及大家很重要，儘管她明白她的眼睛更重要。她要我把時間推到下午5點以後，或是明天。

我再次給蔡主任打電話，改了時間。蔡主任臨掛電話時囑咐道，讓病人不要活動，最好平躺。我說我會轉達，但我知道伊麗莎白做不到。

我再次被感動了。被這一對美國夫婦以及他們的生活態度感動了，我想你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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