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決策"智庫"的經濟學家們講了哪些“大實話”

　　來源：吳曉波頻道  整理/巴九靈

　　“靠大量投資去拉動經濟增長，而大量投資又造成了杠杆率過高。”

　　“過去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下一步要讓市場起作用。”

　　“長期應該逐步淡化並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製分類。”

　　怎麽樣，以上的觀點是不是夠勁暴夠犀利？

　　它們來自於一個頗有來頭的論壇——中國經濟50人論壇，聚集的是一群被稱為中國高層經濟決策“智庫”的經濟學家們。成立20年來，多名論壇成員成為高官，如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財政部長樓繼偉、央行行長周小川等。

　　50人論壇最大的特點就是不搞官場程式，政府官員、經濟學家、企業家集聚一堂，暢所欲言。

　　拿到本次論壇的演講稿後，小巴第一時間整理了這些“大實話”，奉送給大家。

　　吳敬璉

　　經濟學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我想講幾點意見：

　　① 從經驗教訓中總結出，我們今後前進的方向和路徑，來指導今後的行動，這是我們最好的紀念方式。

　　② 改革開放40年的主要教訓就是一定要堅持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

　　這40年中，凡是市場化、法治化改革推進好時，經濟增長的品質和速度都表現較好，人民群眾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較多的提高，社會和諧的這種氣氛就能夠保持甚至改進。改革進行不順甚至出現了曲折時，整個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就會遇到挫折，各方面的進步出現了減慢甚至出現倒退。

　　③ 改革是在一個目標的指導下曲折前進，40年中有很多波折和起伏。

　　21世紀初期，特別是2005、2006年又出現了新的曲折，認為要強調國家的管理，強調國有經濟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現了某些國進民退的現象。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了改革的綱領，對於改革的目標設定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經過每一次曲折，其實我們都上了一個台階。

　　④ 因改革沒有完全到位，經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也沒有到位，所以出現了一些問題。我們把它形容為一種蹺蹺板式的經濟運行狀態。主要靠大量的投資去拉動經濟增長，而大量的投資又造成了杠杆率的過高，造成了系統性風險出現的危險。它的關鍵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夠提高效率，這兩方面的問題都能夠解決。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歸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樓繼偉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

　　我重點講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

　　近年來，我們著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顯現，但是總體來看，改革還是要完善，改革的步伐還有進一步加快的太空。

　　“三去一降一補”是針對產能過剩、庫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過高、短板突出等結構性問題提出來的工作目標和任務，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現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標、任務當手段。“去產能”就下指標，給各省下指標。按理說的是環境標準、安全標準，包括有可能是技術性的這些品質標準，不符合這些標準的要給企業時間改，實在不行就是下指標，就是把目標當手段。

　　這就是采取傳統的辦法，靠行政手段，屬於計劃經濟時代的“關停並轉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因此，下一步推進改革核心要破除製約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體制機制障礙，要讓市場起作用。

　　白重恩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我想回答三個問題：

　　①在市場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況下，我們經濟增長到底是怎麽取得的？

　　②這樣的機制未來是不是還有效？

　　③如果未來會有效的話，未來我們怎麽辦？

　　在普惠制度化情況下，營商環境不完善時，地方政府會為某些特定企業提供特殊的幫助和保護，使得這些企業可以克服不良的營商環境對它發展所造成的障礙，我們把它叫作“特惠模式”。

　　這種特惠模式是否可持續？地方政府除了有激勵來選擇這些有效率的企業來幫助之外，還要有能力。隨著經濟發展，隨著追趕型的特徵越來越弱，要讓地方政府還能有效地識別高效的特惠對象，變得越來越難了。所以我們過去的這種特惠模式，在未來能夠起到良好作用的可能性也就越來越小。

　　特惠制度不會長期有效，我們要盡力完善普惠制度，但是怎麽來提供動力，來完善普惠制度，這是我們特別需要考慮的。

　　林毅夫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

　　我講三點意見。

　　①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學家做了許多貢獻，中國兩個百年目標的實現，經濟學家還要繼續發揮作用。過程中要克服體制性的問題，抓住時代給我們的機遇，繼續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②中國經濟學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進行理論創新。經濟學家要從中國的經濟現象當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可以動員的資源、推動改革前進的動力等，提出新的理論。我們不能辜負這個時代。

