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黃河文化保護傳承弘揚這篇大文章

做好黃河文化保護傳承弘揚這篇大文章

——“扛穩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的歷史責任 推動黃河文化在新時代發揚光大理論研討會”發言摘登

編者按

2019年9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鄭州主持召開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指出：“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要推進黃河文化遺產的系統保護，深入挖掘黃河文化蘊含的時代價值，講好‘黃河故事’，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凝聚精神力量。”這一重要論斷將黃河文化提升到民族複興、文化自信的新高度，發出大力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的號召。8月5日，由光明日報社、中共河南省委宣傳部主辦，河南大學承辦的“扛穩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的歷史責任 推動黃河文化在新時代發揚光大理論研討會”在河南省開封市舉行，與會專家學者圍繞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從考古發現、時代價值、文化品牌、文旅融合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討。本版今日刊發部分專家學者發言摘要，以饗讀者。

研討會現場。河南大學供圖

中原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主根主脈

作者：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從考古發現看，中原地區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經歷了一個孕育、萌生、發展、確立的過程。

距今約6000年開始，黃河中遊地區仰韶文化頗具特色的彩陶對周圍地區影響巨大，其影響範圍南達長江中遊，北抵河套，東到黃河下遊，西至黃河上遊。在中國史前時期，第一次出現了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文化圈。恰在這一時期，中原地區的河南靈寶鑄鼎原一帶，出現了上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集中現象。這一現象發生的時間和地域，與古史傳說中黃帝炎帝集團的興起和活動範圍恰相吻合，當非偶然。

在距今5500年左右，黃河、長江和遼河流域都出現了文明進程加速的情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區域文明（古國文明）。它們彼此競爭、相互借鑒，展現出一幅豐富多彩、波瀾壯闊的中華文明多元起源的畫卷。通過彼此交流，逐漸形成了一些相同的文化因素。例如，作為中華民族象徵的龍的形象在距今6000年到5500年期間分別出現於黃河中遊、長江下遊和西遼河流域。相聚數千里之遙卻存在相似因素，暗示著當時中華大地各區域的社會上層之間可能存在著信息交流，由此形成了以龍的形象為代表的各地區在原始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共同性，而這正是後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礎。

在極有可能是堯所居都城平陽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可以看到來自各地先進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區匯聚，如具有黃河下遊地區特點的陶器、源自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等。正是由於中原地區以堯舜禹為核心的勢力集團先後對其他地區先進因素的吸收，使中原地區的文化充滿活力，不斷發展壯大。

進入夏王朝之後，特別是夏王朝後半期，中原王朝影響力顯著增強。中原與周邊的交流從堯舜時期以對周圍地區先進因素的吸收和匯聚為主，轉變為以對外異塵餘生為主。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是同時期全國範圍內規模最大的都邑性遺址，從遺址的年代、規模和位置判斷，它極有可能是夏代後期的都邑所在。在二裡頭遺址中部，發現了面積達10萬平方米的宮城，這是迄今所見年代最早的宮城，開中國古代擇中立宮制度的先河。在宮殿基址附近的高等級墓葬中，出土了青銅容器、石磬等樂器和各種玉禮器，說明這一時期銅和玉製禮器成為彰顯和維護王權統治的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開後世傳承數千年的中國禮製文明先河。

以二裡頭為都邑的時期，是中原地區文明中心地位確立的時期。在二裡頭遺址，很多初見於陶寺、石峁等夏代之前的都邑性遺址的禮儀性用具得以規範化、系統化、制度化，出現了具有表示持有者高貴身份的大型儀仗用具，初步形成了具有華夏風格的禮器制度。夏代後期以後，中原王朝創造出的禮樂制度對周圍廣闊地區產生了強烈影響。這與夏王朝建立之前各地先進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區匯聚的狀況形成鮮明對照，是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從各地獨具特色的區域文明——古國文明階段，進入以中原地區夏、商、周王朝為中心的王國文明（王朝文明）階段的體現。

商王朝時期，夏代開創的以青銅禮器和玉禮器代表持有者身份的禮樂制度得到進一步發展。殷墟發現的商王武丁配偶婦好的墓葬中，僅青銅禮器就出土了210件，種類齊全、製作精致，反映出商代青銅器製作工藝水準的顯著提高。從全國範圍看，長江上中下遊、黃河上遊和下遊以及遼河流域，都有商王朝風格青銅器出土。一些地區還有一些既模仿商王朝青銅器風格，又具有本地特色的青銅器出土，如江西新乾大墓，這表明商王朝把政治理念和價值觀以及青銅器製作工藝技術傳播到周圍方國。此外，從商代甲骨文可以看出，商王朝的祭祀對象雖然有各種神靈，但祖先崇拜始終佔據主導地位。這對後世產生重要影響，成為中國古代王朝和民間祭祀的主要對象。西周王朝封邦建國，把對廣大地區的統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夏商王朝禮製基礎上，建立西周王朝的禮製，形成了完備的體系，並在周王朝統治的廣大範圍內得到普遍實施。

秦始皇統一中國，把秦國實施的一系列制度推廣到全國，實行郡縣製，在全國建馳道、統一文字、度量衡，中國實現了政治、經濟、文化的統一。

準確把握黃河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關係

作者：李庚香（河南省社科聯黨組書記、主席）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是中華文明的搖籃。黃河文化是中國的主體文化、主流文化、國家文化、民族文化，在中國歷史、世界文明史上，均佔有重要地位。河南是黃河文明的重要源頭和黃河文化的核心區域，是“最早的中國”所在地，是“黃河邊上的中國”。中原文化與黃河文化相生相長、互為依存，共同構成了中國作為文明型國家的內在依據。

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中最具代表性、最具影響力的主體文化。臨黃河而知中國。《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源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黃河流域點燃了最早的文明曙光。自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先民在這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活動範圍不斷擴大，率先踏入文明門檻。進入文明社會以後，從夏朝至北宋，歷代王朝多在黃河流域建都。從古代到近現代，黃河流域長期居於中華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地位。

在歷史發展長河中，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中原文化與草原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在黃河流域交流交鋒交融，孕育形成了多民族長期融合發展的中華民族，締造了“萬姓同根，萬宗同源”的民族文化認同和崇尚大一統的社會主流意識，彰顯出中華民族“和為貴”“求大同”的獨特精神標識。

黃河文化既包括中華民族在農耕文明時代所孕育的優秀傳統文化，也涵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創造的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深層的文化基因，彰顯著中華兒女文化自信的底氣。

中原文化是黃河文化的核心主乾和集大成者。蒞中原而攬古今。“問鼎中原”“逐鹿中原”表明中原在黃河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河南地處黃河中遊，是古代中國思想文化的發祥地。伏羲、炎黃二帝等人文始祖的傳說在這裡誕生並流傳至今，締造了華夏子孫內心深處魂牽夢縈的根親情結。周公在洛陽“製禮作樂”，創儒學道統。二程在伊洛之濱，建立洛學，經朱熹集大成，成為宋元明清中國正統文化的主流和標誌。不僅如此，中國國土疆域基本上都是以中原地區為中心向周邊不斷拓展，並通過人口遷徙、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等傳播大一統的價值理念，使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熔鑄成中華兒女的共同追求與信仰。

從文化區域發展視角看，黃河文化具有崇道、重德、貴禮等整體性、一元性特徵。從上中下遊區分，黃河文化包括河湟文化、關中文化、河洛文化、齊魯文化等，這些文化特點不同，其差異共同構成了黃河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如果說河湟文化具有多民族交融性特徵，關中文化具有重禮法的特質，齊魯文化秉承了“仁德”“王道仁政”模式，那麽，以河洛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則具有外儒墨、內道法的深層文化結構。長期以來，作為黃河文化核心主乾、基本支撐和集中體現的中原文化，蘊含著黃河文明的內容精髓和思想精華，以其生生不息的力量支撐著黃河文化、黃河文明，並為其提供永不乾涸的源頭活水。

黃河文化的豐富內涵及歷史意義

作者：王震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

黃河文化內涵豐富、歷史深遠。一方面，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文化；另一方面，從中國文明誕生伊始到唐宋時期，黃河流域一直是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思想、文化中心和重心。可以從文明誕生到文化基因和性格的養成，再到“自在”的中華民族的形成三個方面來看待黃河文化的豐富內涵及歷史意義。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研究文明起源的一個主流範式是：把聚落考古學與社會形態學相結合，以聚落形態的演進標識社會複雜化進程。中國文明起源路徑可以概括為“聚落形態的三個演進”，即由大體平等的農耕聚落形態，發展為含有不平等和初步社會分層的中心聚落形態，再發展為都邑國家的“萬邦”形態。中國早期文明是多元的，其多元性可概括為兩大河流域——黃河與長江。就黃河流域而言，在其上中下遊都發現了作為上述三個階段三種形態聚落的考古遺址，為我們展現出一部文明起源的真實畫卷，顯現出早期黃河文明的物化形態。

五帝時代是中國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五帝一般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大禹是由五帝時代邦國文明向夏朝過渡型人物。其中，黃帝時期是邁向文明社會和國家的轉型期；顓頊和帝嚳、堯舜以及禹的前期，屬於史稱“萬邦”的邦國文明形態。當時黃河中遊和下遊的格局是：一方面邦國林立，另一方面中原地區形成了強大的堯舜禹族邦聯盟。這樣的聯盟使得黃河流域在多元文明基礎上又出現一個以聯盟盟主所在地為核心的政治中心，這一政治中心構成一種霸權，成為夏王朝的前身。中原地區這個四方族群匯集之地，促成了民族融合，也出現了中國第一個多元一體的複合製王朝國家——夏王朝。