　　③中國經濟學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們不僅是要關心中國自己的事，而且要關心世界。中國的崛起、民族的偉大複興，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當大的程度決定於中國的發展是不是給其他國家帶來共同發展的機遇。

　　楊偉民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中央財經長官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

　　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使命，我有幾點個人看法：

　　①從總量擴張到高品質發展。我們必須正確處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關係，少一些集中力量辦大事，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乾預、直接配置。

　　②從不平衡發展到平衡發展。下一步改革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人民需要什麽就改什麽。要通過改革，要以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為導向，通過改革，形成有利於突破核心技術、城鄉區域協調、公共服務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綠色低碳循環的體制機制。特別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權利、保障人權、依法辦事、司法公正的制度。

　　③從所有製改革到產權制度。我認為現代經濟當中相對於所有權，產權更重要，所有權也不是決定社會性質的唯一因素或者決定性因素。產權制度是對所有製的深化，無論所有權是誰，都要明晰佔有、使用、轉讓、租賃、收益等產權，國家既要保障所有權，也應該同等程度保護所有權派生的使用權、經營權、承包權、知識產權等。

　　④從商品市場化到要素市場化。新時代的改革必須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

　　⑤從簡政放權到減政減權減稅減費。減權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減少政府決定資源配置的權力。減稅減費就是要重建地方稅體制，形成中央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才能根本解決土地財政以及房價問題等，降低並簡化增值稅稅率，降低社保的繳費率，逐步取消強製性住房公積金。

　　⑥從調動普通勞動力的積極性到調動創新人才的積極性，在創新發展的今天必須把調動科研人員和企業家等創新人才的積極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許科研人員有科研成果所有權。

　　⑦從國有企業改革到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長期應該逐步淡化並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製分類，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國境內注冊的企業，在法律上要一視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對待。

　　⑧從漸次開放到全面開放。應該形成全面開放的方針，不僅要擴大產業、領域、區域上的開放，更要在思想觀念、結構布局、體制機制上來擴大開放。

　　胡鞍鋼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

　　南方在崛起是非常大的一個趨勢。進入本世紀以後，南方國家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了55%。從1820年到2000年，就是南北大趨異的時代，現在進入南北大趨同的時代。

　　中國對全球的貢獻，特別是促進南北方差距的縮小，是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的一個目標。中國確實是在本世紀初提出抓住20年的戰略機遇期。

　　從今後的發展來看，要為全球特別是南方國家的崛起創造和提供戰略機遇期。我們還是可以為他們通過減免關稅，包括基本上對最不發達國家的實行零關稅，能不能覆蓋到低收入國家甚至中等收入國家，給他們提供更大的中國市場，也包括了我們現在在非洲的技術轉移等。

　　李揚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

　　隨著整個經濟大的格局發生變化，國進民退比較突出，大致四個原因：

　　①整個形勢今年穩中有變，這個變還不小。首先受衝擊的是民企。

　　②最近幾年三去一降一補，使得產業鏈條相對的優勢地位發生變化。因為供不應求，國企在上遊賺得不得了，但廣大的民企是在中下遊。

　　③民企靠影子銀行來融資，但資管新規的推出，影子銀行受到了抑製。

　　④事實上對民企依然是有歧視的。

　　這一輪我覺得民企需要尋找國企做庇護傘。國進民退在中國也出現多次，這次出現也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我覺得借這樣的機會要認真考慮，如果在這樣一次浪潮裡，不認真落實國企改革的基本戰略的話，過兩年後果是比較令人擔憂的。

　　盛洪

　　經濟學家

　　總結一下中國市場化過程就是兩點：

　　①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煥發出了巨大的效率，財富的湧流。

　　②在市場化的初期，政府面對顯著轉變，還是按照過去的參照系去分割國民收入，比例比較低。但隨著市場化的發展，政府分割國民財富的機制沒有得到有效的約束，這種分割比例是越來越高的。