始自夏王朝的中原正統觀是中國歷史上的傳統觀念。它歷經夏商周三代而奠定根基。在對夏商王都的歷史地理考據中，夏朝和商朝的都城都有遷都情況，但其王都均在黃河中遊地區。《論語·為政》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表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在繼承基礎上發展的，由於夏商周的王都均建在中原地區，所以中原正統觀經夏商西周代代相襲，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種傳統。

“大一統”是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它與統一的多民族國家indivisible。一般認為，中國歷史上真正大一統國家始於秦朝，但是夏商西周多元一體的複合製王朝國家結構卻是另一種層次上的一統。從堯舜禹經三代再到秦漢，先後經歷了三種背景指向的大一統觀念，即與堯舜禹時代族邦聯盟機制相適應的帶有聯盟一體色彩的“天下一統”觀念；與夏商西周“複合製王朝國家”相適應的大一統思想觀念；與秦漢以後郡縣製機制下的中央集權的帝製國家形態相適應的大一統思想觀念。這三種背景指向、三個層次的大一統觀念，是歷史發展三個階段的標識。在我國歷史上，大一統的思想觀念對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一直發揮著深遠而積極的影響，構成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基因性要素之一，而建都在黃河中遊地區的夏商周三代和漢唐王朝，是為其奠基的兩個重要階段。

費孝通把中華民族的形成劃分為“自在民族”和“自覺民族”兩個階段，古代屬於“自在”階段，近代以來進入“自覺”階段。民族類型與國家形態結構有對應關係。中國從秦漢開始，國家形態結構變為“中央—郡縣”製，大一統的封建王朝都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大一統的王朝內，有兩個層次的民族：一個層次是作為主體民族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另一個層次是包括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在內的、“正在形成中”的中華民族，相當於費孝通所說的作為自在民族的中華民族。作為“自在”的中華民族的出現是與從秦漢開始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態結構聯繫在一起的，這是一種中央一元化統轄的郡縣製結構。兩千多年來，這樣的國家結構本身使大一統的國家至今具有高度的穩定性，並使國家認同與中華民族的凝聚具有一體兩面的關係。

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聯繫在一起，而從秦漢到唐宋這種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國都就建在黃河中遊地區。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國都，既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凝聚中華民族向心力的同心圓圓心。由此，黃河流域尤其是黃河中遊地區因其國都的地位而成為凝聚中華民族向心力所在地。在這個意義上，黃河文化成為中華民族的根和魂。

以夏文化研究為龍頭 深化黃河文化研究闡釋

作者：江林昌（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特聘教授、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

夏文化起源、發展、壯大於黃河流域的中原大地，不僅是黃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早期發展過程中承前啟後、轉化創新的關鍵環節，具有里程碑意義。夏文化內涵豐富，特徵鮮明，研究好夏代歷史與夏文化，可以更好地深化對黃河文化的認識，更好地把握中華文明綿延發展的特殊性，從而更好地完成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宏偉目標。以夏文化研究為龍頭，深化黃河文化研究闡釋的主要依據包括以下幾方面。

其一，夏文化在中華文明綿延發展過程中發揮了承前啟後的關鍵作用，對於我們探尋中華文明的根與魂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

其二，夏文化是中華多部族文化圍繞華夏文化不斷融合，中華文化多元並行發展向多元一體發展轉變過程中的第一個重要環節，為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統一體的建立奠定了第一塊歷史基石。對夏文化的研究與發掘，對於探討中華民族的形成與演進過程，進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意義。

其三，夏文化是黃河中遊農耕文明與黃河上遊以西遊牧文明長期貨流的第一個創新成果，開啟了歐亞絲路文化帶的序幕，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深厚歷史文化支撐。

其四，以夏禹、夏啟父子為代表的夏部族，在改造自然、變革社會、抵禦外敵的過程中，留下了許多寶貴遺產，其中不乏治國理政的探索與智慧。“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當前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

中原王朝的建立標誌著黃河文化的成型

作者：侯甬堅（陝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教授）

《辭海》將“中原”釋為：“地區名。即中土、中州，以別於邊疆地區而言。”歷史文獻語境下，中原有以下含義：狹義的中原指今河南省一帶；廣義的中原指今黃河中、下遊地區或整個黃河流域。依據史實，中原王朝的含義是指北宋及其以前建都在中原地區並享有歷史地位的諸多王朝。

就黃河文化的發展史來說，中原王朝的歷史語意有其特別的意義。其一，黃河流域是舊石器時代至新石器時代人類的活動中心，之後的上古三代、秦統一後的諸多王朝，皆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其二，許多中原王朝建都於黃河流域，並建立健全禮儀、制度等，均為當時相當活躍並對域內外產生重要影響的文化中心。