　　從2010年到現在，一般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已經增長了12個百分點，同時土地財政和勞保等這些方面構成了巨集觀稅負。製造業上市公司的淨資產收益率在降低，企業的利潤邊際已經被減沒了，甚至是負數了，這個數字是從2012年開始就是這樣，現在越來越低。

　　我們要提出一個警告，我國巨集觀稅負已經高到了可能會使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 

　　王一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國改革有一個鮮明的特點——雙軌制基礎上的漸進式改革：先農村後城市；先在國企外圍培育體制外力量，再倒逼國企改革；

　　這帶來一系列的後遺症：

　　首先，新體制的成長和舊體制的衰亡相互製衡，存在政府對資源的配置過度乾預的問題；其次，深化市場化的改革要求市場配置資源，政府讓渡權力，往往會遇到阻力；最後，漸進式改革容易導致腐敗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所以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向單軌過渡，下決心向市場化、法治化的方向逐步地推進，明確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現在約束機制逐步在強化、健全，但激勵機制沒有很好地去建設，改革實際要建立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涉及到產權的激勵，可能是最好的激勵方式。

　　許善達

　　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

　　國家的科技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間的定位需要重新思考一下，科技應該有這麽四個重要的定位需要我們明確：

　　①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創造財富是非常重要的。

　　②科技在財富的分配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③真正的軍事實力裡科技佔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④現在在國際的政治、國際的外交，甚至包括軍事、經濟，各種國際關係裡邊，科技的影響越來越大。

　　我想今後對於中國科技的發展在國民經濟中的定位，和如何能夠發展得更快、更好，這個問題需要很好地來研究一下。

　　劉曉豔

　　易方達總裁

　　市場對深化改革的呼聲比以往更強烈，一方面我們在推動生產要素的有效應用，另外一方面生產要素在發散，沒有在聚集。有四個方面值得考慮：

　　①改革規範的目的和目標是什麽。

　　②各個部委、各個條線的改革措施都應該更加統籌一些。

　　③整個過程當中要對歷史性的問題有一些尊重。

　　④法治沒有問題，科學立法，非常歡迎用法治。為什麽有些政策一出現會覺得嘩然，誰在解釋一些行政規章，怎麽樣做到更科學的立法，這是我們法治化的前提。

　　吳曉靈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理事長兼院長

　　新時代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為人民幸福安康、國家文明強盛而奮鬥的時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讓國家全面進入法治軌道，讓《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能夠得到充分保護，讓人民選舉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權下依法行政。

　　近年來，司法改革取得了進步，但離讓人民群眾從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還有不小的差距。未來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過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穩定社會預期，增強社會信心。讓國家全面進入法治軌道，才能有效防止貪腐。

　　新時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要把黨描繪的藍圖付諸實踐，讓全國人民能在陽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張曙光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環境對於一個人的學習和成長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正可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個人如此，一個國家也是一樣。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改變了國際戰略，對發達國家開放，與發達國家為友，向發達國家學習，也推動了國內體制和政策的調整。結果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明顯改善，以至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之列。這就是40年的基本經驗和基本路線。

　　就此而言，對於中國來說，中美貿易摩擦絕非好事，從中國的長遠發展考慮，我們不應當只顧眼前的進退得失，而應當做出必要的讓步，以便達成妥協，盡早結束爭端，改善外部環境。當然，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為此需要對內外政策做出必要的調整。

　　管濤

　　原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

　　CF40高級研究員

　　我的發言主題是“改革開放的藝術”，講四點意見：

　　①改革開放要大膽設想、小心求證，中國漸進性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深水區、攻堅戰，對於很多問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這些看法涉及既得利益集團處於不同的立場。

　　②任何政策的變化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要區分政策調整的後果和意外的衝擊。有的時候改革政策調整不一定有決定的對錯，最後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政策，取決於最後是不是做成功。

　　③改革開放預案比預測重要，改革開放涉及利益的調整，那麽會有很多這種變化。

　　③改革開放要講求協調配套、整體推進，實際上大家爭論得比較多的就是條件論和次序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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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劍嵩