人們常說，“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諸多歷史文獻資料，以及20世紀以來的諸多考古發掘資料，是上述概括和比喻的依據。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此處的“河”指黃河。可見，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國家政權，即在黃河中、下遊地區建立。

春秋戰國和秦漢時期的地域爭奪和王朝再建，匯成了一頁頁逐鹿中原的歷史篇章。諸子著書立說，百家爭鳴，宣揚各自政治主張。諸國招徠民眾，廣辟草萊，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積蓄力量，為的是兼並他國。至秦統一天下，漢室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黃河流域及其周邊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加速。東漢班固撰《漢書·溝洫志》稱：“中國川源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樹立了黃河為天下河流“宗主”的地位。《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記漢初天下蕭條，漢廷與眾侯者發出了政治上的封爵之誓：“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認為當以黃河為紐帶，以泰山為礫石，維系“宗子維城”的體系，並傳至後世子孫。

整個黃河流域，西起高聳的河源區，東下諸多高原、平原區，在唐朝之前的長期政治史上，構成了東西政權對立的地理基礎。殷商與早周上下遊對立，後以周武王率軍展開牧野之戰取代商朝而告以結束；秦與山東六國對立，終以秦始皇的統一告以結束；西魏與東魏、北周與北齊上下遊對立，終在隋朝的統一進程中告以結束，從而結束了這種對立的歷史大勢，完成了黃河中、下遊地區政治上的一體化過程，並為隨後的唐朝奠定了極為穩固的統治基礎。

唐宋之間是中國歷史上的變革期，這是以一系列的社會變動事實為基礎的。唐亡後，中國封建社會前期以長安為都城的歷史隨之結束，都城東移至黃河中遊南岸的洛陽，北宋定都下遊南岸的汴京（開封），這是都城變動中兩個較為穩定的點。從中國歷史的開篇到北宋末，伴隨黃河流域政治格局的形成及演變，流域內的文化廣為發展，各種文化競相湧現，蔚為大觀，還有印度佛教傳入，這可以看作是黃河流域諸多文化積累、成長和發展的時期。

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黃河文化河南品牌

作者：苗長虹（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河南地處黃河中遊向下遊過渡地區，在黃河文化孕育、形成、發展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講好黃河故事，河南肩負重大歷史責任和時代使命，其關鍵路徑之一，就是積極探索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黃河文化河南品牌。

構建具有中原特色中國風格的黃河文化價值體系。加強對不同歷史時期黃河文化精神的梳理，總結黃河文化基本內涵和主要特徵，挖掘黃河文化的歷史資源和現代價值。特別是要整合河南黃河文化資源，反映黃河文化的強大包容性、整體性和統一性，爭創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先行區和示範區。

加強文明交流互鑒。以絲綢之路為統領，以彩陶文化、絲路文化為紐帶，以鄭州、洛陽、開封為核心，以史前文化遺產、歷史文化遺產、當代絲路文化為載體，加強國際合作研究、文物國際展示和文化經濟貿易合作，舉辦國際論壇等，將黃河文化放在世界文明發展的歷史高度和經濟全球化新格局中研究和弘揚。

打造全面展示華夏文明歷史軌跡的黃河城市遺址和古都時空隧道。遺址和歷史文化名城蘊涵著黃河文化傳承發展的歷史基因。河南應以突出中原地區歷史發展進程的階段性特徵為要點，做好賈湖遺址、仰韶彩陶文化、雙槐樹河洛古國、洛陽東周王城、漢魏洛陽故城、隋唐洛陽城、開封宋城等保護和展示工作。

構建黃河文化地標體系。黃河文化地標是黃河文化生命系統形成發展演化時空軌跡的歷史載體，具有國家意義、時代價值和典型性、共識性等特徵。黃河文化地標本質上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生命系統、跨越時空的複雜體系。構建這一地標體系，應以沿黃古都文化、黃河山水文化和黃河治理文化為主軸，以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線。

挖掘黃河治理文化。在治理黃河過程中，中華民族彰顯出不屈不撓、頑強拚搏的奮鬥精神。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了黃河歲歲安瀾的歷史奇跡。河南在治理黃河過程中，誕生了親民愛民、艱苦奮鬥、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焦裕祿精神。打造黃河文化品牌，要著力講好中國共產黨治黃故事，弘揚焦裕祿精神，促進黃河治理文化傳承發展。

保護傳承黃河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積極開展自然和歷史文化遺產普查與重點調查工作基礎上，建設好文化遺產項目庫和搶救性調查及保護項目，規劃建設一批黃河非物質文化遺產特色小鎮，實現黃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系統保護和活化利用。

《光明日報》（ 2020年08月21日 11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